复兴社大太保评价蒋介石：他有三个命根子，被十个人抓得紧紧的|康泽|戴笠|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

提起老蒋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曾任复兴社湖北省分社干事兼书记、河南省分社干事兼书记的起义将领肖作霖十分了解并写清楚了——沈醉跟肖作霖相比，只是个“后生晚辈”：沈醉在姐夫余乐醒介绍下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余乐醒虽然也算得上大特务，但却不是复兴社核心成员，就更别提位列十三太保了。

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十年以上的曾扩情和康泽虽然是十三太保中人，但曾扩情不善言辞，康泽的《复兴社的缘起》又比较大而化之，更注重复兴社组织架构和职能介绍，对太保们的具体言行描述不多，比如肖作霖的回忆更详实尖锐。

曾扩情比康泽更早特赦，写的东西也不少，比如《黄埔同学会始末》、《西安事变回忆》、《何梅协定前复兴杜在华北的活动》、《川陕甘边绥靖主任公署的反共措施》、《记成都解放的经过》、《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内幕》、《我的一生》，我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能找到很多，但他是不是复兴社大太保，我们还得看肖作霖和康泽的回忆文章。

沈醉在回忆录中说曾扩情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肖作霖既不反对也不完全同意：“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而其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出是哪十三个人。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葛武棨、梁干乔、萧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酆悌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十三太保”总不外乎是这么些人。（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政协《纵横》杂志1983年第二期肖作霖回忆）”

肖作霖与沈醉的说法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名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正备受老蒋宠信或不太信任但很重用的，也就是四大台柱子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还有桂永清、胡宗南、郑介民这七个人而已，其他“太保”，包括曾扩情在内，大多被边缘化，酆悌还因长沙大火被老蒋下令枪毙了。

曾扩情绝非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大太保，因为他虽然是黄埔一期毕业、年纪较大资历较老，但能力并不出众，虽然他给很多重要人物当过秘书，但沈醉说他“有点天真可爱”，也就是做不成什么大事，而且胆子比较小，他和沈醉一同在重庆学习改造期间，误以为换地方就是要拉出去枪毙，吓得坐在大通铺上裤子都湿了——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描述得十分详细，但曾扩情毕竟已经作古，而且不是巨奸大恶，我们就没有必要讲他的糗事了。

据康泽和肖作霖回忆，胡宗南绝不是排名靠前的太保，也没有在复兴社担任过重要职务：“滕杰、贺衷寒、刘健群、酆悌、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继任过书记长，刘健群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轮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则始终固定任特务处长。”

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中详细介绍了复兴社成立经过和骨干成员的职务，我们细看之下就会发现，这个集团最初实际是在贺衷寒家里三次开会后才敲定的，该社以老蒋为“社长”，“中央九干事”贺衷寒居首，以下依次是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其中既没有戴笠也没有胡宗南。

复兴社十三太保自然是以贺衷寒为老大，曾以“老大”自居的“螟蛉子（非黄埔生）”刘健群只是个过客而已：“他没有获得过掌握实权实力的职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在他两度任书记长期间，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他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过一场，但这却只能表明他不过是这组织中一个插科打诨的重要丑角，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

看起来复兴社人员也比较擅长互相取绰号：刘健群是螟蛉子跳加官，曾扩情和萧赞育是药引子生姜、甘草，桂永清头脑简单是打手，潘佑强和葛武棨是一对活宝蒋干、汤老爷（京剧《一捧雪·审头剌汤》中的丑角，严世蕃门下的贪官奸臣），滕杰、周复和杜心如表面“贤良方正”，实际就是三个“副末（插科打诨的滑稽角色）”。

那些生姜、甘草、丑角和活宝，大多在复兴社消失后被边缘化，最受器重的就是打手桂永清——“绝对服从，指东打东、指西打西”，最后还当了“海军司令（戴笠也想当）”，活着的时候是二级上将，死后追晋一级上将，而最有野心的“老大”贺衷寒却因为在西安事变时站错队而被老蒋打压，再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实权。

贺衷寒曾与陈赓、蒋先云并称黄埔三杰，跟我方很多高层也有过交往，但大多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他彻底倒向老蒋，但却有自己的野心，那就是想像老蒋一样掌握兵权，并且有了自己的“政训系”，俨然要与张群的政学系、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陈诚的土木系分庭抗礼：“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赣‘剿总’宣传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居。”

贺衷寒被老蒋刻意隔离在军队之外，但他的小集团却又不少军政大佬，肖作霖说贺衷寒与萧赞育、邓文仪、刘泳尧、袁守谦、张镇的关系特别密切，潘佑强、杜心如也对贺衷寒很靠拢，最后就连桂永清和周复也被贺衷寒拉拢，这就引起了老蒋的警惕和猜忌：“像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小集团，在复兴社的领导层，就理应居于操纵把持的垄断地位，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了。无奈复兴社是蒋介石亲自直接掌握的，酆悌、康泽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的，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实力，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的野心。”

贺衷寒的野心无法实现，就难免要起二心。他知道自己跳不出老蒋的手掌心，就专心集中全力搞他的政训系统，以复兴社和黄埔系“唯一理论家”身份不断撰文、演讲，在复兴社和整个黄埔系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威信，然后就想借西安事变的机会做掉老蒋：“如蒋一死，他就会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和真正目的。不料蒋竟然得释，他便大受冷落，从此一蹶不振。”

实事求是地说，在黄埔一期生中，贺衷寒也算出类拔萃者，但他的才能用错了地方，备受冷落后，也就毫无顾忌地在私下对老蒋进行剖析和批评，他明确告诉肖作霖：老蒋有三个命根子，被十个人抓得紧紧的，“外人”是很难插上手的。

贺衷寒之所以“失宠”，据说除了在西安事变时野心暴露，戴笠也没少打他的小报告，正好肖作霖于1941年从西北调回重庆闲置，两个无所事事的人经常借酒浇愁，说话也就“掏心窝子”了。

有一天贺衷寒邀请肖作霖带家里吃“腊狗腿”，肖作霖喝高了，大醉之后大骂老蒋昏暴。

贺衷寒虽然也有八九分醉意，但头脑依然有些清醒：“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

贺衷寒的分析，读者诸君看着可能也有些道理：“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陈立夫陈果夫）弟兄。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