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颐人近照。（除标注外，本文图片：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书画篆刻家吴颐人先生被保护起来了，在经历两次中风、一次粉碎性骨折后。
白天一个护工，晚上一个护工，24小时饮食起居都有人安排。他的独生女、知名演员吴越定制的提醒语贴在家中门厅：“体恤长者，探访请控两时半”、“家有糖尿病朋友，谢绝甜品，感恩体谅”。吴颐人坐在轮椅上看着那些字，觉得女儿心细、温和、恳切，又不容商量。
他的新居是在上海西郊一处带电梯的公寓平层，这是女儿吴越考虑到他坐轮椅，为让他出入方便而置办的。新居窗明几净，白墙映着日光，显得格外宽绰。墙上挂着丰子恺当年赠送吴颐人的画作、吴颐人恩师钱瘦铁的书法以及他自己的书画。
装修、搬家、布置，是吴越带着两个助理做的。那些陪伴吴颐人半生的书画藏品、书籍画册、笔墨纸砚、篆刻原石，她一件件清点，一件件安放。“单说宣纸，一刀一百张，有几十刀，看着不沉，一刀拎起来也压手得很。”
尽管上下楼有电梯，出行方便，吴越还是叮嘱他，“少会客，不要参加外面的活动，尽量不要下楼，好好照顾身体。”吴颐人对此坦然接受。
不过有时候他也想出去走走，看看老朋友。“三月初，闵行吴泾举办‘吴颐人的艺术世界’展览，他们邀请我过去看展，于是就去了，因为吴泾的塘湾是我艺术的起点，吴越出生的地方。也没让吴越知道，但她后来肯定知道了，不过知道了也就知道了。”
那天，84岁的吴颐人满头白发，坐在轮椅上，被缓缓推进吴泾的艺术展厅。展厅墙上的作品，大多是他六十岁至七十岁之间创作的：汉简书作笔力苍劲，篆刻印章古朴灵动。那是他最肆意挥洒才情的岁月，如今让他欣慰的是，艺术仍然在师徒、父女之间传递，生生不息。
“吴颐人的艺术世界”展览展出的吴颐人篆刻作品。
和解
一直以来，吴颐人在艺术界几乎算得上一个散淡的隐者。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有盛名，1991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大展后，每十年在上海举办一次大展，但他却很少出现在应酬性的公众场合，似乎也与主流艺术界保持着距离。他更偏爱独居书斋，或读书听乐，或磨墨挥毫，或奏刀治印。
十年前，他有很多创作的想法，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但一切在2016年11月的一天被打断。那一天，吴颐人在家中突然脑梗，出现半身不遂、肢体麻木、舌蹇不语等症状。
那年他七十四岁，刚刚在七宝古镇的艺术馆办完个人展览。女儿吴越正在拍摄《我的前半生》外景，接到电话后立刻放下工作，从片场赶到医院。后来那段时间，她片场、医院两边跑，累得不行，状态也恍恍惚惚。
对于视刻刀笔墨如生命的吴颐人而言，“发现手不听使唤了，当时感觉就是：完了！”
最初的日子，他常看墙上自己当年的作品，对着桌面的刻刀与纸笔发呆。有时候，护工帮他把笔递到手里，他刚握住，笔就掉了。反复几次，他几乎有点绝望。
这份绝望，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在家人陪伴与自我挣扎中，慢慢消解。他开始试着接纳这份“功能性失去”，试着与自己的身体和解。
他自嘲中风后“吃饭、睡觉，像头猪”，说自己的脊椎弯了是“曲线美”，八十多岁了，皮肤白、没斑点，是“天生丽质”、“‘白’活了一生”。这些话常常逗得身边的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就呵呵地笑。
“艺术讲究‘变’，人生也一样。不能亲自创作，未必不能把这份热爱传下去。”吴颐人说，这份转变，既有自我的开解，也有女儿的鼓励。“吴越常说，‘爸，你的艺术不是靠手，是靠心，只要心在，艺术就不会丢’。这句话，点醒了我。”
中风后的适应期是漫长的。刚开始，毛笔拿不稳，手指酸了、麻了，就歇一会儿再练。
