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中的三位宿迁人
赵连军
今年3月1日，是人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为东北老航校)诞生80周年的纪念日。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就巧妙地利用军阀和国民党的航空教育机构培养航空人才。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创建人民空军，我党利用缴获的日伪和国民党的航空器材，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东北老航校，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人民空军和航空学校摸索了经验，准备了航空骨干。在1946年3月至1949年9月的三年半时间，东北老航校共培养各类航空技术干部50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参谋人员88名。在这期间，曾经有三位宿迁籍人战斗生活在东北老航校。
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科学地预见了革命的进程，果断地作出决定，在东北建设一所航空学校，为不久的将来建立人民空军培养更多的航空人才。为此，党中央派出我党早期培养的航空骨干王弼、常乾坤等30余名航空技术干部，赴东北筹建航空学校。在他们前往东北的途中，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初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开始筹建航空学校，宿迁籍的朱瑞将军则组织领导了航空学校的筹建工作。
朱瑞将军，1905年9月13日出生于宿迁县埠子市孝义乡朱大兴庄（今属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早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广东大学。1925年起，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三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任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秋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后，任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同年10月下旬，奉命率炮校师生到东北建立炮兵部队。到达东北后，朱瑞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方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学校校长。11月，朱瑞兼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总队总队长，开始直接领导东北航空学校的组建工作。
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总队由日军的一个航空大队改编而成。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原驻旺扎在沈阳奉集堡地区的日本航空大队300余人，抛弃飞机器材，逃到辽宁省本溪连山关以西山区。东北人民自治军派人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只要放下武器，就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并给予工作。由于形势所迫，别无出路，在该大队大队长林弥一郎（中文名林保毅）的率领下，于9月底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并表示愿意为我出力。东北人民自治军遂将这个日本航空大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11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为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航空工作的领导，组建航中委员会，并拟将航空队改为航空总队，由朱瑞兼任航空总队总队长，吴溉之兼政治委员，常乾坤、白起、林保毅任副总队长，明确在航空总队基础上组建航空学校。
1945年11月30日，朱瑞和吴溉之致电彭真、罗荣桓、萧劲光、伍修权，报告关于航空总队成立及相关工作情形：“一、为更郑重，1946年元旦，我们选为航空总队成立日。本日举行隆重典礼，并以后方司令部名义公布你们的命令及主要军政干部之委任（另电告）。我们均即席训话，勉励全体为建设很大的人民空军而斗争，并希望空军成为团结的模范，爱护人民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关于业务方面的指示：修理器材，收集器材、爱护器材，恢复技术、复习技术、提高技术，严格训练，安心工作，努力学习等项，一般情绪很好。日本军属并组织新年娱乐，均表示没有想到今年过得这好。二、军属对我党我军诚恳对待及工作等甚感动，最近下级曾对上级态度开始表示随便（民主对某些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层，对下层开始表示客气，例举高木中尉表示过去参加我军时很痛苦，现在觉得愉快。很多人开始要求看日本革命战报，唱革命歌，想看日本能联纲领）。这些东西请先收集，交近飞机带来。三、教导队月底前开课，请告刘（即刘风——编注）多收集教育器材，并找图本模型仪器。特别是教育器材料，请于最近送来。十六分区保管之大批航空衣、一千多军毯，请代集中转运通化，万勿失散。”
12月25日，朱瑞 和吴溉之致电彭真、罗荣桓、萧劲光，报告抽调航校学员情况：“（一）已从教导团抽出航空学生104人，均为党员，身体均经过航空学校总队与卫生部门联合检查合格。另抽93人，均党员或一般经过考验之党员，身体亦经过同样的检查，日内即送安东。依照指示条件只能完成指示数目之半。（二）炮兵干部已分完，二大队学生在途中已抽出三分之一（150），到达通化后尚须再分出一部分，余拟转防空、坦克及自动车队继续学习，不能抽航空学员。”
二
在朱瑞等的组织领导下，1946年1月1日，航空总队在通化正式成立。朱瑞代表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宣布干部任职命令：朱瑞兼总队长，通化地委书记、后方司令部政治委员吴溉之兼任总队政委，常乾坤(尚在从延安赴东北途中）和白起任副总队长，林保毅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队长，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蔡云翔任民航队长，刘风任民航队政委，陈乃康任教导队政委。之后，朱瑞继续组织领导创建航空学校。
