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的徐州，寒气还没退尽。淮海战役刚刚落下帷幕，铁路线上到处是被炸毁的桥梁，城里的老百姓却悄悄在打听一件新鲜事——原国民党将领李明扬，带着部队往贾汪方向去了，而且还是“起义”的名义。消息一传开，不少人直摇头：这个在苏北折腾了十来年的人，怎么忽然转了向？

要说清这件事，就绕不开另外一个时间：1950年4月，上海。一位刚过花甲之年的老人，在家中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老人就是李明扬，客人则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这一场看似寻常的祝寿之行，其实把前前后后十多年的恩怨、合作和误解，都一点一点翻了出来。

陈毅进门，话没寒暄几句，就主动提起当年的旧事，说起十年前李明扬五十大寿，自己还托人送过寿礼。“那时候嘛，抗日要紧。”他笑着说。话音刚落，李明扬脸色微变，接话很快：“惭愧，那之后我们还翻脸不认人，跑去打郭村。”一句“惭愧”，其实藏着不少复杂心思。

陈毅摆摆手：“这要检讨什么？历史这个东西，不打不成交。”他语气轻松，却顺势点了一个名字——李长江。这个名字一出，屋子里的气氛稍稍一顿。因为当时正在李家借住的，正是这个李长江。

战时情谊，旧部投敌，新旧政权转换，再加上个人性格的局限，一层层叠在一起，才有了后来那句评价：“大事明白，小事糊涂。”这句话如果只看字面，似乎有些调侃意味，但对照李明扬一生的转折，多少还是说在了点子上。

一、从“袍泽”到“二李”：老资格的来历

时间往前推几十年。1912年前后，赣地军营里一个年轻兵弁刚刚入伍，他就是后来名声在外的李长江。而同一时间，30出头的李明扬，已经在陆军步兵第十团任团长。两人真正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一个是长官，一个还是小兵。

李明扬出生于清末，赶上了辛亥革命那一波风潮，也算“起步早”。后来在北伐军中做过团长、师长，还担任过江苏省政府委员、保安处长，资历相当深。民国时期的《新江苏报》创办人包明叔在《抗战时期东南敌后》中，曾把他和李烈钧等人相提并论，认为其“革命历史”不算短。这个评价略有拔高，但说他是老资格军人，并不为过。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明扬在李宗仁统辖的第五战区任专员，兼任游击司令。徐州失守，他撤往南方，投奔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时任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表面上笑脸相迎，心里却颇有戒备——来的是个资历老、在地方有号召力的，既不好压，又不好弃。

权衡之后，韩德勤把他安排到泰县。那时的泰县，是苏中地区一个比较尴尬的地带：离前线不远，却又被多方势力挤在中间，既谈不上重点经营，也算不上彻底放弃。泰县县长张维明反倒挺高兴，觉得以李明扬的名头，也许能把当地抗日局面撑起来。

1939年前后，得到桂系方面的支持后，李明扬在泰州开始大规模扩充武装，成立“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自己担任总指挥，老部下李长江任副总指挥。根据当时的材料记载，短时间内，他就在泰州一带拉起两三万兵马，打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在这段时间里，“泰州二李”的称呼就渐渐传开。李明扬主外，更讲一点政治分寸；李长江主内，冲在前线，也常常因作风强硬惹出事端。两个人一文一武，看上去配合默契，实际隐患早埋下了。

泰州部队起初在抗击日伪上确实出了不少力，打过几场漂亮仗，地方民众也把他们当成“抗日队伍”。但形势很快发生变化。新四军北上苏北，苏中地区多了一支新的主力。天上只有一轮太阳，地上却不可能只容一支队伍。同一区域内的武装，彼此之间，难免会有撞车。

二、三次拜访与一把指挥刀：新四军与“二李”的短暂相合

新四军挺进苏北，是1939年之后逐步展开的。陈毅当时兼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一支队司令员，肩上的担子不轻。面对苏北这种多方势力交错的局面，既要对日伪作战，又要尽力团结地方抗日武装，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

听到泰州“二李”的名头后，陈毅起了争取之意。他亲自三次前往泰州，希望能把这股地方武装纳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框架之内。只是，刚开始的接触，并不顺利。

1939年8月，陈毅派人通报，说要上门拜访。消息送到泰州时，李明扬并没有准备亲自见面，而是先推了李长江出头，打算观望一阵。李长江去见了面，回来一番汇报。听完之后，李明扬还是有所触动，他对身边人说：“陈毅是新四军的虎将，在江南抗日有名，不能怠慢了人家。”态度有所变化，说明他并非完全拒绝接触。