2017年春天，几个他喜爱的学生到他的“雷聋山房”探访。他在卧室的躺椅上静养，见学生来，晃悠悠站起身来，慢慢谈起对来楚生书画的理解，说这些天一直在阅读来楚生先生的书籍，很有启发与收获。谈兴浓时，他说：“索性试着写几个字。”学生搀扶着他到书房，他的手仍有点微颤，但控制力明显进步。铺纸，倒墨，挥毫——虽非得心应手，有些迟滞，但这迟滞却带来一种沉涩古拙之美，与他喜爱的黄宾虹晚年书风暗合。
自那之后，每天只要身体允许，他都试着练习写字。毛笔握不稳，就一遍遍调整姿势；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就反复临摹汉简拓本；手指酸了、麻了，就歇一会儿，喝一口茶，再继续。
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手渐渐有了力量，写出来的字虽没有之前的挥洒自如，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他的学生张伟麟说：“吴老师中风后写的字，多了几分拙味与天然的生趣，是另一种美。这种拙味，或许更贴合汉人的气质，反而更有味道。”
2019年1月，他中风后首次个人展览“笔墨春秋——吴颐人艺术展”中，展出的不少大幅书法都是病后所书，语句均是自撰：“少时快乐很简单，老时简单很快乐”、“一生败在太要脸，要钱要得不明显”、“草亭闲坐看花笑，竹院敲诗带雨归”。
“虽然仍然可以写点字，但还不能刻印、画画，说明我的身体还在恢复中。”他当时坐着轮椅在展览现场说。
但他没想到，几年以后，他甚至很难再拿起毛笔了。
他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些汉简书籍。因为不能再大量创作，他有事没事都会翻开这些书，琢磨汉简的笔意、章法，偶尔还会在纸上写写画画，记录下自己的感悟。
“其实最近一个季度，拿筷子也不听使唤了，只好用勺子，有时还需要护工帮忙。”他说，“准备试着用左手写字，希望状态再好一些。”
接受一位老中医的建议，他最近开始针灸。“针灸了才四五次，效果还没看出来，再过一段时间或许会好一些。肯定想重新拿笔，重新拿起刻刀，希望针灸有效果。”他说。
虽然没有办法动手创作，他的表达欲依旧旺盛。悠悠地聊起艺术，聊起师承，聊起学生，聊起女儿，他眼睛里会瞬间亮起光芒。
2022年1月，吴颐人在莘庄旧居。
师承
吴颐人祖籍苏州东山，抗战时期父母逃难离开家乡，他于1942年生于湖南衡阳。年幼的他后来随家人辗转至武汉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随家人定居上海闵行。
“我上学时，数学老是不及格，差点以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他笑着自嘲，“可我偏偏对书画篆刻着了魔。别的孩子放学去玩，我就躲在家里，对着字帖，一遍遍地描，一遍遍地写，感觉其乐无穷。”
年少时，无师可从，他便想尽一切办法汲取艺术养分。没钱买字帖印谱，就跑到上海的旧书店站着看，把字法、章法记在心里，回家再凭着记忆写、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写信给各地的艺界前辈，哪怕大多石沉大海，也从未放弃。
“那时候就想着，能把字写好、把章刻好，就心满意足了。”吴颐人说。
18岁那年，吴颐人曾从事搬砖、洗瓶等临时工作，后先由姑妈介绍当临时代课教师，又经中学同学介绍来到闵行塘湾小学当代课老师。“在塘湾，什么都教，语文、数学、历史、绘画，包括篮球、足球也教，当年的老校长对我也特别信任。”
在塘湾，他一待就是十八年。
彼时的塘湾，是个小小的村镇。俞塘河绕着青石板路流淌，教室里的课桌简陋，墙面斑驳。课余时间，吴颐人把狭小的宿舍当成书房，一本字帖、一方刻刀、一块石头、一盏煤油灯，就是他全部的天地。他常常刻到深夜，窗外的虫鸣、皎洁的月光都是最好的陪伴。
“那个时候，碎的砚石、麻将牌，都会拿来刻，就是自己摸索。塘湾的18年，是修炼的18年，也是我艺术的起步。”吴颐人回忆说。
正是在塘湾，他写下了那封改变自己艺术之路的信。
“那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书法篆刻家钱君匋先生的《长征印谱》，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那些印章，既有传统韵味，又有创新意趣，笔力苍劲，章法灵动。我当时就想，要是能拜钱先生为师，该多好。”
