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防伪措施，英格兰银行将在下一套纸币上用野生动物取代历史人物。具体出现的野生动物将通过公众咨询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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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将丘吉尔从纸币上移除当然不会将他从历史中抹去。即使他的声誉有时备受争议，但他领导英国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将他从纸币上移除真正威胁到的，是更为私人的东西：许多人借以理解丘吉尔、理解英国、甚至理解自身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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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础性的认同感似乎并不适用于简·奥斯汀或艾伦·图灵——英国纸币上的其他著名人物。已故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提供了一种理解这些形象如何具有塑造力的有效方法。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经验是通过三层注意力构建的。
1965年1月丘吉尔的国葬就说明了这种规模。大约2500万英国人在电视上观看了葬礼，另有100万人排列在伦敦街头目送送葬队伍。在全球范围内，估计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收看了转播。对于许多观众来说，这一事件——以及给予它的关注——不仅强化了丘吉尔作为历史人物的地位，更将其确立为国家伟大的象征。这种形成性的记忆继续塑造着那一代人对当代社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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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我们本周所看到的表演。那些抗议移除丘吉尔头像的人——就像那些对议会广场丘吉尔雕像被破坏感到愤怒的人一样——实际上是在抗议他们身份认同的根基被动摇，而这种认同正是通过这些记忆构建的。
外界认为，所谓的“历史正在被改写”的说法，不如被理解为一种反抗的呼声，抗议集体记忆被抹去，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认同、完整性和有效性的丧失。丘吉尔式的认同感将主导地位和军事力量推崇为成功的衡量标准。随着新的记忆塑造新的期望，以及身份认同的演变，我们最好寻找新的标准来理解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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