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多自私？（全文6600字）|不公平|叛逃者|背叛|自私|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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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深度 #社会心理学 #人类进化

图片通过AI生成

关于人性的古老辩论正因合作与竞争钢丝的新发现而被激发

阅读进化生物学的经典著作不太可能让你对人性抱有乐观。从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1871年）开始，生物学家普遍认为生物体，尤其是人类，进化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原则。我们行动是为了促进自己或家庭的成功。相比之下，善良只是海市蜃楼，更广泛的道德只是幻觉。社会生物学——20世纪下半叶臭名昭著的运动——迫使我们面对生物进化的冷酷、计算性本质。

然而，近年来，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反驳这种悲观观点。过去十年里，数十本书聚焦于人类合作，将其宣传为我们征服地球的秘密要素。我们携手合作，运用智慧、语言和多样技能，构建复杂的文化，发展技术，解决社会和环境中的问题。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各自群体的规则，而这些文化上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规则，主宰着安全、团结的单位，使我们能够征服世界上不适合居住的地区，并在不友好、无法合作的群体中竞争。

这种叙事避免了我们尴尬地接受生物自私——仅仅为了最大化达尔文式成功——是所有行为的基础。这也与人类学家的一些说法相符，即古代人类是平等主义的，生活在小群体中，几乎没有固定等级，领导者（如果有的话）权力有限，人们集体反抗任何试图统治的人。

然而，正如社会生物学一样，这只算是半真。相反，我们对剥削、欺骗和竞争的集体偏好，对于人类进化故事中的合作同样重要。我们进化的不是合作或竞争，而是兼顾两者的能力——并且有智慧在有利时隐藏竞争，或在可能逃脱惩罚时作弊。因此，合作是我们需要促进的，而非假设的。

关于人类本质上是合作还是竞争的现代争论，可以追溯到彼得·克鲁泡特金于1902年出版的《互助》，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对人性的理解源自观察动物在西伯利亚恶劣荒野中互相帮助的现象。克鲁泡特金认为，只有通过相互依存，任何物种才能在与捕食、暴力和环境的斗争中生存，而这些正是个体所面临的无处不在的危险。像许多其他物种——鱼、肉和家禽一样，我们共同努力生存和繁衍。

表面上看，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与达尔文相左，后者主张个体为生存和交配而斗争，认为这是自然选择进化的根本驱动力。生存竞争和配偶竞争的双大支柱——分别是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对达尔文来说，是生物生命的基础。相比之下，克鲁泡特金及其同事们强调的是个体如何为物种利益而行动：互助意味着所有人的生活更好、更安全。

如今，辩论基本相同，尽管我们用来表达观点的语言和工具不同。全球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的实验评估了人们在多种条件下的合作行为，明显存在自利与仁慈人性模型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

例如，在2001年一项著名研究中，人类学家与15个不同的小规模社会合作，观察他们在一项名为“最后通牒游戏”的经济实验中的行为。在这种游戏中，研究者会给一名玩家一个固定金额——在这里是当地价值的一到两天工资。该玩家随后选择一个金额，准备给第二位玩家，后者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被接受，玩家将获得约定金额;在被拒绝的情况下，双方都得不到任何东西。

我是斜杠青年，一个PE背景的杂食性学者！♥致力于剖析如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使用数据和研究来解真正有所作为的因素！

人们认为我们彼此对待比你用冷静经济计算所预期的更公平

在一个只以自身利益为主导的计算世界里，我们会期望第一个玩家提出最小的金额，第二个玩家接受任何报价。有总比没有好，无论那东西对双方是否不公平。

当然，小规模社会的参与者并不会以这种方式玩游戏。这些报价几乎从未低于总奖金的25%，在某些群体中，比如巴拉圭的阿切族和印度尼西亚的拉梅拉拉族，报价往往超过总金额的一半。

一些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利用这一结果来为人类“厌恶不平等”的观点辩护——也就是说，我们几乎普遍不喜欢不公平。（“亲社会性”也是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术语。）正因为这种所谓的集体排斥，人们认为我们彼此对待比用冷静经济计算所预期的更公平。