他鼓起勇气，给报社写信，恳请转给钱君匋先生，还把自己刻的印章、写的字小心翼翼地寄了过去。让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钱君匋先生竟真的回信了。信上有一句“欢迎你元旦后来”，这封回信，像一束光，照亮了他迷茫的艺术之路。
第一次去钱君匋先生家，吴颐人既紧张又激动，特意穿了最整洁的衣服，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装在包里。
“钱先生见了我，一点架子都没有。接过我的作品，一页一页仔细看，还指着其中一方印章说：‘你这方章，笔意很活，就是章法还差一点，要多琢磨汉简的韵味。’”他记得清清楚楚。钱先生不仅送他原拓本印谱，还有五十张连史纸，更主动出钱，让他去上海图书馆翻拍《流沙坠简》。
“钱先生说：‘汉简是金石艺术的根，你要沉下心去学，才能走出自己的路。’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他又陆续拜师钱瘦铁、罗福颐。
“钱瘦铁先生性格豪爽，有侠者之气。笔墨雄健朴厚，让日本人都折服。他教我：‘刻章要有力，做人要坦荡。’”
“罗福颐先生严谨规矩，对金石研究极为精深。他把自己珍藏的《武威汉简》转赠给我，还陪我逛故宫，一边看文物，一边给我讲解金石知识。他说：‘做学问要踏实，不能急功近利。’”
三位先生各有风骨，却都同样热心提携后辈，没有门户之见。吴颐人说起恩师，语气里满是感念：“没有这三位先生，就没有今天的我。他们不仅教我技艺，更教我做人，教我坚守艺术的初心。”
他后来给自己起了一个斋号——“醉汉”。当然不是喝醉酒的醉汉，而是指醉心于汉代的艺术：汉画、汉印、汉简。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旧书店看到《居延汉简甲编》，爱不释手。可书价十三块多，而他囊中羞涩，那时他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四块。他跟书店老板商量把书留着，转身跑到老友家借钱，最终把书抱回了家。
这本书，成了他的“宝贝”。封皮包浆都磨得发亮，边角也卷了起来，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的批注。
“我只用了里面的三分之一，就从里面悟到了太多东西。汉简的自由奔放、朴拙自然，恰合我的性子。那些从武威、居延出土的简牍，藏着汉人最原始的艺术张力，比规规矩矩的楷书多了几分鲜活，多了几分灵气。”
为了研习汉简，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自己归类整理，做了只供自己用的“土字典”，把汉简中的字形、笔意一一记录下来，反复琢磨、临摹。他还四处搜集日本的汉简资料，对比研究。将汉简的笔意融入篆刻、书法，开创了汉简入印、入边款的先河。
除了汉简入印，他还首创岩画入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首次探访贺兰山岩画，便被史前先民的简洁与夸张打动。“那些刻在崖壁上的线条，寥寥数笔便形神兼备。有牛羊、有猎人、有日月。简单却有力量，藏着先民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从贺兰山回来后，他就开始尝试将岩画元素融入篆刻边款，把岩画的线条简化、提炼，与汉简的笔意结合。
钱君匋先生曾为他作序，称其汉简书作“真草篆隶兼备，藏巧于拙，笔势酣畅，奇崛多姿，深得汉人的风神气韵”。吴颐人说，钱君匋先生还曾向他索书汉简四条屏。“老师裱好后将四条屏悬挂在家中，要我去看，其实老师一直在变着法子鼓励我，让我感动。对于艺术，我有一句话是‘不求第一，但求唯一’，还有一句是‘不甘人后，畏人前’。艺术不甘心落在人家后面，畏惧在人前抛头露面，做人低调一些。”
