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新闻引发热议：一位自称北大社会学专业毕业的男子，声称自己为生活所迫送起了外卖，曾是660分的省前百名学霸。剧情很快反转——外卖平台证实此人确实注册了骑手，但仅跑过5单。一时间，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这位“北大毕业生”蹭流量、博眼球、道德失范。
然而，若我们的思考止步于此，便错过了这个事件背后更为深层的叩问。北大毕业能不能送外卖？当然能。自食其力者从来值得尊重。问题的症结在于：明明只跑了五单，却要营造“成千上万单”的艰辛人设；明明可以选择真实，却偏要编织谎言。这已不是职业选择问题，而是将生活本身异化为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
这让人想起钱理群教授那句振聋发聩的警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过去，我们惯于将这类人想象为官场上的投机者，认为他们的危害在于“一旦掌握权力，比贪官污吏更甚”。但今天看来，这种人格的阴影远比我们预想的更为蔓延——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会把所在场域变成表演的舞台，把人际关系变成可利用的资源，把规则变成可钻营的空隙。
今天的“五单外卖”北大男生，与曾经引发争议的“誓把学弟逼死”的武大女生，表象各异，底色却惊人相似：年轻、聪慧、深谙舆论之道、懂得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关注。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经营”生活；不是在表达，而是在“算计”表达。这让人不寒而栗——当“表演型人格”成为校园里的隐性成功学，大学究竟在培养什么样的人？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人格何以批量生产，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答案或许恰恰埋藏在我们引以为傲的教育体系内部。当大学的评价标准越来越趋向于可量化的指标——论文数量、课题经费、就业率、校友捐款排名；当“成功”的定义越来越窄化为资源的获取与阶层的跃升；当校园里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气息，考试技巧重于求知欲望，履历包装重于真才实学——我们还能指望这座温室里开出什么样的花朵？
武大老校长刘道玉曾言：“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此话一针见血。思想危机在于，我们渐渐忘却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不是知识工厂，不是职业培训所，而是塑造人格、启迪心智的圣地。结构性危机在于，急功近利的评价体系正在吞噬独立思考的空间，制造着一个个精致的空心人。
当大学本身成为精致利己主义的温床，当教育机构在追逐排名中迷失方向，当师生关系异化为资源交换，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苛责那些深谙此道、青出于蓝的学生？他们不过是把从学校里学到的那一套，活学活用地搬到了更广阔的社会舞台——懂得表演，懂得配合，懂得如何用五单外卖博取百万流量。
这绝非为说谎者开脱。诚信是立身之本，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但如果我们只在个体道德的层面上批评、谴责，却对培育这一人格的土壤视而不见，那么类似的“表演”只会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今天有“五单外卖”的北大男生，明天就会有“百篇论文”的学术新星，后天就会有“感动全网”的悲情营销。
教育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整个社会的面容。当“作法自毙”成为时代的隐痛，或许我们该思考的，不只是那些“精致的毕业生”如何背离了初心，更是那个让他们学会精于算计的环境，如何背离了教育的本真。
正如那跑了五单的外卖骑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那五单本身，而是为何有人愿意把“五单”演成“人生”。当表演成为本能，当流量成为信仰，我们失去的，或许不只是几则新闻的真实，更是整个社会对真诚的期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