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冬的首尔，夜幕降临后城市依旧喧嚣。明洞商业街的旧式影院前排起长队，观众为一部名叫《红色飞行围巾》的新片而来。银幕上，闪亮的喷气战机俯冲、开火、爆炸，给人强烈震撼；可很少有人知道，影片里那场决定性空袭的原型，发生在十二年前，而且执行任务的并不是喷气机，而是二战老古董P-51“野马”。
回溯到1951年秋，朝鲜战场进入拉锯状态。双方在三八线一带僵持不下，美军决定依仗制空权，实施所谓“空中绞杀”，切断中朝联军后方运输。平壤东侧十公里的南江上，刚竣工不久的“胜利铁路桥”成了重点打击目标。它是东北物资南下的咽喉，一旦封锁，前线补给便会告急。
美第五航空队先后出动五百多个架次，却始终收效有限。一来桥梁附近密布高射炮和轻武器火力网，二来人民军工兵反应极快，白天被炸、夜里就抢修。久攻不下后，美方索性把难啃的骨头丢给盟友——韩国空军第10战斗机联队。
联队指挥官金信上校当时不过三十岁，他手底下的主力机型仍是螺旋桨驱动的P-51。美式高空俯冲投弹训练，他学得纯熟，却发现命中率寥寥。1952年1月12日清晨，五机编队第一次出动，按美军教范在八千至三千英尺间投弹，结果炸弹声势浩大，桥却丝毫未伤。当天午后，又来了三机补考，仍然仅炸断铁轨。
金信晚上连夜开会，图板上写着一句话：“低空抛投或许是唯一选择。”有意思的是，一位年轻参谋犹豫着提醒：“海拔一千五百英尺，敌炮能把人打成筛子。”金信只回了半句：“再低一点，就有戏！” 这场磋商给后来行动定下基调：冒险贴地飞。
1月15日08时25分，六架P-51从江陵机场滑出，发动机咆哮。尹应烈上尉担任长机，张成泰、于万镐同行，三机为第一梯队；柳智坤、郑柱良、朴宰浩组成第二梯队。大同江上空云层很薄，敌高射火炮在晨光中亮出火舌。尹应烈把座舱再压低几十米，机腹几乎贴着江面。随后火箭弹齐射，白烟划破空气，狠狠扎进中间桥墩。
紧跟而至的第二梯队投下航弹，爆炸掀起水柱，铁梁被撕开两道大口子。第一梯队则掉头扫射岸边炮位，短短几分钟，六机在桥头反复盘旋七次，抛出十二枚航弹、二十枚火箭、四千七百发机炮弹。当最后一发炮弹射空，尹应烈一拉杆，P-51跃升至千米高空，六机编队无一损失地返航。
消息很快传至汉城（今首尔）美第五航空队司令部。2月21日的联席会议上，金信被邀请作战例介绍。据现场记录，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去过那里，却没干成，韩国人办到了。”一句调侃，半是惊叹，半是无奈。
胜利桥被炸断后，人民军紧急抢修，但在那段最紧张的两周时间里，东线补给短缺已成事实。中朝联军不得不把部分物资改为夜间船运，运输效率大幅降低。短暂割裂虽未动摇整体战局，却让韩国空军第一次在战略打击中留下醒目签名。
尹应烈这位“叛逃飞行员”也因此得到飞行十字勋章。从前的经历颇为曲折：1927年出生于平壤，少时赴日上航空学校，又被编入神风预备队。日本投降后，他回朝鲜，一度加入人民军航空队，但因文化课成绩糟糕遭受排挤，1948年夜渡江南，投奔韩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几乎逢战必上，三年间累计出动一百零七次。
击毁胜利桥后，他上升通道被彻底打开。停战时，他已是第一飞行中队长；后来又当过韩国空军作战司令、士官学校校长，直至1970年退役。飞行员同僚的命运各异：柳智坤劳累过度倒在1965年的元旦；郑柱良1952年12月降落失事殉职；于万镐则在和平年代坐到了空军总参谋长的位置。
电影《红色飞行围巾》的出现，为这段历史蒙上一层浪漫色彩。导演申相玉将P-51换成了更炫目的F-86，又安排主角驾机冲桥自爆的桥段，既满足当时“英雄主义”审查口味，也方便展示喷气战机的时代感。遗憾的是，许多观众至今以为真实空袭就是喷气机完成，误差由此产生。
对韩国空军而言，这次六机低空突袭并未改写战场大势，却极大提升本国航空兵的自信——从此以后，韩国飞行员在多国联席会议上再无人被视作“只能跟在美军后面飞”的新人。对中朝联军，则是一堂生动的桥梁防护课，随后的铁路防空体系更加严密，重炮与伪装手段同步升级。
十二年后，灯火辉煌的影院放映结束，观众率先离席，门口寒风扑面。没有人注意到，一位灰发老人默默推门而出。那人正是尹应烈，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当年在低空冲桥的，就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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