吴颐人出版的一系列篆刻著作也影响了几代人。《篆刻五十讲》是钱君匋先生鼓励他撰写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首次出版以来，历经多次再版，不同版本累计印数超过十万册。有同行戏称，他的书“喂饱了半个篆刻圈”。
上海师范大学多年前想为他办“吴颐人大师班”，他执意改为“名师班”。“其实我只是书画篆刻爱好者，配不上‘大师’这两个字。叫‘名师’，踏实。”
中风十年，也是吴颐人转变的十年。他曾有一个斋号叫“两天晒网斋”，取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别人不解，他笑说：“许多人都以为我如何如何用功，其实不然。我是兴致来时一天写到晚，雅兴去时连日不碰。”
他刻过一方印，边款写着：“打鱼养身，晒网养心。”在他看来，艺术需要“休渔期”。有时停一停、看一看、想一想，比一味埋头更重要。
只是没想到，七十多岁后的这场被动的“休渔期”，来得如此漫长，如此不由人。
吴颐人在“吴颐人的艺术世界”展览现场。
教学
现在，吴颐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指导学生上。
“我现在虽然不能刻章，但我可以思考，可以整理自己的艺术心得，可以指导学生。”他曾经的学生早已遍布各地，有不少俨然成为篆刻领域的骨干。舒文扬、管继平、杨一、郑邦谦等弟子，各有特点。
舒文扬跟了吴颐人几十年，从年轻时就开始学。如今舒文扬在篆刻界已有名声，出版了专著，办过展览，有时来探望，还带着新刻的印章请老师指点。作家管继平是18岁开始跟吴颐人学篆刻的，吴颐人还记得他从市区骑车到莘庄学艺的执着。郑邦谦年轻，想法新，把篆刻和现代设计结合起来，吴颐人看了他的作品，觉得路子对。住在莘庄的杨翌跟了吴颐人不少年，质朴而好学，吴颐人很喜欢他的憨厚勤奋。
学生有时发来作品，吴颐人看到了，会很快发语音或直接打电话给学生，从篆字结构到章法布局，从刻刀用法到艺术理念，多角度讲解得失。“我教学生，不要求他们刻得多好，先教他们做人。做人踏实了，刻出来的章才有底气；做人真诚了，艺术才能有温度。”
他常对学生说：“要有平常心。不要被名利所困，守住自己的初心，才能走得远。”他曾多次写过“平常心”三字，送给学生，笔意虽拙，却满纸力量。
除了这些成名的弟子，近期他又收了一个特殊的学生——晚间的护工老张。
老张五十多岁，山东人，去年经人介绍来照顾吴颐人，负责晚上的起居。刚来时，他对篆刻一无所知，连青田石和寿山石都分不清，但没事听吴颐人讲讲篆刻，居然就喜欢上了。
现成的名师在边上，学起来也格外有劲，每天晚上，老张做完分内护理的事，就坐在桌旁起稿或刻石，请吴颐人看，吴颐人借着床头灯的光，教他怎么设计印稿，怎么运刀，怎么处理转角。
几个月下来，老张刻得有模有样了，吴颐人看着，也觉得欣慰。他有时晚上醒来，能听见客厅里刻刀划过石头的沙沙声，很轻。那个声音让他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在塘湾的小宿舍里，也是这样半夜还在刻，窗外是虫鸣，屋里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的追求，就是想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传下去，让更多人喜欢上书画篆刻，喜欢上我们的传统艺术。”吴颐人说。
吴颐人教女儿吴越篆刻。受访者 图
“最好的作品是女儿”
女儿吴越小时候，吴颐人更细心地教过她篆刻。
在闵行吴泾的展览上，便有一组吴颐人父女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年幼的吴越扎着辫子，歪着头，全神贯注地看父亲示范刻印。
吴颐人年轻时从未想过，自己的女儿会成为一名演员。他原本想将吴越培养成一名书画篆刻家。毕竟，吴越自小在墨香中长大，骨子里藏着艺术的天分。吴颐人的妻子是上海中学毕业的才女，岳父也懂篆刻、会拉京胡。一家人的生活，浸着艺术与烟火。
说起女儿的童年，吴颐人眼神里满是温柔。