这些观点已经扩展成现代的超级合作理论，但有一个前提：研究者们不再是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物种的利益”观点，而是关注人们在群体中的行为。我们学会在群体内合作，因为我们彼此依赖生存：当任何人在狩猎、采集或农业中遇到失败时，互惠关系至关重要。基于需求的转移——人们只有在需要帮助时才向他人求助，例如当自己的农作物歉收时——是全球小规模社会的特征。

决定人们合作的地方规范通过社会学习传播开来。因此，虽然基于需求的转移在全球普遍存在，但其表现方式取决于相关文化。Osotua（意为“脐带”）是一种纽带，连接着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两个马赛人，终生相互依存。据说背叛奥索图亚是闻所未闻的，一个人的后代甚至可以继承家族成员与另一人之间的纽带。

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合作更为高效的群体会在竞争中胜过不合作的群体。这属于更广泛过程的一部分，称为文化群体选择，是克鲁泡特金一个多世纪前倡导的互助概念的现代版本。不过，我们不是为我们物种的利益行动，而是为群体的利益而行动。该假说成立，相互依赖孕育忠诚。

如果文化群体选择的概念成立，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问题应被视为群体间摩擦的结果，而非群体内部的摩擦。国际冲突等问题源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差异，而非所有成员共享的亲社会承诺缺失。文化群体选择鼓励我们关注外部问题，而非内部。

但仔细观察，这个想法开始显得有些动摇。与卡拉哈里的朱/霍安西人合作数十年的人类学家波莉·维斯纳描述了她自己进行类似实验时发生的事情。作为执行任务的一部分，她明确表示自己是在代表另一个人——著名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她强调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她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玩这个游戏，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后果。她写道：

有几个人再次问我，他们的身份是否真的不会被揭露;确认后，他们又一枚一枚地把更多硬币滑到自己两侧。偶尔受试者会犹豫，说：“你确定你没有欺骗我吗？”

对维斯纳来说，重点并不是朱/霍安西人特别自私;而是实验创造了一种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情境。把某人放进一个身份被隐藏、后果被明确排除的游戏里，你就能消除许多指导合作的普通压力——声誉、持续的关系、报复的可能性、被看作承担过多代价。换句话说，你最终衡量的不是“这个人有多合作”，而是他们在一个简化的环境中的行为，在合作与背叛带来截然不同风险的情况下。

合作并不等同于成为合作者

这一基本见解贯穿了数十年关于合作生物学的研究。即使是最早将互惠视为人类社会生活核心的数学模型，也将背叛视为情境依赖：当未来互动机会有限、对方无法有意义回应，或你的声誉不太可能受损时，叛逃变得有吸引力。从这个角度看，合作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假设的;这是社会生活必须实现的——而且值得维系。

在1970年代、80年代以及可以说一直以来，成千上万个声称解释人们如何以及为何合作的计算机模型都忽略了这一点。研究者们通常探讨的是囚徒困境中合作如何演变。在最简单的游戏形式中，两名玩家可以选择合作或叛逃。虽然相互合作是互利的，互换背叛会互相损害，但背叛合作方才是个人最优选择——而反对叛逃者则会带来最坏的回报。（该游戏被称为“囚徒困境”，因为理论情景是警方分别要求两名罪犯互相举报。如果你告发伴侣，刑期会轻得多。）

研究人员已经发展出了大量关于这一困境的变体，以更广泛地解释合作如何可持续。有些人提到惩罚性的叛逃者;有些则只是探讨未来玩家是否会再次遇到另一玩家。但关键是，几乎所有这些机构都将“合作者”和“叛逃者”视为个别特征的定义。玩家的定义取决于他们合作的倾向——就像我们可以说一个罪犯告发朋友时，“一旦是老鼠，永远是老鼠”。

我一直觉得这个假设有问题。就像任何人在被发现的可能性很低时都会欺骗伴侣一样，我们是否错误地认为，任何在一场游戏中合作的人都可能在所有游戏中合作。合作和成为合作社是一回事。

模型们分不清强制合作和亲社会动机合作的区别

有研究人员探讨了这一区分，旨在确定社会互动中表象背后隐藏着什么的重要性。几年前，他们创建了一个计算机模型，探讨虚假表象如何影响合作。例如，如果一个代理——在计算机模型世界中代表一个人——判断囚徒困境中的叛逃很可能被揭露并受到惩罚，该代理会配合。但如果叛逃可能未被察觉，特工就会叛逃。

