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杭州余杭区五常街道，一场关于“AI+OPC”的创业热潮正在悄然兴起。
OPC，全称“One Person Company”，亦即“一人公司或微小团队”。与传统的创业模式不同，OPC创业者不再依赖庞大的团队，而是将AI智能体变成了员工，成为AI时代的全新企业形态。
为了支持OPC的创业，3月6日，五常街道扶持“AI+OPC”产业发展的28条举措正式发布。随后在3月11日召开的街道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五常街道正式启动“杭州余杭亲橙人工智能OPC社区建设成果发布暨五常街道全域OPC生态打造”计划。
五常街道是杭州有名的创业热土，这里曾孵化了阿里巴巴集团、同花顺等诸多知名大厂。如今，行走在创业第一线的五常街道显然已敏锐地感知到了创业热潮的新变化，开始抢滩AI时代的首批创业者。
创业门槛大幅降低，AI让“单人成企”成为现实
“一年前开始做这个项目时，还没有 OPC 的概念，只是靠着一台3D 打印机和 AI 建模，为小孩子设计创意玩具。”3D 打印亲子玩具创业者卞恺灵说。
卞恺灵笑称自己“一不小心踩在了风口上”。作为一位典型的OPC 创业者，卞恺灵一人完成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全链路工作，如今月销数万元。在她的日常工作中，她养的“小龙虾”（OpenClaw）成为了核心员工，枯燥、烦琐的P图、电商上架等一系列重复性的环节，都可以交给“小龙虾”去完成，她则去负责观察孩子、设计玩具等更有创意类的工作。
“若是没有AI，我这样的项目至少需要五六个人的团队，设计、拍片、文案、销售一个都不能少，但现在我都可以一个人就搞定，不够的能力，找AI补上就行。”卞恺灵说。
李知庭也是一位“一人军团”的创业者，她正在开发一个面向海外的短剧/漫剧B2B平台，通过AI工具快速生成剧本、制作漫剧，并解决多语言翻译和发行难题。
“我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团队，未来的公司一定是小型化的。”李知庭说。
这一变化，正是当下 AI+OPC 创业浪潮的真实写照。与十年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期的创业潮相比，如今的创业门槛已大幅降低。
五常街道副处级组织员阮晓霁长期与创业者打交道，她对此感受深刻：“上一轮创业需要硬件设备、大量人工和资金投入，门槛很高，而这一轮，靠着 AI 工具，一个人、一个想法就能启动创业。”
在阮晓霁看来，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后，OPC的创业活力就蹭蹭上涨。她举例说，2025年3月，阿里首个OPC入驻空间落地五常，这个2000方、161个工位的空间，开业一个月就爆满，至今已孵化出去16个团队，“这就是 AI+OPC 创业活力的最好证明。”
五常的务实：从“给场地”到“创生态”
细化来看，五常街道通过八方面18条举措，可直接降低AI+OPC人才在数字生产要素、办公空间、资金融资、政务运营等方面的刚性成本，并围绕注册开办、人才安居、技术对接、场景应用、金融法务等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强化从创业到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保障，实现“低门槛、低成本、快落地、强保障”。
阮晓霁说，这些政策都是为“AI+OPC”公司量身定制的。在此之前，五常街道的领导与OPC创业者做了多轮座谈，聊他们的需求，聊他们的创业痛点，聊政府可以如何为他们赋能。
“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市场需求来迭代扶持政策。”阮晓霁说，“创业者只要带着想法和点子来就行，剩下的我们帮你链接资源、对接大厂、找投资，甚至帮你创造应用场景。”
按照计划，五常街道希望用3年时间推动数字产业、创新主体、服务生态、空间载体深度融合，培育“AI+OPC”产业，形成龙头引领、小微共生、数智赋能、生态共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用街道领导的话说，就是能形成“大树+灌木+藤蔓”共生共荣的产业格局。
