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头过后，一切照旧|小吏|巡抚|清朝|知县|知府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清朝嘉庆九年，湖南武陵县，当地发了一场大水。

洪水无情，毁田淹坝，粮食减产，百姓很不好过。

朝廷体恤，给武陵县衙门拨了白银四万两，用来赈济百姓。

钱到了武陵知县董如冈手里，董如冈没着急发下去，他是琢磨盘算，这笔钱，到底是朝廷白给的，还是说借的。

白给的，在清朝叫散给，就是说这笔钱，不记账，朝廷不会查，发完了就完事。

如果这笔钱是散给，那操作空间很大，朝廷发了白银四万两，董如冈如果胆子大，他可以贪污掉一半甚至更多，然后把剩下的用来赈济百姓也没问题，反正这笔钱不受监管，没人查。

借的钱，在清朝叫拨给，拨给就是说，这笔钱是走账的，每一笔花到哪儿了，赈济给谁了，都要签字画押，而且之所以说是借，就是说以后老百姓有钱了，是要把这笔钱还给朝廷的，朝廷也会随时查账，董如冈胆子多大，他也不敢贪。

当然这个事情的活动空间也很大，到底是散给还是拨给，也就是上头湖南省一句话的事儿。

董如冈自然是希望这笔钱可以散给，那为了促成这个事情，董如冈就派出了自己的手下的一个小吏，叫做蔡升，叫蔡升帮自己办这个事情。

蔡升很有本事，他到了省城之后，跑了很多的单位，拜见了很多的官员，他是四处送礼，四处打点，在多人帮助之下，终于把这笔钱变成了散给。

变成散给之后，董如冈就可以大胆贪污了，当然本案的重点不在于董如冈到底贪污了多少，而在于董如冈竟然会把这么重要，如此难办的事情，交给他手下一个寻常小吏。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小吏啊，他就不寻常。

董如冈官居六品，按理说他是武陵县的一把手，但其实他当时上任才不过一年多，他是人生地不熟，武陵县的很多地方，很多单位，门朝哪儿开他都不知道，董如冈做知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有事找蔡升。

这不是董如冈个人能力有问题，清朝的州县官员，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属于异地就职，而且干的时候都不会长，三五年，一两年，反正很快就调走了，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有时候连当地人的方言都听不懂，就更别说摸清当地的情况了，而且有时候就算是摸清了，也没用了，因为也任满了，该调走了，所以他们必须要任用这些出身本地的小吏。

这些小吏，往往是世代任职，父传子，子传孙，本地的情况那都是门儿清，而且他们有人脉，各衙门之间的小吏的关系盘根错节，董如冈要到省城去，他区区知县，谁他也不认识，他办不成事儿，他只能让关系更硬，背景更深的蔡升去办。

这样事情就很诡异了，知县手握官印，但能办事的钥匙却握在小吏手里，权力名义上属于知县，但其实权力已经被小吏给承包了。

另有一桩也是湖南省的案子，发生在湖南湘潭县。

湘潭县的知县叫做陆豫，但是他马上就要调走了，来接班的是新知县周宁远。

陆豫走的时候，他就找到周宁远，说我在任的时候，湘潭县衙门里的库银，我亏损了一些，你到任了，你记得帮我遮掩一下。

怎么亏损的？那不重要，贪污挪用都有可能，反正账目上的钱少了。

想一下前任的烂账，那跟我现任有甚关系？我凭什么帮你背锅抗雷？

但是您别说，这个周宁远，还真就把陆豫的亏损隐瞒了下来。

为什么？因为陆豫在官场上有后台，他是湖南巡抚高杞的人，而周宁远能接替陆豫做这个知县，正是高杞安排的。

高杞为什么安排周宁远做知县？答案是陆豫推荐的。

也就是说，陆豫利用自己的后台帮周宁远谋求了职务，而周宁远则用隐瞒亏损来回报了一波陆豫。

周宁远干了几年，他也离任了，新知县叫王有年，王有年到了湘潭县之后，他一看，这库银不对啊，两任知县在库银这块都有烂账，都没处理，王有年没有派系，没有后台，他可不想担责任，赶紧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了上级长沙知府，长沙知府倒是有心管，但知府说，你这个事情啊，你得汇算清楚，有一个明确的账目，你要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才行。