“那时候条件不好，我一个月工资三十四块，妻子三十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只要女儿想要什么，我们都会尽力满足她。她说想看大海，我就带她去；她说想看大山，我就带她坐火车去北京。路过山东时在车厢里远远看见一座山，当时我们不认识这是什么山，经车厢的旅客提醒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泰山。”
他顿了顿，笑着补充：“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吴越幼时由塘湾的一位农村老太太照料。那时没有幼儿园，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吴越便是其中之一。小小的塘湾，成了吴越的童年乐园。她跟着父亲在学校里东游西荡，父亲在教室讲课，她就坐在教室桌前做怪动作。她跟着街坊邻居排队买油条，嘴甜可爱，卖油条的让她不要排队，直接来买。她成了塘湾镇上的“小名人”。
“那时候她特别调皮，整天跟着我。我刻章，她就坐在旁边。”他还教女儿学会感受生活。从塘湾到外婆家所在的漕河泾路程远，当时生活条件差，不舍得坐汽车，一家三口就骑着自行车去看外婆。父亲坐中间，母亲坐后座，吴越在前面。一路上，吴颐人就教女儿口头创作儿歌。
吴越的表演天分，是偶然被发现的。那年她四年级，吴颐人带她去虹口鲁迅公园见日本篆刻访问团。晚餐时，日本友人看小吴越可爱，试着要她表演节目。吴颐人没想到，吴越竟来了一段无实物表演——模仿听收音机，换台、听相声、听小品，时而微笑，时而大笑，惟妙惟肖。日本友人连连称赞。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她的表演天赋。”吴颐人说，“在此之前，她是学校的闵行区级‘故事大王’，也是上海市小学生七个‘故事大王’之一。”
吴越小学三年级时，他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把女儿送到北京上学，住在漫画家朋友邢振林家，让她远离父母在北京生活一年。
身边的人都说他“胆子大”，舍得让这么小的女儿离开家。可他说：“孩子总要学会独立，早一点锻炼，对她有好处。温室里的花朵，是长不大的。”
吴颐人从未强迫女儿做任何事。发现她喜欢表演，眼睛里有光，那就尊重她的选择。吴越想考上海戏剧学院，他全力支持。哪怕身边有人说“演员这行太复杂，女孩子容易吃亏”，他也只说：“只要她喜欢就好。”
吴颐人家客厅里的生活照。
2017年，《我的前半生》热播。吴越因饰演凌玲被观众骂上热搜，一度关停微博评论。
得知女儿委屈时，老父亲正在赴外地义卖的高铁上。他顺手拿起车厢里的清洁袋，在空白面写下侯宝林的打油诗：
“演员生涯自风流，生旦净末刻意求。莫道常为座上客，有时也做阶下囚。”然后，拍照用微信发给女儿。
吴越收到后回复：“吴老师，谢谢。您老继续忙，这个垃圾袋我保存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我就拿出来看看。想起您的话，我就有底气了。”
后来吴越在《扫黑风暴》中演贺芸，又有顾虑：这个角色复杂，有挑战，演起来过瘾，但是演坏人又要被骂。吴颐人拿出齐白石的话送女儿：“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媚俗，不似欺世。所以，你要演表面上是好人、骨子里是坏人。”
吴越回复：“收到，记住。我打心底里佩服你，还要叩首再叩首。”
有人问他，现在他和女儿，谁名气大。他笑着摆手：“她现在名气比我大多了。以前别人介绍，说这是吴颐人的女儿；现在介绍我，说这是吴越的父亲。”
客厅里有电视，吴颐人很少打开看。可他知道女儿演过的那些戏。从早年的《和平年代》，到后来的《我的前半生》，从《大明风华》里的太子妃，到《扫黑风暴》里的贺芸，还有《繁花》《八角亭谜雾》《沉默的荣耀》，他都说得上来。一部一部，如数家珍。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语气淡淡的，但藏不住那份得意。他说：“我的书画不错，篆刻也不错，但最好的作品，其实是女儿。”
设计 白浪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