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提高农村养老金的讨论又火了。
昨天看到公众号新乡土上的一篇有关农民养老金的讨论，指出了所谓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八个误区”。这篇文章具体内容我总结一下大概是几点，首先是大家提到的“农村养老金”一词，显然不是很准确。其次，农村养老更多的是子女的问题，即使提高养老金，可能也解决不了农村养老的问题。最后，提高农村养老金的呼吁可能是有人打着财政和国企收益的主意，会给财政带来很大的负担。
对于吕德文教授的观点，我持保留态度，在本文我同样有八点想和吕德文教授商榷：
1.名字叫什么不重要，重点是农民养老金是一项福利
吕德文教授称，“农民养老金”的提法具有误导性，但在我看来，无论称之为“农民养老金”还是“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本质都是国家为农村老年群体提供的社会福利，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称谓本身，这个东西不论是叫农民养老金、农民社保、农民社会福利，这些称谓之争都不重要。如今农村农民的养老金水平，在现在的消费水平看来确实是比较低的，这才是大家想聚焦的问题。
2.京郊农村的调研情况，能代表总体的农民状况吗？
吕德文教授在文中用团队京郊农村调研的情况，来推断全国农民的养老现状“不是养老金的问题”。
我们得了解一点，北京市的农村养老金标准显然是在全国前列的，根据北京人社局的标准，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998元，也就是近千元。显然，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农村养老金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我虽然不了解吕德文教授在京郊农村的调研情况，但是我得指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养老金近千元的京郊农村老人仍然存在着互助养老的问题，不等于全国广大地方的农民不需要提高这个养老金，哪怕提高这个标准到北京农村老人的一半，即500元。
福利水平较高的地区仍然存在问题，不等于其他福利水平较低的地区不需要这个福利。生活上的匮乏，仍然是大部分地方农村老年人面临的问题。
3.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边际效益很高
这里我要提到边际效益概念，边际效应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投入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对于农民养老金而言，其边际效益之所以很高，是因为农村老人的养老金低，而农村的消费也低。提高农村农民的养老金水平，每个月多两百、三百块钱，显然能够让他们多买一些米面油，甚至买一些电子产品和其他生活消费品，这对农村老人来说，却是生活质量的质的飞跃，也能较大地促进我们社会的消费。
相比之下，我国机关工作人员养老金水平较高，甚至比现在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的工资要高，在社保的现收现付制度下，低工资的年轻人工作支付给机关工作人员的高额养老金， 年轻人垂头丧气、死气沉沉，老年人活力满满，这真的合理吗？七八千、八九千每月的养老金，又能花出去多少呢？
前几年全国养老金总体水平每年提高2%到5%，机关工作人员每年能多拿到一两千，而农村的养老金却也基数较低的基础上提高相应的比例，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4.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同样有财政补贴
吕德文教授提到，所谓的“农民养老金”虽然数额较低，但基本来自财政资金；而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虽相对较高，却并非源于财政拨款。哪个群体“占了国家便宜”？基本事实是清楚的。
这个事实是“清楚”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同样离不开财政补贴的支持，只是补贴的形式和渠道与农民养老金有所不同。根据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相关报告及公开数据测算，2024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人均财政补贴约1.65万元/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均财政补贴约0.38万元/年，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要覆盖农民）人均财政补贴约0.24万元/年，结合2024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提高20元的政策，中央财政下达相关转移支付约1.1万亿元。
而且，国家每年都会对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进行上调，2024年全国上调比例是上一年度的3%，调整所需资金部分也来自财政补助。
可见，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并非“不依赖财政拨款”，相反，其人均财政补贴远高于农民，吕德文教授对这一基本事实的了解，显然是有一点问题的。
5.社保基金和政府支出是两本账
吕德文教授提到，有些地方财政再紧张，即便延迟发放公务员工资，也不能拖欠养老金——这被视为底线问题。
这句话显然把我们地方的一般支出的账户和社保基金支出的账户混淆了，似乎发不发养老金，是地方的决定，也是上级的恩赐。但是，发放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的发放这完全是两码事。
我国财政体系分为四大核心预算账户，一般公共预算账户、政府性基金预算账户、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账户和社保基金账户。四大预算账户相互独立、分别编制预算，公务员工资主要是来自一般公共预算账户，而社保基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
也就是说，即使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社保也同样按时、准时发。挪用社保资金给公务员发工资，在流程和制度上就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省级财政牵头管理，省级人社部门统筹，市县一级只负责经办。以前我们见到的挪用社保资金，还是当时管理较为不规范所致。
6.大家更关注的是“不公平”的问题
当前我国养老保障水平呈现明显的差距，2024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为6600元，企业职工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为3400元，而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月均养老金仅约240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是农民的27.5倍，企业职工也是农民的14.2倍。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养老金不仅有个人和单位缴费，还享受更高比例的财政补贴，甚至机关事业单位的“视同缴费”基数高达社平工资的2倍左右，而同期企业职工的视同缴费基数仅为社平工资的1倍。农民群体则长期处于保障洼地。相比于“农民道德奉献论”，这样的不公平感，才是公众呼吁提高农民养老金的核心原因。
7.提高农民养老金真的会给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吗？
这也是我的这篇文章中最关键的一点，对社保的补贴资金大头来自中央财政。让我们简单算一笔帐，提高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会给财政带来多大的负担？
目前我国7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约5400万人，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从163元/月提高到500元/月，财政每年将增加约1577-1734亿元的额外支出。新增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1.09%-1.20%，属于可控范围内的适度负担。和中央财政整体的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对比，这大概是1.25万亿元的12.6%-13.9%，新增的支出约为现有养老金转移支付的1/8。
而目前我国的国家财政相比于美国、日本国家是要健康许多的，把7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提高养老金提高到500元，在财政上是完全可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吕德文教授在文中提到了一句话：
在经济上行期，增加养老金确实有助于刺激消费；但在下行期，增加养老金不仅难以刺激消费，反而可能加大政府财政压力，危及社保基金安全。
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经济上行期，我们很少看到专家教授对一些地方大而无当、大上快干、大量浪费的项目高声疾呼“财政问题”，对这些明显浪费的财政开支进行社会监督；而在“经济下行期”的现在，当有声音呼吁要提高我国人民的福利水平时，“财政”这时候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了呢？难道说，财政只有用在福利上的时候才会有问题吗？
8.财政赤字是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常态，而社保基金早已入市
吕德文教授在文中称，“如何算账，是一个关键问题。有人打起了国企收益、财政赤字的主意，以此来提高养老金。权且不说是否可行，就是可行，是否到了必须要动用这些资源的时刻？”
吕德文教授的意思似乎是，用财政赤字和国企收益来提高养老金，得不偿失，可能也不太可行。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在绝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都是常态，合理的财政赤字并非“洪水猛兽”，反而能通过定向投入民生领域，补齐保障短板、拉动社会消费，进而推动经济良性循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常通过适度财政赤字，加大对养老、医疗等民生事业的投入，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2026年我国财政政策明确为更加积极有为，这也就意味着要增加相应的赤字
至于“打国企收益的主意”这一点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我国部分国央企的股权已经划转到社保基金，在2024年，还出台了《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股权及现金收益运作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社保基金持有股权的管理。
多年来的国企的股票分红，一直是社保基金的重要补充来源。这里的股票分红，可以说完完全全是“打国企收益的主意”。这个做法既符合国企的公益属性，也能为养老金提标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撑，不存在“是否必要”的疑问。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