“大树”即已长成参天大树的大厂，包括阿里巴巴集团、同花顺、中移杭研等头部平台和领军企业，它们不光自身是行业龙头，还通过上下产业链创造了大量创业机会，为“灌木”与“藤蔓”提供生存空间；
“灌木”则是辖区内星罗密布的“腰部”科技企业，它们没有“大树”那么有名有能量，但也具有相当规模，拥有核心技术或成熟商业模式，它们支撑起了五常街道的科创生态和创新氛围，既利用“大树”的资源进行二次开发或垂直深耕，又能为“藤蔓”提供业务场景、外包需求或供应链支持。数据显示，目前五常辖区内汇聚了超过1200家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完整产业链，创新氛围浓厚；
而“藤蔓”则是大量小微创业公司，包括这次五常街道想要重点抢滩的OPC创业者。在五常街道看来，“藤蔓”灵活、创新，依附性强，生命力旺盛，它们没有庞大的固定资产负担，而是攀附在“大树”和“灌木”构建的支架上，利用AI工具极速生长。它们负责微创新、填补长尾需求、快速试错，是生态中最具活力的“神经末梢”。
多城市竞技，“OPC”们为什么选五常？
值得关注的是，杭州五常街道不是第一个抢滩“OPC”们的地方政府。事实上，开年以来，全国已经有多个城市行动起来，包括深圳、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纷纷发布重磅政策，向AI时代的创业者抛去橄榄枝。
然而，五常街道的政策铺出去后，获得的反馈很热烈：“几天时间就收到20多个OPC创业者的入驻申请。”阮晓霁说。
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一人军团”，五常街道配备了专属政务服务专员，为OPC项目提供政策咨询、知识产权申报、资质认定等全流程指导，还把商事登记服务窗口放到了青橙国际创新创业中心的楼下，后者是余杭区青年人才创业综合体，由五常街道于2024年9月为青年人才打造，首批为OPC提供的免费工位也放在这里。
这意味着，OPC创业者可以专心埋头创业，其他办公司需要处理的相关琐事，街道会“一站式”帮忙办妥。
阮晓霁说，一直以来，五常就信奉“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理念，在尽量不打扰创业者的前提下把服务做了。她举了个例子，有位创业者有次外出回来，发现工位上多了一本手册，手册上折了个角，对应的是他可以享受的政策，还留了联系方式，这让创业者很惊讶，但对五常来说，这样的“无感”服务其实很日常。
不过，服务好只是五常街道吸引力强大的一个方面，对于诸多OPC创业者来说，五常是年轻人的集中地，创业生态丰富，能链接到各种资源，这才是五常的最大吸引力。
在来杭州之前，卞恺灵和李知庭都在北京，但她俩不约而同将自己的创业地选在了杭州，选在了五常。
李知庭说，在上一家公司任职时，公司曾有一项业务想放到杭州，当时她在杭州考察了很多地方，最后选在了未来科技城。那次经历让她亲身体验了很多余杭区和五常街道的服务，感受到了亲和而有效率的服务，印象分就打上了。同时，曾做过创投的她认为，近年来，电商、短剧、直播等新兴产业在杭州都发展得很成功，说明杭州的政府对新产业的理解很快，而且能及时出台鼓励政策，这样的营商环境很值得期待。
此外，李知庭表示很喜欢五常年轻人集聚的大环境，“这里人才多，创意活跃，与人喝杯咖啡，就可能会聊出一个创业机会，我们做短剧出海，需要时刻了解年轻人的想法，观察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就一定要与年轻人在一起”。
卞恺灵同样是被五常的创业生态吸引过来。她说，这里科创人才浓度高，她作为文科生，本来对AI等工具类软件没那么敏锐，但现在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行业潮流，并能快速应用到自己的工作流中，比如在其他技术大咖的帮助下，她在过年前就养上了“小龙虾”，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与卞恺灵和李知庭相比，李韧韬对五常处于“很熟悉又不太熟悉”的状态。“很熟悉”是因为在本次创业前，他是天猫的技术美术负责人，此前的工作地就在五常；“不太熟悉”则是因为大厂工作细分，他只要专心干好本职工作，根本不用管创业相关政策。
去年7月，李韧韬从阿里巴巴离职，专心深耕AR/VR、虚实结合互联网3D、元宇宙等领域，目前，他的公司是个6人团队。李韧韬说，虽然他们公司看上去比“一人军团”要兵强马壮，但这6人都是技术咖，国家政策、人脉圈子、上下游资源的拓展，对他们来说都是相对陌生的领域。