期间，航空总队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员的指示，建校人员分头到东北各地搜集飞机、器材。日本投降后，东北各地机场遭到了严重破坏，营房破烂不堪，场道凸凹不平，更无一架完好的飞机，各种专用车辆和航空器材像破铜烂铁一样散落各地。当时东北局势又很混乱，日伪残余势力还没肃清，铁路交通时断时续，给搜集飞机、器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朱瑞领导大家克服困难，跑遍东北所有机场，在省地人民政府、农村上作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将散落各地的破旧飞机、轮胎、仪表、发动机、油料等，硬是用人拉、户扛、汽车拖，一件一件地运了回来。在短短几个月时内，搜集各型破旧飞机120余架，发动机200余台，仪表100多箱，油料近千捅，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器材，为航校的建立和进行飞行训练创造了物质条件。
3月1日，经过紧张艰苦的筹备，各项工作准备就绪，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成立，代号为“三一部队”。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委托，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并宣布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航校主要领导的任命：校长朱瑞(兼)，政委吴溉之(兼)，副校长常乾坤、白起，副政委黄乃一、顾磊，政治部主任白平，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教育长蔡云翔，副教育长蒋天然，训练处长何健生，校务处长李连富，学生大队长刘风、政委陈乃康。
在朱瑞的领导下，东北老航校从筹建开始，就十分注重严格条件，精选学员。经中央军委批准，规定入校学员的条件为：一是政治可靠，历史清楚，最好是党员；二是劳动家庭出身或贫苦知识分子出身；三是身体健康，五官正常，无任何疾病；四是文化程度在初中二年以上；五是年龄在18至24岁之间；六是有过部队生活锻炼。据此，1945年12月首先从山东抗大分校和炮兵学校选调了第一批学员，1946年6月从山东抗大分校选调第二批学员。
1946年10月，朱瑞免兼东北老航校校长，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专门从事炮兵组织领导工作。对于朱瑞和东北老航校的关系，时任东北老航校副教育长的蒋天然后来说：“航校的筹备工作是朱司令员一手操办的，他亲自到各地去为我们挑选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我到航校当教育长时，他正在办移交工作，但他对航校的工作仍然很关心，经常带着我同各方面打通关系。因为他同上层的领导熟，所以我们在工作中碰到困难仍然去找他想办法，他总是热心地替我们把事情办好。如果不是日本航空联队的起义和朱司令的魄力与耐心工作，航校也办不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司令员是我军第一个航空学校的创始人，也是新中国航空史的创建人。”1948年10月1日，朱瑞在辽沈战役义县战斗中牺牲，是我军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时年43岁。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
三
在朱瑞离开东北老航校后不久的1946年11月，东北老航校又从新四军中选调了第三批100名学员，其中有宿迁籍的范辉和杨扶真两位学员。
范辉选调到东北老航校后，于1950年4月14日光荣牺牲。同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航空学校为范辉烈士敬立纪念碑，碑文记载：“范辉同志，原名范利仁，江苏泗阳县城关镇人，现年26岁（1924年生），于1941年入伍，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队伍中历任泗阳县工作队员、抗日大学四分校生活剧团团员、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文化教员及副支部书记等职。为了建设人民空军于1946年奉命调东北航空学校学习机械以后又转学飞行。范辉同志一生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在学习中积极努力钻研苦练、不畏艰辛，惟不幸于1950年4月14日在北陵因飞机突然失事而遇难。”
和范辉烈士同时奉命调入东北老航校的杨扶真，又名杨兆中、杨杰，1923年7月出生于泗阳县高渡乡颜勒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41年秋，杨扶真考入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北区行政公署举办的淮北中学。1943年春，任淮泗县黄圩民众教育馆教员。同年秋，奉命入新四军第四师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1945年春，任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实力统计书记。到东北老航校后，于1948年4月被选入飞行二期学习飞行技术。1950年起，杨扶真历任华北空运大队任中队长，空军独立第三团大队长，空军独立第三团（专机团）副团长，空军第三十四师一0二团团长。1965年开始，任空军第三十四师副师长，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任校长，空军第三十四师师长，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空军司令部顾问。
从选调入东北老航校开始，杨扶真便和我军的航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扶真主要负责执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任务；七十年代曾执行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首长专机任务。1957年秋，毛泽东主席率领我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时，杨扶真担任专机机长。起飞前，毛主席来到飞机旁，杨扶真上前敬礼，向毛主席报告飞机的情况，毛主席慈祥地和他握手并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没等杨扶真回答，在场的空军领导代他回答说：“他叫杨扶真。”毛主席问：“什么扶？”杨扶真立即回答：“扶摇直上的扶。”毛主席又问：“哪个真？”杨扶真回答：“真理的真。”毛主席笑着风趣地说：“扶持真理，这个名字好。”在这次航行中，记者为毛主席在飞机上拍下了在飞机上工作的珍贵照片。1974年12月，周恩来总理赴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共同商讨国家大事。时任师长的杨扶真按照叶剑英的指示带队执飞。飞机上，周总理和坐在他旁边的杨扶真谈话，认真询问部队各个方面的情况。返回北京时，杨扶真代表机组同志对周总理说：“总理啊，您可要保重身体啊！”总理慈祥地望着大家，说：“谢谢同志们。”并说：“你们飞得很好，飞得很平稳。”杨扶真说：“希望总理以后多坐我们的飞机。”总理笑着说：“好，我以后还来坐你们的飞机。”但让杨扶真想不到的是，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杨扶真于1986年离职休养，2016年逝世，享年93岁。（本文首发于2026年3月1日《宿迁日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