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江西龙冈的打扫战场现场,红军战士从卡车上搬下个带旋钮铜线的铁疙瘩,谁都认不出这是什么,有人还踢了一脚嫌占地方。蹲在俘虏堆里的二十出头年轻人,眼睛直勾勾盯着这个破机器挪不开,这玩意儿他天天摸,可惜发报部分被砸坏了,成了只能收不能发的半部电台。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次举手,不仅改了自己的命,还改了整支军队的通信史。
这个年轻人原本叫吴人鉴,是江苏武进乡下农家出来的娃。从小家里穷得叮当响,爸妈咬着牙供他读书,好不容易考上学校学了无线电这门新鲜手艺。毕业之后进了国民党军队当个中尉报务员,本来就想着靠手艺混口安稳饭,压根没想过人生会拐这么大一个弯。
龙冈一仗国民党第十八师全军覆没,师长张辉瓒都被活捉了,吴人鉴蹲在俘虏堆里,本来心都凉了,满脑子都是红军杀俘虏的传闻。等了两天他发现不对,红军不仅不打骂俘虏,还给吃给喝,当官的和小兵吃穿都一模一样。来找他问话的还是自己当年黄埔六期的老同学郭化若,郭化若直接问谁会用电台,愿意留的欢迎,想走的发路费绝不拦着。
吴人鉴看着眼前这帮人和传闻完全不一样,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好久,咬咬牙举起了手。参加红军之后,为了不连累家里人,也为了给自己换个新生,他改了名字叫王诤,意思是“诤言笃信,刚直不阿”,这一年他才21岁。
那台被砸坏的电台只剩一半功能,只能收报不能发,放在当时缺技术缺设备的红军这儿,就是实打实的宝贝。王诤带着人在江西小布镇的祠堂里架起天线,拧开开关没多久,耳机里就传来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嘀嗒声。毛主席听说之后专门跑来看,说这就是咱们“没有报纸的报纸”,朱德也过来跟他谈话,说白军有的咱们迟早会有,他们没有的,早晚也得给咱们送过来。
光有设备不行,得有更多会用的人,王诤就站在黑板前,把电码编成好记的口诀,一句一句教给招来的新学员。第一批学员只学了四个月就毕业上岗,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就这么从一间乡下祠堂里走了出来。
1931年东固山区那场仗,王诤戴着耳机趴在那半部电台跟前盯了一下午,汗顺着脸往下掉都没顾上擦。突然耳机里传来明码通话,敌人二十八师师部跟吉安留守处聊天,直接把第二天要去东固的动向说了个明明白白,连密码都没用来着。王诤抓起记录纸就往总部跑,朱德看完直接拍板,给咱们送上门的功劳,哪能不要。
红军连夜调兵设伏,第二天雾蒙蒙的山里,敌人直接钻进了包围圈,一仗就被打垮了。庆功会上毛主席直接把王诤请上主后来中央成立军委通信联络局,王诤当局长,带着队伍进了延安。延安那地方穷得离谱,电台零件坏了根本没地方买,王诤就带着人到处淘原料,战场上缴来的破汽车、旧铁轨,老百姓家不用的铜盆铁锅,全拉回来拆了用。他们靠着手工绕线圈,用杜梨木做机器面板,愣是自己造出了能用的收发报机,后来还搞出了共产党第一个广播电台,延安窑洞里的呼号,传到了全国各个角落。
席台,当着全军说,咱们红军也有千里眼长征路上四渡赤水,王诤还拿一部电台伪装成红军总部发报,把国民党几十万主力调得团团转,帮着红军跳出了包围圈。
顺风耳了,这就是克敌制胜的大法宝。抗美援朝打了一年多的时候,美军用电磁波干扰搞破坏,把我军雷达弄成了白茫茫一片,敌机来了都看不见,后勤线被炸得抬不起头。彭德怀直接发急电回国内要人,毛主席看完直接拍板,派王诤去。王诤二话不说,带着一帮技术骨干就奔赴了朝鲜,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山东里,挤在一块儿盯着雷达屏幕找办法。
刚从清华毕业的年轻人张履谦提出改频率加抗干扰电路,王诤当场就拍板同意,改完之后雷达立马恢复了视力,志愿军的战鹰重新顺利升空。回国之后王诤又搞起了电子对抗,六十年代初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天天往大陆闯,王诤带着专家攻关,帮着导弹部队前后打下五架,从那之后U-2再也不敢随便过来晃悠。
1955年授衔的时候,46岁的王诤从周总理手里接过了中将军衔的命令状,还拿到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从1930年被俘的国军中尉,到开国中将,他整整走了二十五年。后来他的担子越来越重,先后当过军委通信部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连毛主席都夸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78年王诤因为癌症在北京去世,终年六十九岁,去世的时候病床上的他手里还攥着一张电子线路图。李先念给他题了八个字,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他生前留下一句话,直到现在还被通信兵口口相传,要做革命的鲁班石,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当好革命事业的一块基石。
参考资料 解放军报 半部电台起家 一生征战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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