李韧韬说，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小微创业者而言，房租优惠、融资等需求并不急迫，更需要的是自己的项目能落地，能有应用场景，需要上下资源的拓展。如今，街道为他们解决了不少问题，不光让他们知道了有很多创业政策可以享受，而且还为他们介绍认识了不少上下游企业，拓展了业务。
相比于“OPC”们的个人感受，一组数据或许可以更系统地展现五常的活力：
这是一个对人吸引力十足的城市。18年前，五常街道常住人口仅2.5万，如今，街道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5万，显示了五常对外地人口的强大虹吸力；
这是一个年轻、活力十足的城市。十年前，街道辖区户籍人口平均年龄是42岁，如今十年过去，这个数字反而变成了32岁；
这还是一个人才浓度极高的城市。截至2025年底，这个常住人口25万的街道，各类人才数量超过9000人，其中，国家级、省级领军人才分别有42名、38名。
专家解读：争夺智能经济的“第一批原住民”
对于AI+OPC的兴起，《比较》研究部主管、研究员陈永伟认为，这一轮的“一人公司”与以往的自由职业者不一样，因为有了大模型、代码生成、AI智能体等工具，一个人现在可以同时“雇”几十个数字助手，也就是说，一个人+一群AI智能体，就能做出一个小团队级别的公司。
陈永伟表示，这个模式刚刚从“少数人的实验”变成“很多城市开始布局”，不少地方已经在做OPC社区、算力补贴、创业服务，因为大家意识到，这可能是AI时代一种新的企业形态。对城市来说，抓住AI+OPC，其实不是多几个小公司这么简单，而是在争夺未来创新的源头人群，这些人可能今天只有一个人，但他们启动很快、试错成本很低、创新特别活跃。如果一个城市能聚集一批这样的创业者，创新就会像毛细血管一样不断冒出来。“可以说，各地表面上争的是OPC，实质上抢的是智能经济时代的第一批创业者。”
钱塘企业家与创新研究所副所长钟鸿钧则认为，除了技术进步带来了个体生产力裂变，AI+OPC的兴起，还因为新生代对组织体制的“重新审视”，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爱好，来成立“一人公司”，这不是低端的“零工”，而是高净值人才的主动选择。而《公司法》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明确规范，保护了个体的有限责任，降低了创业风险。同时，注册制的简化、电子办公的普及以及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为“一人公司”提供了制度保障。“AI+OPC模式的本质是生产函数的大变革。”
“与上一轮创业潮不同的是，今天的‘一人公司’，强调小而美，其困境不在融资，他们更在乎算力的普惠化、高质量数据集的开放、AI 工具链的低成本获取，以及技术迭代过快导致的认知焦虑，‘一人公司’在法律身份、社保挂钩、知识产权确权等制度层面的‘身份尴尬’等。”
钟鸿钧说，从这些方面来说，政府的政策核心应该构建AI时代的新营商环境，优先解决“社交孤岛”与“监管沙盒”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素供给平权，有能力的可以发放“算力券”，实现计算资源的“云端平权”，消除数字鸿沟；二是降低制度摩擦，确保创业者能够来去自由，提供便携式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使社保、子女教育不挂钩于特定企业，降低个体的创业机会成本；三是身份立法，完善“数字化个体户”的法律定义，解决其在开票、签约、贸易中的制度性障碍。
“具体到五常街道来说，它最大的优势是产业生态，拥有很多科技公司、平台企业，也有很多AI创业团队，所以五常在做AI+OPC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做创业空间，更要争取做一个‘AI创业试验场’。比如围绕电商服务、内容生产、企业智能体、跨境营销这些杭州本来就很强的领域，形成一些垂直的OPC创业群体。这样创业者一来，就能接触到客户和产业链。”陈永伟说，好的OPC政策，不只是把创业者“招进来”，而是让他们“来了就能开工，做出产品，还能接到订单”。如果这一点做好，五常有机会成为长三角AI+OPC创业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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