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年轻时锋芒毕露，到老却活成缩头乌龟的文化人？说的就是胡适。三十年前他敢对着全民崇拜的孙中山开炮，连上帝都不放眼里，喊出那句惊掉所有人下巴的话。三十年后自己二十多1960年9月的台北，军警直接冲进雷震家把人带走，安的罪名是“包庇匪谍”。雷震办的《自由中国》，敢说当局不爱听的真话，是当时台湾新闻自由的招牌。消息传到美国，正在开会的胡适听完当场愣了半天。他只对着记者说了一句，十年来《自由中国》都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话听着硬气，可也就这么一句，再没别的动作了。
年的老友被当局抓了，他连一句公开要求雷震是跟了胡适二十多年的老友，当年办这本杂志还是胡适亲手取的名字。现在老友落难，胡适也就做了两件不痛不痒的事。给陈诚发了封电报，说这事办得“不甚明智”，劝当局别落个摧残言论的骂名，私下跟人念叨自己大失望。真要他站出来公开喊一句放人，他不敢。
放人的话都不敢说，连探监都不敢去
后来有记者问他，要不要去监狱探监。胡适摇摇头说，我就不去了，他应该知道我在想念他。这话听着，莫名让人心酸。谁能想到，三十年前的胡适，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1929年的上海，国民党刚统一全国，风头正劲，孙中山被捧成了没人敢说一句不好的国父。当时有个上海特别市的代表提了个离谱提案，只要党部说谁是反革命，法院不用审直接定罪。胡适看到消息直接炸了，提笔就给司法部长王宠惠写信骂这种荒唐做法。这封信想公开发表，结果直接被媒体扣了下来。
胡适没罢休，直接在《新月》发了篇《人权与约法》开炮。他说要定约法划清政府的权限，普通人就算告到国民政府主席头上，也得有处说理。更狠的还在后面，他直接点名批评孙中山，说国民党这套做法搞出了绝对专制，连思想言论自由都没了。最后扔出一句当时惊掉所有人下巴的话：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那时候的胡适，真的把言论自由这事刻在脑门上。汪精卫请他当教育部长，他直接回绝，说要保持独立身份，当个政府的诤友。他以为凭着一支笔一肚子道理，就能真的监督政府，改变点什么。可理想碰上现实，往往脆得像一张薄纸，一戳就破。
1949年胡适去了台湾，他还想着继续当自己的诤友。可蒋介石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诤友，只是个撑门面的花瓶而已。1958年他回台湾当中央研究院院长，表面风光无限，蒋介石给他盖小洋楼配进口家具，看着客客气气。可谁当家谁说了算，大家心里都门清。
后来雷震想组反对党，直接撞在了枪口上。蒋介石日记里都写了，不能按言论偏激办他，就得按匪谍定罪。雷震被抓之后，胡适在美国急得团团转，除了发封电报说这事影响不好，啥硬话都不敢说。等到雷震被判十年，胡适也只敢对着记者说一句，十年刑期未免太重。
后来蒋介石召见胡适，胡适硬着头皮提了一句，这三个月政府办的这事，在国外反响很不好。蒋介石脸色直接沉下来，对着胡适说，我俩向来感情好，这两年你好像只信雷震，不信我们政府。胡适当场就慌了，赶紧摆手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当年敢把上帝孙中山都拉出来批的人，连一句我相信朋友都不敢说。
有人说胡适晚年这是“相忍为国”，话说得挺体面，可个中憋屈，只有他自己知道。雷震入狱之后，胡适不敢公开探望声援，只能偷偷托人带信。雷震65岁生日在牢里过，胡适亲手抄了一首杨万里的诗送给他。
他说这是自己最爱读的诗，可只能偷偷送进去，不敢让外人知道。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告诉老友，我知道你冤，我记着你。可这句话，只有雷震能听见，外面的人听不到。
还有件事挺耐人寻味，胡适晚年在美国跟周策纵聊天，突然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被外力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要知道鲁迅从前骂了胡适十几年，什么难听话都讲过，胡适从来没还过嘴，日记里连一句坏话都没写过。苏雪林写信骂鲁迅心理变态，胡适直接把苏雪林训了一顿，说评价人要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
后来许广平编《鲁迅全集》遇到阻力，胡适还主动站出来帮忙疏通，挂名当编辑委员。很多人说，胡适晚年是把鲁迅当成了镜子。看着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再看看自己一辈子把“容忍”挂在嘴边，心里头肯定不是滋味。鲁迅晚年的无奈和孤独，胡适其实比谁都懂。
1962年2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胡适跟客人寒暄告别，突然身子一晃仰倒下去，后脑磕在桌沿上，走得特别快。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好了，我们好了，大家好了。没人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解脱，还是和这个疲惫世界的告别。他走的时候，雷震还在牢里。
跟胡适相交多年的唐德刚说，胡先生对雷震这事一直内疚得不得了，他本性里的懦弱，在雷震案里暴露得明明白白。说他是百无一用的老秀才，说起来可怜。胡适这一辈子，从敢批孙中山的斗士，变成困在小岛上连朋友都不敢见的孤独老头，其实也说不上谁对谁错。
他就是太爱惜自己那身羽毛，真到要站出来拼命的时候，那身爱惜了一辈子的羽毛，反倒成了捆住他的绳子，让他飞不起来。可他也不是全是让人失望的地方，鲁迅骂了他一辈子，他还是帮着出《鲁迅全集》。雷震进了监狱，他还偷偷写信安慰，这些事没人宣扬，他做了也没打算让别人知道。
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天生的斗士，只是个心特别软的文人，只是生在了一个容不下柔软的时代。他走的时候，兜里还装着一张纸条，写着自己葬礼的要求，不许开吊不许念经，不要花圈，入殓穿长衫，连死都想走得干干净净，不麻烦任何人。很多人都在问，如果当年他没碰这些政治糟心事儿，一辈子安安稳稳在书斋教书做学问，晚年会不会过得舒服一点？
参考资料：人民网 胡适晚年的精神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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