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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商人,家里小妾来了一拨又一拨,却从没有哪个真正在他身边住下来,接进门过一夜,第二天就被送走。

旁人看得一头雾水,学者翻开史料却直拍大腿——这哪是荒唐,这分明是一套高明的生意经。

一个从小给地主放牛的穷娃,靠什么走上了晚清商界的顶点?

胡雪岩家里常年进出大量女子,这件事在杭州商界不是秘密,但大多数人搞不清楚其中的门道,只当他是有钱人的荒唐癖好。

事实上,这套流程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在里面。

胡雪岩挑人,挑的不是外貌,而是气质和处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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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好了之后,接进家门,交给专人训练,教的是规矩、礼仪、待客之道。

这套训练走完,才轮到胡雪岩见面。

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离开的,这个人的使命基本就结束了。

留下来继续参与的,才算是真正进入了胡雪岩的这个体系。

这批女子的用途,和胡雪岩本人的私生活关系不大,她们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公关工具。

晚清官场有个公开的惯例,官员们在私下应酬上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

胡雪岩在这一点上看得非常透彻,他把这些训练有素的女子安排在那些手握实权的官员身边,用来打通合作关系。

生意上谈不拢的,靠这套方式谈拢了;不愿意存款进阜康钱庄的,经过这一番运作,也愿意了。

这种手段放在任何时代评价,都不算光彩。

胡雪岩本人大概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标榜的事,他的逻辑很简单,生意做成才是硬道理,至于用什么方法,不在他的考量范围之内。

晚清那个大环境下,官商之间的合作本来就不是靠正常的市场规则来维系的,能拿到结果,才算是真本事。

阜康钱庄后来能把各地的军费和官款一批批揽进来,绝不只是因为信誉好、服务好,背后这套公关体系一直在持续发挥作用。

胡雪岩把商业运营和人脉维护拧成了一条绳,两条线同时推进,缺哪一条都撑不住他后来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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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出身,穷到毫无退路可言。

安徽农村,家里算是彻底的贫苦户,他幼年最主要的收入方式,就是帮附近地主家看管牛群,一天下来能换几口饭吃。

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

这个变故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里彻底乱了套。

家里还有几个年纪更小的弟弟,粮食不够分,谁都知道。

胡雪岩正处在最能吃的年纪,饭量大,留在家里每天的口粮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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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留下来跟弟弟们抢那点吃的,他选择自己出去想办法。一个人去了杭州。

十二岁,身上什么都没有,在杭州也没有认识的人,甚至连像样的体格都撑不起来,因为常年吃不饱,他看起来比同龄的孩子矮小一圈。

杭州是浙江最热闹的地方,商行、钱庄、货栈密密麻麻,每天进进出出的人极多。

机会是有的,但轮不到一个外地来的穷孩子。

搬货的活,掌柜看了他一眼,嫌他干不了重活,不要。

出力气的路走不通,胡雪岩转头去了杭州杂粮行,从最底层的杂役做起,什么脏活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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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进了信和钱庄,从学徒做起。

学徒这个名头在当时的行当里没什么地位,扫地、倒夜壶、给东家跑腿,这些都是日常。

真正跟钱庄业务有关的事,要等三年学徒期熬完,转成正式员工才有机会接触。

这三年,很多人中途就撂挑子走了,胡雪岩一直撑到了头,还在信和钱庄得到了老板的认可,顺利转正。

转正之后又干了几年,信和钱庄把他辞退了。

原因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这一次被辞,倒歪打正着地把他推向了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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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信和钱庄,胡雪岩去了阜康钱庄。

这一年他十九岁,有了之前那几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做起事来稳当,阜康的于老板很快注意到了他。

于老板膝下没有儿子,钱庄的将来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胡雪岩在阜康踏实干活,日常对于老板的照料也做到了十分周到,吃喝起居、大小事务,处理得像对自己亲爹一样细心。

于老板越看越顺眼,在弥留之际做了一个决定,把整个阜康钱庄都托付给了胡雪岩。

这笔财产折算下来大约五千两白银,对一个从放牛娃起步、身无长物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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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接手钱庄,认真经营,站稳了脚跟。

1848年,胡雪岩二十六岁,钱庄在他手里运转得还算顺畅,生意有,钱也在赚,但他清楚这条路的天花板在哪里。

晚清做生意,没有官场背景,走不了多远。

有一天,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走进阜康钱庄,说要借五百两。

伙计们拿不定主意,把胡雪岩叫了出来。

问清楚来龙去脉,这人叫王有龄,顶着一个候补浙江盐大使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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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就是在排队,能不能轮上,不确定。

他借这五百两,是打算用来打通关节,把这个职位拿到手。

钱庄的人里有不少觉得这笔钱借出去基本等于打了水漂,王有龄能不能当上官,谁都说不准。

胡雪岩想了一圈,还是把钱借了出去。

他认定王有龄这个人值得注,不是随便的直觉,而是在那次交谈里看出来这个人有路子、有格局,不是普通来碰运气的书生

三年之后,咸丰帝登基,王有龄果然走上了仕途,当上了湖州知府。

五百两押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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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龄当上湖州知府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回报胡雪岩。

他把湖州公库的代理权直接交给了胡雪岩来运作,公款由胡雪岩支配经营,盈利双方分配,亏损双方共担。

这种安排在当时的官商合作中属于心照不宣的惯例,胡雪岩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公库资金到手,胡雪岩没有简单地拿去放贷收息了事。

他把这笔钱投进了湖州本地的蚕桑产业,给当地农民提供养蚕所需的资金支持,蚕丝产出来之后,他全数收购。

收购完再统一运到杭州和上海的市场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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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江南蚕丝在国内外都有稳定的销路,价格不低,利润空间相当可观。

一笔买卖跑完,公库的本金原数还回去,剩下的利润留下来分配。

这套运作方式循环起来之后,胡雪岩的资金量开始快速膨胀。

阜康钱庄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从一家地方性的小钱庄,一步步发展成能够承接官方款项的大型金融机构。

王有龄的仕途一路走高,从湖州知府最终升任浙江巡抚,胡雪岩的生意版图也跟着一路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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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关系,从一次五百两的借贷起步,最后演变成了一套官商深度捆绑的合作体系,谁也离不开谁。

庚申之变发生之后,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圆明园被付之一炬,整个朝廷陷入一场巨大的震动之中。

事后朝廷调拨了数额庞大的军事经费,用于各地布防和军务周转。

这批军费需要找机构存放和运作,胡雪岩通过王有龄打通了军界的关系,把这些资金一批一批引入了阜康钱庄。

军费到位,就意味着钱庄手里随时掌握着规模可观的可调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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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用这些资金继续扩展商业布局,蚕丝、药材、军火各条线同步铺开。

那套纳妾公关的体系也在这个阶段发挥着最大的效用,不断帮他维系和拓展官场中的关系网络,保证资金渠道持续畅通。

胡雪岩走到晚清首富这个位置,靠的不是运气,也不是单一的一种方法。

他把商业判断、官场资源、人情维护这几条线同时拉紧,任何一条松了,整个体系都会出问题。

他的成功,放在晚清那个特定的历史土壤里有其逻辑,离开那个环境,这套东西未必能原样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