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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从心里认准了国外是优秀的，特别是日本，觉得去日本那才叫人生。
几十年过去，他确实闯出来了，不过房子没了、祖产没了、户口没了，七十多岁了还是个黑户。
当初他觉得中国护照不值钱，如今他连做个有国籍的人都成了奢望。
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整成“中日两国的共同笑柄”的？
日本梦破碎，“无国籍黑户”
1995年，李文彪飞到了东京成田机场。那一刻，他大概觉得，自己的东亚版“新人生”终于要开场了。
脑子里可能已经替自己设计好后半辈子的路线：进电子厂、攒点钱、拿身份、留在日本养老。
现实确实十分的残酷。
刚落地，他就发现签证早已过期。在机场磨了三天三夜，凭着各种理由辩解，最后靠一个短期商务考察的名义，侥幸进了东京市区。
进了市区，他最先想到的是找工作，觉得只要能先有口饭吃，其他都是以后慢慢办的事。
他找到了中介，看似走的是华人常见的那条路：先通过中介介绍干活，再一步步争取长期签证。
可就在中介检查护照时，一个关键信息出现了——玻利维亚移民局那边有记录：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去、也没纳税，按那边的规定，他的国籍早就被注销了。
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手上那本护照，说白了已经成了废纸。以前他只知道“花钱入籍”，根本没想过还有“长期不回去、也会被退籍”。
国籍没了，他本能地转头求中国。跑到中国驻日使馆，想恢复中国国籍，希望能靠“重新认祖归宗”来翻盘。
这时候，使馆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很清晰：他在1993年自愿加入玻利维亚国籍，按中国国籍法，原本中国国籍自动丧失。
想恢复，不是一句“我后悔了”就能解决，需要当初那个外国出具退籍证明。
问题来了，玻利维亚那边早找不到他的有效记录，退籍证明根本开不出来。
中国这边走不通，他又只好朝日本的制度靠。
去了日本入国管理局，希望以某种形式拿到合法居留，比如长期签证或者定居资格。可在日本官方眼里，他既拿不出有效国籍证明，也没有有效签证记录，整个身份信息是断层的。
日本方面最后给出的结论很直接：不具备合法居留条件，被认定为非法滞留。
这一步把他正式推入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不是中国公民，也不是玻利维亚公民，日本只把他当作一个缺乏合法身份的滞留者。
他从一个“主动抛弃中国国籍的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无国籍者，而且还在一个对身份管理极为严格的国家。
从这之后的生活，可以用一个字形容：难。
当年的李文彪，究竟是为什么走到了这个境地呢？
亲手切断自己所有退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开始恢复元气，工厂还是铁饭碗的年代，能当上技术骨干，说明手里真有点本事。
那会儿普通工人一年三百来块工资，李文彪不仅有稳定收入，还有积蓄，后来自己买了房、买了桑塔纳，他没满足。
耳边总有人说国外怎么好，说日本街干净、机会多、工资高、生活有秩序。长期听下来，他心里慢慢长出一个念头：留在国内，是浪费自己。
于是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对眼前的稳定，越来越看不上。
他把老家的酸枝木柜卖了，房子出手，车也出手，一通清仓套现，硬是凑了三千美元。
要知道，当时普通人一年三百多块工资，这三千美元，在那时候相当于把多年的积累一刀砍光。
变卖家当还不算，他还干了件更绝的：撕掉户口本副页。
那一页纸在那一刻可能只是他眼中的“旧身份”。很多人是因为环境被逼得舍不得户口，他是主动把这条路撕烂，专门给自己制造退无可退。
钱到手，人从上海转到广州，再飞到遥远的玻利维亚。
他的盘算听起来挺顺：先在一个能花钱拿护照的国家入籍，有了外国护照，再想办法去日本，打开“更高级人生”的门。
他根本没搞清楚，拿外国护照意味着什么。
1993年，他真就在玻利维亚拿到了国籍，自然开心得不得了，觉得这一下“从此天宽地阔”。
更关键的是，在心理上，他几乎是主动切断了对“我是中国人”这件事的认同，外国护照在他眼里成了世界通用门票，至于原来的国籍，他没放在心上。
