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体系中，“留养承祀”是一项体现“仁政”的制度。
罪犯若家中有年迈父母、祖父母无人赡养，或无其他子嗣传承香火，可申请暂缓执行刑罚，留在家中赡养亲人，待亲人去世或有人接替赡养后，再继续服刑。
“留养承祀”制度源于儒家“孝悌”思想，正式确立于顺治年间，完善于康雍乾时期。根据《大清律例·名例律》规定，留养的适用需满足三个条件：
其一，罪犯所犯罪名非十恶不赦（如谋反、弑亲等），判处死刑以下刑罚（流刑、徒刑、杖刑等）；
其二，家中有七十岁以上年迈父母或祖父母，且无其他成年子嗣（十六岁以上）赡养；
其三，罪犯本人是家中唯一赡养人，若其服刑，亲人将无人照料。
罪犯被判处刑罚后，可由本人或家属向地方官府提出申请，地方官核查属实后，层层上报至督抚，再由督抚奏请朝廷，经刑部复核批准后，方可准予留养。
留养期间，罪犯需接受地方官和保甲的监督，不得离开居住地，不得再犯新罪；若亲人去世或有其他子嗣成年，需立即赴狱服刑。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山东曲阜汉民王五因盗窃邻村财物被判徒刑三年，其家中有七十九岁老母，无其他兄弟姐妹。
王五申请留养后，地方官核查属实，上报朝廷获批，王五得以留家赡养母亲，直至三年后母亲去世，才赴狱服完剩余刑期。
对于汉民中的死刑犯，若符合留养条件，还可获得“缓决留养”，甚至减免刑罚。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河南汉民赵六因斗殴致人重伤被判绞监候（死缓），家中有八十岁老父无人照料。
赵六申请留养后，刑部复核认为其“罪非十恶，亲老丁单”，奏请乾隆皇帝批准，将其改判为流刑，准予留养，待父亲去世后再赴流放地。
这些“仁政”却不适用于回民身上。清廷在制定留养制度时，特意加入了针对回民的例外条款，将其排除在留养范围之外，形成了“汉民可留养，回民不准留养”的司法双轨制。
康熙年间，回民犯罪的留养申请仍有零星获批的案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甘肃河州回民马德因盗窃被判流刑，家中有七十岁老母无人赡养，马德申请留养后，甘肃巡抚核查属实，奏请朝廷获批。
雍正年间，随着西北回民起义的零星爆发，清廷对回民的猜忌逐渐加深，开始限制回民的留养资格。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下谕：“回民习性顽梗，犯罪后若准留养，恐滋生事端，嗣后回民犯罪，除情节轻微者外，其余不准申请留养。”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起义爆发后，清廷对回民的高压政策全面升级，司法歧视也进一步固化。
乾隆皇帝下旨：“回民新教叛乱，实为心腹之患，凡回民犯罪，无论罪名轻重，无论亲老丁单，一律不准申请留养，著为定例。”
随后，这一规定被纳入《大清律例》，明确记载：“凡回民犯盗窃罪、抢夺罪、斗殴罪等，虽有亲老丁单，不准留养；若犯谋逆、叛乱等重罪，加重处罚，更无留养之理。”
无论是轻罪还是重罪（除极少数过失犯罪外），回民罪犯均不得援引留养制度，即便家中有孤老幼童无人照料，也需依法服刑，亲人的生计只能听天由命。
嘉庆、道光年间，回民“不准留养”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大清律例》补充规定：“回民结伙犯罪，无论首从，不准留养，回民与汉民共同犯罪，回民不准留养，汉民若符合条件可准予留养。”
这一规定将歧视范围扩大到共同犯罪中，即便回民在犯罪中仅为从犯，也无法享受留养待遇，而一同犯罪的汉民却可能因符合条件被批准留养。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后，清廷对回民的司法歧视达到顶峰，甚至出现“回民犯罪，即便亲老丁单，不仅不准留养，还要加重处罚”的情况。