王有年新官上任，这些东西他大略能懂，但细枝末节，具体工作，他也做不了，于是他就指派衙门里的两个小吏来做。

耐人寻味的事情发生了，王有年前脚把活儿派给俩小吏，两个小吏就都不约而同的生病了，所以工作进度很慢，俩人是一拖再拖，竟然直接就拖到了王有年离任。

您看，没有小吏，王有年连这么个事情都做不成。

那小吏为什么不配合王有年？这些小吏干了有几年了，陆豫，周宁远都曾是他们的领导，他们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要是细查，得罪人不说，保不齐自己就要被查进去。

哎，知县是流动的，早晚要走的，但小吏是固定的，知县是名义上的领导，但小吏才是实际上的话事人。

朝廷设置的这一套异地任职，流动任职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是怕知县在一个地方待长了，他培养自己的势力，在地方弄自己的小朝廷，但这么做的副作用就是，大部分知县到一地，他始终是一无所知的状态的，他只能依靠小吏，甚至是依赖，依赖就意味着被架空，被架空就代表了权力的流失。

我们再问，董如冈为什么贪污？陆豫为什么贪污？除了他们本身人品道德有问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清朝知县的俸禄是很低的，只有几十两，可作为一个地方官，官场要应酬，差旅要开销，上下要打点，这都是要花钱的，要花钱，首先你得有钱，想有钱，首先你得挣钱，而知县想要捞偏门，来点灰色收入，他还是要依靠小吏。

从乾隆晚期开始，清朝的贪污腐败案件就层出不穷，贪官非常多，为什么？

因为皇帝的打击并不严厉。

嘉庆四年，嘉庆还莫名其妙的出台了一条新规，说官员贪污一千两以上，只要查获后能把这些赃款交出来，一律可以免死。

上文的陆豫，贪污都是数万两级别的，在银子的购买力极强的清代，这种数额都是贪污大案，可最后被判的也不过是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而且只要他们交出赃款，大概率可以放出来。

清朝的制度上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后来这两个案子是怎么查出来的？是因为湖南换了新的巡抚，是新巡抚查出来的，如果是高杞一直在任，这些知县可能都不会有落马的那一天。

整肃贪腐，不靠制度约束，而靠人事变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风头过去，一切照旧。

文章开头的那个董如冈倒是嘉庆皇帝亲自判了死刑，但皇帝没有意识到，光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贪污不是说杀掉一个贪官就能儆效尤的，正如董如冈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不过是大清官场上的一个节点，砍掉一个节点，链条还在，下一任知县来了，他是不是也会贪？是不是也要靠蔡升？

有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嘉道中衰的主要原因就是贪，但作者窃有不同的意见，中衰的原因不是贪，而是散。

权力散落在小吏的手里，责任反而散落在几年就换一批的官员手里，知县想办的事情，他自己办不到，朝廷想救的灾，也同样是救不到百姓手里。

赈灾，钱拨下去了，可谁能知道这钱到底怎么花了？想要追查亏空，那不好意思，查不下去，因为总有人在你不熟悉的领域还不配合你的工作。

皇帝说我很努力，平庸不是我的错，皇帝天天批奏折，读圣训，杀贪官，皇帝累的够呛，但皇帝就是没有办法把那些散落在各地，各衙门，各小吏手里的权力，真正的收回到朝廷手里。

这两个小小的案子，真正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在于，不是董如冈贪了多少钱，也不是陆豫挪了多少钱，而是，小吏蔡升，他凭什么就能帮助知县办这么大的事儿，而那些装病的小吏，又怎么敢和新知县抗衡叫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