国籍不是路边随便换的手机卡，注销了一次，想再恢复，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随意。更别说，他在玻利维亚的现实生活，很快就给了他重重一拳。
玻利维亚的经济基础差，通胀一路飞，他一句西班牙语也说不利索，想做电子贸易，货压在港口，一箱箱放到发霉。
通胀率飙到几个零连在一起的数字时，他当年那点积蓄被冲得干干净净，所谓“世界通行证”，在当地连填饱肚子都撑不起来。
于是，一个已经放弃中国国籍、在玻利维亚陷入困境的人，带着一本玻利维亚护照，心气仍然很高，往日本的方向冲了过去。
从这时开始，他真正进入了“下坡无底线”的阶段。
没有合法身份，在日本就等于不能进正规公司，只能去后厨打黑工；不能堂堂正正签租房合同，只能去网吧包夜、蜷缩着睡；办不了正规银行卡，领工资、汇款、存钱都要靠各种权宜之计。
连在街上走路，看见警察巡逻，心里都会紧张。有一次为了躲警察，他慌不择路，跑丢一只鞋。
日本本地人对他，同样不客气。在他们的视角，这只是一个身份有问题、靠零工凑日子的外国人，不会有人愿意认真去了解他过去的曲折，只会本能保持距离。
消息传回上海，街坊邻居知道他在外面混得这样，大多觉得这是当年那句“看不上国内”的报应。
当初羡慕他出国的人，现在提到他的名字，是拿来当反面教材的：放着安稳日子不过，硬要跑出去，结果来回折腾成这个样子。
晚年身份尴尬，迟来的清醒
2012年春天，已经在日本打黑工很多年的他，接到了从上海打过来的越洋电话。是老乡告诉他，母亲快不行了，让他赶紧回去一趟，就是那最后一面。
对任何一个漂在外面的人来说，这是最不愿听到的一种消息。
他在日本这些年，已经习惯了小心翼翼地活着，但一听到母亲危重，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回去。
问题是，他说回就能回吗？没有国籍，没有正常护照，他连买机票和签证这道关都过不去。
急到发抖的时候，他又一次去了日本入国管理局，不过这次不是去谈什么长期居留，而是在办公楼门口下跪，连着跪了三天三夜，只求一件事：给他一张能回一趟中国的旅行证。
最终，他拿到了一张发黄的无国籍难民旅行证，有效期只有十五天，签证页上盖满各种限制标记。
这张纸在别人眼里可能不过是一张临时证件，对他来说，却是多年黑户生活中第一次被承认可以合法进出边境。
他带着这张证件匆匆买票飞回上海，飞机落在浦东机场，海关那一关又耗了他不少时间。对边检来说，一个手持难民旅行证、没国籍的人要入境，问题肯定接二连三。
各种问、各种查，确认完情况，才放他进来。
出了机场，他直奔医院。结果刚到地方，母亲已经走了，他没能多看一眼，只能在门外站着。
这种落差，不是任何一句安慰能补上的。如果当年不那样折腾，哪怕只是一个普通退休工人，他都大概率能守在母亲身边。
守灵那几天，他一边在灵堂前待着，一边跟老邻居聊上几句。就是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另一个信息：老房子要拆迁了，按户口一算，大概能分到九百万。
九百万对现在的城市人来说也是大数字，更别说对一个在国外洗盘子的老人。那是他当年亲手卖掉的那套房所在的片区，如今成了改造项目的目标。
街坊跟他说，一户户口就是一份指标，能分的钱写在拆迁协议里，看得见、摸得着。
听到这事，他翻出当初撕户口本留下的那点存根，带着一点侥幸去街道办打听。
工作人员查了系统，给出结果：他的户口在1979年就已经注销，拆迁款跟他没有关系。
这一下，他彻底明白了自己这些年到底失去了什么。
回日本之后，他没有任何翻身机会可言，所能做的，只是尽量把生活从“苟且”调成“勉强稳定”。
他开始系统学推拿，考了日语等级，把这些技能拿去申请日本的特定活动签证。这个签证不能给他国籍，却能让他不用再天天躲警察，至少可以去打工拿明面上的钱。
他还是无国籍状态，不能在中国长期居留，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刷高铁、办银行卡，回国祭拜母亲，要提前很早办复杂手续。
身份这个问题，一直像个结痂又不断裂开的伤口，动一动就疼。
现在的他，年纪早已过七十。住在日本一间六叠大小的小公寓里，每个月交六万日元房租，吃喝开销算得紧紧的。
他很清楚，如果当年没那样折腾，哪怕只是安静在厂里干到退休，凭着上海户口、老房子、技术工身份，现在大概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有养老金，有拆迁收益，有社区医院的老熟人，有邻居可以搭几句家常，至少母亲走的时候，他也在身边。
参考资料：
在日华人15年无国籍终获在留许可 情况实属罕见
2010年11月26日09:13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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