陕甘总督左宗棠在镇压起义后奏请朝廷：“回民叛乱之后，人心未靖，凡回民犯罪，若准留养，恐为叛乱之资，应一律不准留养，并处以重刑，以儆效尤。”这一建议被清廷采纳，成为同治朝处理回民犯罪的重要原则。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循化回民马五因家中贫困，结伙盗窃邻村汉民财物，被循化厅抓获。经审理，马五被判流刑三年，发往云南烟瘴之地充军。
马五家中有七十岁老母，妻子早逝，无其他子嗣，老母全靠马五赡养。马五被捕后，老母无人照料，邻居多次向官府求情，马五也向循化厅申请留养，声称“愿待老母去世后再赴流放地”。
循化厅官员以“回民犯罪，例不准留养”为由，驳回了马五的申请。官员在上报材料中写道：“马五系回民，犯盗窃罪，虽亲老丁单，但遵例不准留养，应依法发遣。”马五的老母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不久便因无人照料，冻饿而死。
而马五直到服刑期满返回循化，才得知老母早已离世，家中房屋倒塌，田地荒芜，最终只能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
嘉庆十二年，陕西渭南回民马三与汉民李四因农田边界发生争执，进而斗殴，马三将李四打成轻伤，被渭南知县抓获。
经审理，马三被判徒刑二年。马三家中有六十九岁老父，身患重病，无人照料，马三的妻子去世多年，唯一的儿子年仅五岁，无法赡养祖父。
马三的老父托人向渭南知县申请留养，知县核查后认为，马三的情况确实符合留养的基本条件，但因其是回民，按照律例不准留养。
知县在判决书中写道：“马三斗殴伤人，罪当徒刑，虽亲老丁单，但系回民，例不准留养，著立即押解服刑。”
马三被押解入狱后，老父无人照料，病情加重，不久便去世，五岁的儿子只能由远房亲戚收养。
马三服刑期满回家后，儿子已不知所踪，老父的坟茔也无人打理，只能独自面对家破人亡的结局。
同治八年，甘肃河州回民马七因生活困顿，抢夺路人财物，被河州镇总兵抓获。
经审理，马七被判流刑五年，发往新疆为奴。马七家中有八十岁老祖母，双目失明，无其他亲人照料，马七是唯一的赡养人。
马七的邻居联名向河州善后局请愿，希望准予马七留养，善后局官员却以“同治年间回民叛乱甫定，不准留养回民罪犯”为由，驳回了请愿。
马七被押解前往新疆后，老祖母无人照料，只能沿街乞讨，最终饿死在路边。而马七在新疆服刑期间，得知老祖母的死讯，悲痛过度，多次试图逃跑，均被抓获，最终被加重刑罚，改为终身为奴，再也未能返回河州。
光绪十五年，宁夏固原回民马九在耕地时，因农具意外滑落，误伤路过的汉民王五，王五经医治无效死亡。
经审理，马九被判徒刑五年，属于过失犯罪，情节较轻。马九家中有七十一岁老母，无其他子嗣，老母常年卧病在床，需马九照料。
马九的家人向固原州申请留养，固原州官员核查后认为，马九系过失犯罪，且亲老丁单，若不准留养，其母将无人照料。
但按照《大清律例》，回民犯罪无论情节轻重，均不准留养，官员只能驳回申请。为了照顾马九的老母，官员只能动员邻居轮流照料，直至马九服刑期满回家。
马九回家后发现，老母因思念过度，已神志不清，家中田地早已荒芜，生活陷入绝境。
在“不准留养”的法律规定下，无数回民罪犯的亲人失去赡养，家庭破碎，而罪犯本人也因亲人的遭遇备受精神折磨，有的甚至因此再次犯罪，陷入恶性循环。
部分官员曾试图为回民争取留养的权利，却遭到朝廷的严厉斥责。
道光八年（1828年），甘肃布政使奏请朝廷，建议“对于回民过失犯罪，且亲老丁单者，可准予留养”，却被道光皇帝驳回。
皇帝下谕：“回民习性顽劣，若准留养，恐启轻视法律之心，著仍照定例办理，不准擅改。”此后，再也没有官员敢轻易提议修改这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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