模型显示，即使绝大多数代理在可能的情况下倾向于叛逃，合作率仍保持在约三分之二的高度。虽然早期评估合作的模型显示，惩罚会将叛逃者从人口中完全移除——这与支持文化群体选择的人所说一致——但外表与动机之间的差异使得去除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你不知道叛逃者是谁，就不能惩罚他们。

称之为机会问题。当任何合作——无论是计算机特工、细菌、鼹鼠还是人——我们无法确定合作是有意还是发生，因为没有良好的叛逃机会。

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如何用语言谈论合作，说明了问题的实际应用。模型本质上是模糊的：它们只告诉你一些计算机化特工合作、叛逃、受到惩罚等情况。模型无法告诉你代理人是选择合作还是被迫（后者在日常语言中称为胁迫）。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迫在不愿意的情况下与他人合作——无论是为食物和旅行支付高昂价格，投票给看起来比另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挣治家，还是签署保密协议以获得工作。（下次听到“感谢您的合作”这句话时，请想想这点。）

模型们分不清强制合作和亲社会动机合作的区别。然而，有时行为实验确实会有帮助。我们远非讨厌不公平并采取反抗行动的物种，更倾向于表达对公平的渴望，将我们单一的自利行为保留到代价不大的时候。

关于一种叫做“道德资质”现象的证据支持了这一点。简而言之，如果我相信自己过去的行为是道德的——比如捐款、在无家可归者施粥所工作等等——我未来更有可能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辩解。

2011年，研究人员显示，如果参与者有机会事先表达对道德原则的支持，他们更有可能在数学考试中作弊——但前提是他们能够合理化作弊并未违反他们的道德准则。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两位研究人员显示，自愿签署商业圆桌会议《公司宗旨声明》（2019年）的企业——该声明强调价值对所有人（而不仅仅是股东）的重要性——更可能同时违反环境法和劳动法。

更近一些，关于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的研究显示，机会与不诚实之间有多大关联。在这组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了参与者在能够将行为委托给AI模型时的行为表现。游戏背景是掷骰子游戏，数字越高，经济收益越高。虽然玩家在直接报告骰子结果时大体诚实，但将报告交给AI代理后，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当玩家能向AI发出模糊指令，如“最大化利润”时，他们的诚信度大幅下降，准确报告的掷骰率不到五分之一。

有很多人通过资历（吹嘘过去的善行）、合理化和纯粹的机会主义来逃避道德责任。总的来说，认为自己是有道德的人是因为你所宣称的原则或你曾经做过的好事，这会让你更容易合理化抓住机会不公平行事。

当偷工减料带来好处且没人注意到时，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成功的选择

行为科学家杰森·达纳及其同事报告称，人们常在经济游戏中寻求“道德余地”——即不感到有责任感地不公平选择的方式。团队认为，最重要的是往往不是公平，而是避免责任，有时通过声称对谁受害及受害方式的无知来掩盖责任：

在近期一连串的[金融]丑闻中，通常必须证明高层人物知晓相关损害，才能被追究责任。我们注意到，这忽视了高管可能努力保持无知的努力。

当你看到人们如此迅速地寻找漏洞和借口时，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体制——说西方法律、市场或挣治教会我们这样做。但我不认为机会煮义从这里开始。机会煮义比这更简单：当偷工减料带来好处且没人注意到——比如避税——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成功的选择。我们可以设计各种鼓励合作的规则。但我们无法抹去一个根本事实：作弊往往会在隐藏时付出代价。

群体规模的增加，反映在当今大多数人生活的庞大、分层社会中，这带来了比我们进化历史中更多的作弊机会。小规模社会如阿谢人常见的平等煮义，可能代表缺乏搭便车机会，而非进化出的公平倾向。认识营地里的每个人，选择与亲戚同住，并共同期望人们遵守当地规范，这维持了合作——尽管即使在小规模社会中，人们也常常会找到互相剥削的方式。例如，年长男性常常主导其社会群体，全球游牧部落和采集者群体的民族志文献中报道了对女性和年轻男性的剥削。