真正促成双方关系缓和的，还有一件很现实的事。彼时，李明扬的老乡王敬久升任军长，愿意支援他一大批军火：步枪子弹10万发、盒子炮子弹2万发、迫击炮弹5000枚。这些弹药对泰州部队来说，等于续命粮。问题在于，物资要从江南运到苏北，中间得穿过多道日军封锁线，还要经过韩德勤控制的区域。韩德勤惯于“无利不起早”，截留克扣几乎是板上钉钉。

琢磨来琢磨去，李明扬意识到，单靠自己的人马，既难保证安全，又守不住弹药。他想到了新四军，脱口一句：“人家在江南有部队，又跟日本人打过几仗，长江上的路比我们熟。”于是他写了一封亲笔信，托属下陈玉生——这位时任第三纵队第八支队队长、同时也是中共党员——转交给陈毅。

陈毅收到信，爽快表态：“这点忙，新四军帮得上。你代我向你们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问好。”说得很干脆。他随即抽调两个连，配合王敬久处，将十多万发弹药和炮弹安全护送过江。几天时间，物资便完完整整运到了泰州，没有少一箱。

这件事对李明扬的触动非常大。他深知这种规模的支援，用脚趾头也能想到风险不小。于是他主动发出邀请，请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到泰州来，算是当面致谢。陈毅本就有联合抗日之心，此番更是不愿错过机会。他特意准备了一把日军指挥刀，打算送给李明扬。宴席上，这把刀被郑重其事地拿了出来。

李明扬看着这把刀，心里其实明白，这是一个象征：新四军把从侵略者手里夺来的东西，拿来当见面礼，表明态度。他接过刀，态度也随之明确，表示愿意在抗日上与新四军合作。这一刻，双方关系有了一个短暂的高点。

遗憾的是，这种默契没有持续多久。1940年前后，国民党高层内部对新四军的态度逐渐强硬，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些人开始蓄意挑起摩擦。地方上，韩德勤与桂系将领李品仙等人，暗中酝酿联合行动，把矛头对准了新四军。

就在这个微妙时期，日伪军趁彼此防范之机，出兵吴家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派叶飞率挺进纵队回师，与日军打了一场硬仗。由于吴家桥一带已经暴露，叶飞部队为保存实力，只能撤到泰州附近的郭村休整。

叶飞带兵进了郭村，地形相对有利，又能就近观察泰州动向。对新四军来说，这是权宜之计；对泰州方面，尤其是警觉性较高的一些军官来说，却刺激不小。李明扬当时对新四军已有一定信任，认为叶飞只是暂时休整，顶住了不少反对意见，同意其驻扎。

但“二李”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李长江等人早就对新四军不满，加上与韩德勤之间有暗中勾连，一听说新四军部队离城不远，便按捺不住。他们打着“防止新四军扩大地盘”的旗号，谋划趁机开战。意见闹到不可开交，李明扬一气之下干脆离开泰州，回避这场风波。

李明扬一走，军中制衡力量顿时少了一半。李长江趁势掌握实际指挥，开始筹划对郭村的新四军发起进攻。

1940年6月28日，局势终于爆发。李长江率部扑向郭村，自以为兵力不少，可以一战。却没有想到，新四军战绩累累，战场经验、指挥能力都远在其上。更要命的是，他内部出了问题。战斗中，地下党员王澄率机枪连起义，陈玉生所部也在战场上倒戈，这两股力量一动，战局立即逆转。李长江部队从优势变成劣势，只能仓皇向泰州退去。

新四军见势，乘胜追击，一路打到泰州城下。按常理，趁势拿下这座城市，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陈毅下令全线收兵。这个决定，放在今天看，颇有几分“忍下来”的意味，当时却是经过反复权衡：从战略上讲，“二李”仍然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尤其是李明扬。如果一口气把泰州拿下，外界很容易把“内部矛盾”扩大化，影响抗日大局。

不久之后，李明扬回到泰州，派人主动向新四军做出说明。陈毅方面则派出了资历很老的朱克靖前往会谈。两人并非陌生，当年北伐时，李明扬在第3军任副军长兼师长，朱克靖就在这支部队里做政治部主任，算是旧识。彼此熟门熟路，谈起来也容易些。

后来爆发的黄桥决战，是苏中战局的关键一仗。韩德勤孤注一掷，企图挽回颓势，却被新四军打得兵败如山倒。而在这场战役中，李明扬按此前与陈毅的约定，始终按兵不动，没有趁机掺和。他的部队因此被完整保留下来。日伪方面则对他更加痛恨，多次出兵攻泰州，想要把这支“不听话”的武装拔掉。

