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海南正式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刚刚诞生的海南省承载着邓小平“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战略期望，却面临着严峻的现实：1988年，全省财政收入仅4.2亿元，国家每年给予的低息贷款也只有2亿元。在这样的背景下，洋浦——这个位于海南岛西北部、三面环海的荒凉半岛，成为了海南特区建设的突破口。
洋浦半岛素有“三多三少”之称：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但这里三面环海，海岸曲折，港湾深阔，地势平缓，是一个“中国少有、世界难得”的天然避风深水良港，可发展成为国际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洋浦周边更是蕴含着诸如石油、天然气等丰富多样的宝贵资源，具备提供能源和发展工业的理想条件。
海南省的主要领导认为：洋浦可以开发，也必须开发。但开发需要资金，只靠海南自身力量和国家的投入，无法很好开发洋浦。海南省委、省政府经过探索论证后，决定将洋浦作为试验地，采取“引进外资，成片承包，系统开发，综合补偿”的利用外资进行开发的方式，在洋浦地区一次性划出30平方公里区域，期限70年，由外商成片承包、系统开发。这就是所谓的“洋浦模式”。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日本企业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在洋浦划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以每亩2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将70年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外商，由外商负责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开发。协议规定，熊谷组将投资31亿港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在洋浦建立重化工厂，包括45万吨乙烯联合企业、52万吨尿素厂、300万吨炼油厂等大型项目。
“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洋浦模式”在当时的国内尚属首创。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和省长梁湘认为，这是解决海南资金匮乏、实现超常规发展的唯一出路。
然而，一场谁也没有想到的责难骤然而至。1989年3月22日，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维等5位政协委员在会上联合发言，对“洋浦模式”提出强烈质疑：“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应慎重考虑。”“以这样低的地价，这样大的面积，这样长的时间，在中国本土上出现这块租界，我们不赞成”。
委员们还提出了4点建议：要求国务院组织专家对海南作出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出卖或长期租借大片国土不是开放政策之内容；国土基础设施应掌握在自己手中；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必须报国务院核批，并转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这一发言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国内一些报纸纷纷发表文章，指责洋浦开发是“开门揖盗”“出卖主权”。在上海等地，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打出“还我海南”“严惩卖国贼”的标语。一时间，“洋浦风波”席卷全国，刚刚起步的海南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打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许士杰和梁湘展现了自身的政治担当。3月30日，许士杰、梁湘等海南省主要领导人联名上书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详细汇报引进外资开发洋浦的意图、原则和具体做法。报告指出，一些人对洋浦开发的指责“完全是离开时间、地点、条件看对外开放政策”。
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许士杰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洋浦开发的七点理由：
第一，引进外资，由外商开发建设洋浦，是客观条件下必须采取的有效办法；
第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是国际惯例，不涉及国家主权；
第三，成片开发的承包者不完全是外商，日本人只占三分之一的股份；
第四，成片承包开发没有出卖主权；
第五，土地使用权70年的问题没有超越规定；
第六，地价低的问题——开发区虽近码头，但多是石头地和仙人掌，耕地极少，每亩地2000元却带来每亩投资220万元；
第七，面积问题，没有相应的土地面积，开发建设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许士杰还特别强调：“洋浦开发区照样挂五星红旗，照样有人民政府，照样按中国法律办事，不存在违背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海南发展战略的指示精神，不存在沦为殖民地和租界的问题。”
4月28日，邓小平在审阅海南省委上报的《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后，作出了关键性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邓小平的批示迅速平息了关于“洋浦模式”的争论。5月15日，全国政协派出以经叔平为组长的调查组赴海南考察，最终对洋浦开发作出了公正评价。调查组成员之一的汪德昭事后坦诚表示：
当时，我们对洋浦的情况确实了解不够。比如，我并没有实地考察过洋浦，更不清楚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出租后，涉及国家主权的军事、外交、海关、司法、税务等管辖权均在中方。所以，把洋浦与旧中国的租界混同了。
近年来，洋浦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浆纸产业链条基本形成，石化产业初具规模，仓储、物流、港航产业迅速发展，在海南经济发展全局中的龙头作用越来越明显。邓小平当年批示中“机会难得，不宜拖延”的紧迫感，许士杰、梁湘等开拓者的勇气与担当，以及那段关于国家主权与改革开放的激烈辩论，都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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