世界各地的民族志记录中还有许多其他剥削的例子。认为我们在农业发明之前生活在平等状态，这大多是一个神话，我认为它帮助我们对人性感到更好。它激发了人们的希望，即有一天，我们能够克服因放弃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而带来的不平等。

与其将我们今天的问题归因于群体间的竞争和社会结构，不如说任何社会体系的统治规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好剥削的预期。每个群体、社会和文化，无论规模大小，都有弱点，有些人会试图利用这些弱点谋取私利。问题在于这些弱点如何影响更广泛的文化，以及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奖励公正心智——还是聪明、微妙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中。

在现代世界，就像我们的进化过去一样，答案是后者。自农业出现以来，唯一变化的只是搭便车和剥削机会的数量和多样性。因此，随着技术进步和群体规模扩大，我们应期待人们发展出更有效地叛逃的创造性方法——进化更有利于擅长叛逃的人。

他倾向于发展新的竞争策略，是社会大脑假说的一部分，该假说最初由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提出。在他1976年发表的开创性论文中，汉弗莱认为人类智慧的主要功能是导航社会环境，而非物理环境。

社会大脑假说的一个含义是，每个社会都容纳机会煮义者，这些人只会在有利的前提下遵守地方规范。在其他地方，我称这些人为“隐形的对手”。例如，世界各地的宗教狂热分子和政治支持者可能会遵守与其团体相关的所有规则——无论是仪式还是意识形态——直到他们获得权力位置。此后，他们可以利用他人，随心所欲地自私行事。这或许能解释为何研究显示，有精神病倾向的人更有可能进入权力职位，例如在企业或政治体系中。盲目遵守规则却不相信它们，是获得权力的有效策略。

诚然，这些论点让我们的世界听起来毫无希望。很容易想，如果人类进化的故事不是百年来思想家倡导的合作、公正和互助的美好图景，我们对未来也不能抱有太多期待。问题太多了——从严重的不平等和低公众信任，到迅速变暖的地球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日益增长的风险——让人无法指望一个拥有黑暗和卑劣过去的物种能够克服自身，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不过我认为，这种悲观是错误的，诚实面对自己是我们集体能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这需要对智人本质的动物种类采取现实的视角。首先，我们并非天生合作，但具备合作的能力——就像我们有剥削和自私的能力一样。在个人层面上，重要的是我们选择如何对待他人。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环境能让我们更容易做正确的事

其次，正如没有合作者，也没有搭便车者。这些行为我们为了方便而在模型和实验中应用。人们的行为——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描述社会行为——是环境问题。同一个人在一种情况下表现得合乎伦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不一定如此，正如对道德资质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我们的行为可塑性，即根据情境调整行为的能力，是我们的一个显著特征。驱动我们决策的进化心理过程无法被简单的模型或游戏所捕捉。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无形的对手。

这正是为什么地方社会规范如此重要。如果合作不是固定的特质，而是脆弱且依赖情境的结果，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环境让做正确的事更容易——而更难悄无声息地叛逃。诺贝尔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地方社会规范是任何严肃促进合作努力的基石：观察人们在身边的行为，以理解他们抑制无节制自私的方法。正如生物体进化出免疫防御机制，抵御那些默默破坏整体的自私细胞，社会也需要规范——以及维护规范的机构——来发现并遏制那些在视线之外滋生的竞争。

因此，促进社区层面的相互依存——以及为帮助它们协作而发展的规范——对于对抗因无形竞争而产生的剥削至关重要。绝不要试图从上而下强制合作。相反，正如经济学家诺丽娜·赫兹主张我们应用社区导向、促进合作的心态取代资本主义框架中的“贪婪即善”格言，认识到我们合作时大家都会更好，是构建未来亲社会和平等环境的关键洞见。

教育是这一切的起点，不是道德提升，而是集体的自我认知：它帮助我们清晰地看清自身的诱惑，并将这种洞察转化为实际的支架——法律、学校和公民规则，这些都奖励合作并提高剥削的成本。作弊永远不会消失，有些人总会寻找优势，但我们的独特智慧同样在于识别剥削并组织起来反对，而不仅仅是剥削本身。投资于这些知识和让公平既被欣赏又得到奖励的地方机构，我们将拓宽合作与平等能够持久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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