1945年6月3日，泰州城北靳家谭一带的水面上，李明扬乘小船行动，被日伪巡逻艇发现后俘虏，押往上海关押。那段时间，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周佛海曾亲自出面劝说，希望他合作。李明扬态度坚决，拒不答应。几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他获得释放。

胜利之后，蒋介石重新起用这位老资格将领，任命其为第十战区副司令兼淮南行署主任。从职务来看，不算边缘位置。只是局势已经变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新的战争即将展开。

三、“大事明白，小事糊涂”：起义前后的抉择

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二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李明扬坚持对日伪不合作，哪怕被关押在上海，也不松口；而李长江却投向日伪。不过即便如此，日伪方面对这位旧地方武装头目也缺乏信任。1943年，日伪在扬州设宴邀请李长江，席间下毒。人没当场死，但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一段经历，说残酷也不为过。

在那之后，如果没有李明扬在背后照应，李长江能否在战乱中活下去，很难说。老上级念旧情，自己也多次为其向各方说情。这种看重袍泽的性格，一方面体现出人情味，另一方面也埋下不少麻烦。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局势愈发明朗。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腐败、官僚问题日益突出，这一点，李明扬并非看不见。他对很多做法并不认同，但又不愿轻易决裂。那几年的心态，大致可以概括为一点：不满意，却还抱着一丝幻想，希望双方能通过谈判收场。

1948年年底，战局对国民党极为不利。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试图推动和谈。有人想到李明扬——他在苏北有基础，又与陈毅旧识，或许能在两边之间搭一座桥。于是，李明扬以“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身份，受邀前往解放区，与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接触。

1949年春节前后，他到了华东方面，与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等人会面。双方谈了不少，包括当时的战局、可能的政治安排以及对地方武装的政策等等。谈判最后没有达成所谓“停战协议”，这一点并不意外，但对李明扬来说，他对中共的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这一点，为他后来的选择打下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2月他宣布起义时，并没有预先与解放军方面做周到的联络。这件事在当时颇让人意外。既然前脚刚刚接触过，按理说，如果要起义，应该提前沟通；但他却是自己先做了决定，率部直接行动，然后把部队拉到徐州贾汪的解放区。这种做法，看似冲动，又带有一点“自作主张”的成分。

对这件事，陈毅的态度是高兴居多。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华东战场接连失败，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选择起义，对解放军来说当然是好事。陈毅特意设宴为李明扬接风，场面自然不缺热络。

到了1949年9月，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李明扬作为起义将领之一，受邀赴京参加。在北京期间，有一个重要场合，给他留下极深印象。毛泽东邀他一同游览天坛。几天之后，在一次集体接见起义将领的活动中，毛泽东提到他，轻描淡写地评了一句：“李明扬是大事明白，小事糊涂的人。”

这句话，表面上像是随口一说，其实蕴含着相当清晰的判断。所谓“大事明白”，至少包括这几点：对抗日大局，他选择不与日伪合作；在黄桥决战关键阶段，他按约定按兵不动，没有去趟浑水；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时，站到了新政权一边。而“小事糊涂”，大致可以从他对李长江等旧部的态度，以及一些犹豫不决的举动中看出来。明知旧部问题多，却迟迟不肯狠下心，甚至在郭村之战前后，也缺乏果断处理。这种性格，既有旧军人的人情依赖，也有时代局限。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明扬在上海定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做了一件颇受关注的事——把家中积蓄全部捐出，说是要“帮助国家买飞机”。当时在起义将领中，他的捐款数额排在前列。这一举动，并不是宣传口径中的修饰，而是有具体数字可查。对一个出身旧军界的人来说，这种表态力度并不低。

1962年，一部反映新四军苏北抗战历程的影片《东进序曲》上映。片中人物众多，其中有一个角色影射李明扬。看过电影后，他心里不太舒服，觉得自己的形象被简化、被贬低。想了想，他还是拿起电话，直接拨给陈毅：“陈毅同志，我今天看了《东进序曲》，里头有几处不太确切，好像有点看低了我。”

电话那头，陈毅笑声很爽快：“师公，电影就让它那样吧。编剧是秀才，对那段历史未必都清楚。我们这些人，可从没把你当外人。几十年的交情，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几句话说完，气氛缓和下来。李明扬沉默了一会，情绪慢慢放下，对这件事不再计较。

从年轻军官到地方武装首领，从抗战岁月的“二李”，到解放前后的起义将领，李明扬这一生，绕不开“选择”二字。抗日阵线中，他在大方向上压对了；内战时期，他在局势明朗之际转向新政权；对旧部，对旧情，却始终难以彻底割舍。仔细看，那句“大事明白，小事糊涂”，并不刻薄，也不奉承，而是一个复杂时代里，对一个老军人性格和命运的冷静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