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成为首位两度在著名的年度活动“梅斯讲座”上发表演讲的人。她在演讲中勾勒了一项使命，即解决“我国中期的生产力表现，并为英国建立一个以投资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似乎觉得这还不够含糊，她还表示这将“实现既安全又有韧性的增长”。这便是这位财政大臣被广泛引用的经济哲学——“安全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英国经济与地缘政治不安全感的根源已然明朗。这个国家对廉价进口商品的依赖，完全是靠海外借款来支撑的。英国的产业焦点过于狭窄，过度集中于少数几个领域，尤其是“知识经济”，这使得英国在面对全球冲击时显得极为脆弱。那么，财政大臣将如何尝试打造一个更具韧性的经济体呢？里夫斯把赌注押在了“三大举措”上：加强与欧洲联盟的联系以降低物价并吸引更多海外投资；寄望于人工智能来拉动增长；以及开展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投资。
这套方案纯属天方夜谭。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就一直处于过敏性休克状态，而财政大臣的应对之策，却只是递给它一条士力架。尽管里夫斯可能在言辞上变本加厉，但她的梅斯讲座却暴露了政府经济战略核心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该战略声称国家之所以脆弱，是因为经济模式的失败；另一方面，它又声称让英国重新振作的唯一途径，就是继续走老路。
以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说：加强与欧盟的联系。1973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时，对欧洲的贸易逆差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时，这一比例为2.2%。到了2024年，贸易逆差已达940亿英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一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就意味着流出经济体的资金多于流入的资金。如果再把欧盟对英国投资所产生的资金流出计算在内，有1320亿英镑离开了英国海岸，流向了巴黎、柏林和罗马。继续维持这种失衡状态，又怎能帮助经济增长呢？
在人工智能上押注，则是另一个误解技术变革本质的例子。技术变革是服务于贸易的工具，而非一种独立的战略。眼下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各大机构在人工智能上投入巨资，却收效甚微。如果只是提供同样的商品和服务，却要向国外的AI公司支付技术使用费，这根本无法改变任何现状。
最后，对于各个地区而言，危险在于财政部试图将每个城市都改造成一个微缩版的伦敦，主要依赖服务出口。近二十年来，首都的经济实力一直在衰退，如今的劳动力人均产出甚至低于金融危机前。这绝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模式。财政权力下放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相反，它只会将刺激增长的责任，在一个运转不灵的体系中向下推诿。与单纯的投资相比，权力下放的城市需要的是一项能够分别提升经济各组成部分的计划——而不仅仅是像伦敦那样的金融业。
可悲的是，财政大臣对这一切洞若观火。她满怀激情地谈论以投资为导向的增长，以及市场任性带来的失败。她无法打个响指就改变现状。更糟糕的是，她想把国家的力量倾注于当前这个破败的模式上，而不是向一种替代模式过渡。在世界准备迎接伊朗战争引发的经济冲击之际，英国需要的不仅仅是“稳字当头”。而里夫斯显然没有提供这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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