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在四川合江城关镇的临时刑场里，63岁的夏之时抬头望了一眼阴沉天空，嘴里只吐出一句话：“我问心无愧。”枪声随后响起。五天后，他的名字被贴在布告栏，罪名是“组织策划土匪暴乱”。这位曾经的川边军阀、早年的革命志士，就此草草收场。若把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他与董竹君的传奇婚姻仍在众人茶余饭后被津津乐道，说起来谁也想不到会落到这一幕。
1929年春节后不久，成都下着冷雨。午后，董竹君赤着脚冲出夏宅，披散长发，一边在窄巷里躲刀，一边喊“救命”。围观者最初以为是普通家暴，没想到竟牵出一对风云人物婚姻破裂的序幕。这一年，她30岁，他42岁。两人因观念冲突、性格激化走到边缘，直接导火索却只是女儿教育问题。夏之时重男轻女，说出“女娃死了就死了”这种话，瞬间将相敬如宾撕个粉碎。
董竹君带四个女儿连夜坐船东下，那艘老旧蒸汽轮上堆满麻袋，她和孩子们缩在角落，身上只剩几件换洗衣。旁人看她狼狈，她却咬牙不让女儿掉泪。到上海后，她当掉皮大衣、高跟鞋，又摆过路边摊，甚至典当小提琴换学费。很多街坊后来回忆，她在弄堂口掰半块馒头给孩子，自己喝冷水充饥，转身仍挺直背脊。
有意思的是，夏之时并非没挽回。他托戴季陶、范少杰两位老朋友在南京约见董竹君。茶馆里热水壶扑腾响，他开门见山：“只要你回川，一切照旧。”董竹君端杯默然。戴季陶劝道：“夫妻总有磕碰，别忘了当年他救你出火坑。”她轻轻一句：“我可以吃苦，不能没尊严。”短短十四字，堵住所有劝和之口。
两人最终签下五年分居协议。夏之时甩笔冷笑：“五年后你养不活自己，乖乖回来。”谁料，分居第二年，董竹君拉到2000元借款，租下静安寺路一幢楼，创建“锦江茶室”。她亲自选料、亲自招呼客人，小店竟凭一壶咖啡、一曲留声机音乐迅速火起来。到1935年，茶室扩成锦江饭店雏形，华界洋界名流都来捧场。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一夜战火。饭店遭轰炸停业，董竹君转而加入难民救济，弄到一车一车粗粮。战乱中工厂倒闭，荷包见底，她曾想卖血周转。试想一下，一个女子撑着残破饭店、四名正在读书的女儿，还要供年迈父母医药，这种压力常人难以想象。不过，她挺过去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易手，她又巧妙周旋于多方势力之间，用饭店微薄盈利养活数百名员工。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夏之时在川滇边地的坎坷仕途。1938年，他因投靠川督张群，被迫离开成都转入西康。政治旋涡中，他与唐则吾成婚，52岁再得一女，取名夏国琪。表面风光，内里却风声鹤唳。1949年后，西南剿匪紧张，他夹在旧部与新政权之间左右为难。为了自保，他曾写信给已成大企业家的董竹君求助，但信送达时，她正忙于向政府移交饭店，压根无暇也无意理会。
1950年春，川东局势不稳，地方武装四起。夏之时被指为幕后主谋。调查仓促，定罪仓皇，当年10月即步入刑场。此时的董竹君已在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临行前她把上海两家锦江饭店并为一体，无偿捐给国家。消息传来，熟悉他们的人不免感慨：昔日“成双蝶”，终于一南一北，天人两隔。
值得一提的是，夏之时并非一无是处。辛亥革命后，他追随蔡锷入川，曾率军入藏，勘定川滇边界，年少封将，同袍不乏敬佩。正因如此，他的结局更显悲凉。直至1962年，当局复查四川早期土匪案件，才确认原判失当，但那时尘埃早落，墓草已生。
相比之下，董竹君的人生则在战火与商道中愈显坚硬。1951年，她在北京受周恩来总理接见，被赞“巾帼不让须眉”。1957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仍以促进妇女教育为己任。她的四个女儿各有建树：大女儿夏佩珍进入联合国机构，二女儿夏国瑛协助创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夏国琼成为中国第一代钢琴家，最小的夏国颉则投身医学。母女们的合影里，没有珠光宝气，却能看到那股不服输的倔强。
很多年后，谈及前尘往事，熟人问董竹君是否后悔当年离家之举。她沉吟片刻，说了句四川话：“路错了可以回头，骨头弯了就挺不直了。”言罢，只轻轻摩挲手中那只旧搪瓷杯，杯壁早被茶垢染得发黄，却依旧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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