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冷得邪乎。
那天早上四点多，爹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外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刮得窗户纸呼嗒呼嗒响。我眯着眼睛不想动，被窝里那点热乎气儿还没散呢。
“快起来，赶集去。”
爹的声音闷闷的，手里拎着那盏煤油灯，灯苗子一晃一晃的。
我磨磨蹭蹭穿衣服。棉袄是去年的，袖子短了一截，露着手腕。棉裤也是去年的，膝盖那儿补了两块布，是妈从旧衣服上剪下来的。
爹已经把豆腐装好了。两个大木桶，一桶能装四五十斤。他一个人把桶拎到架子车上，用麻绳捆结实。
妈从灶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两碗红薯糊糊。
“趁热喝，暖暖身子。”
我和爹蹲在灶房门口，呼噜呼噜喝糊糊。烫嘴，但喝下去身上就热了。
喝完，爹套上那件旧军大衣，我裹上妈的围巾，俩人推着架子车出门。
天黑着，路上没人。土路冻得硬邦邦的，车轮轧上去咯噔咯噔响。爹在前头拉，我在后头推。
走了大概一个钟头，天边开始泛白。远处传来鸡叫声，一声接一声的。
爹停下来，喘口气。
“冷吗？”
“不冷。”
他看看我，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块烤红薯，递给我。
“吃了。”
我接过来，烫得在手里倒来倒去。剥开皮，咬一口，又甜又面。
爹站在那儿，看着远处。他的脸被风吹得皴了，黑红黑红的，眼睛眯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集上已经有人在占地儿了。爹把架子车推到老地方，靠着一棵歪脖子树。他把木桶卸下来，摆好，把盖在上头的白布掀开一角。
豆腐白嫩嫩的，冒着热气。
天亮了，集上慢慢热闹起来。
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针头线脑的，各占各的地儿。人们提着篮子，抱着孩子，挤来挤去。讨价还价的声音，吆喝的声音，孩子哭的声音，混成一片。
爹站在架子车后头，等着人来买豆腐。
他不太会吆喝。别人都扯着嗓子喊，他就那么站着，谁来问就说一句“自家做的，两毛钱一斤”。
我在旁边蹲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快中午的时候，豆腐卖了一多半。爹数了数手里的毛票，脸上露出点笑模样。
“再卖会儿，晌午就能回了。”
就在那时候，一个姑娘走到摊子前。
她穿着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头上裹着一条花头巾，只露出脸。那脸被冻得红扑扑的，眼睛又黑又亮。
她站在那儿，看着桶里的豆腐。
“这豆腐咋卖？”
爹说：“两毛一斤。”
她点点头，从兜里掏钱。掏了半天，脸更红了。
“叔，我……我忘带钱了。”
爹看着她。
她把头巾解下来，递给爹。
“叔，这个压您这儿，我回去拿钱。”
那是一条花头巾，红底白花，洗得干干净净的。
爹看了看那头巾，又看了看她的脸。
“不用。”
他把头巾推回去。
“下次还就行。”
姑娘愣住了。
“叔，这……”
爹摆摆手。
“一块豆腐，值当啥？快家去吧，外头冷。”
姑娘站在那儿，眼睛亮亮的。
“叔，您姓啥？住哪儿？我回头把钱送去。”
爹笑了。
“不用。下次赶集碰见再给。”
姑娘也笑了。
她把头巾重新裹上，端起那块豆腐，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叔，谢谢您。”
爹没说话，就点点头。
我看着她走远，那红底碎花的棉袄在人群里一晃一晃的，后来就看不见了。
“爹，她没给钱。”
爹看了我一眼。
“会还的。”
“你咋知道？”
他没回答。
那天回家，我跟妈说了这事。妈正在灶房里做饭，听了以后笑了笑。
“你爹就那样，见不得人为难。”
我问妈：“那她真会还吗？”
妈往灶里添了把柴。
“会吧。”
我等了一个集，又一个集。
那个姑娘再也没来过。
我问爹：“她咋还不来还钱？”
爹说：“兴许是忙。”
我说：“她是不是忘了？”
爹没说话。
后来我就不问了。
日子还是那么过。每天早起跟爹去集上卖豆腐，晌午回家吃饭，下午帮妈干活。冬天冷，夏天热，春天刮风，秋天收庄稼。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一九八七年，我十五了，不再跟爹去赶集。爹一个人拉着架子车，早上走，晌午回。妈在家做饭，我在学校念书。
那年夏天，妈突然病了。
一开始以为是感冒，没当回事。后来烧得越来越厉害，躺在床上起不来。爹从集上回来，一看不对劲，赶紧送医院。
镇上的大夫说是肺炎，得住院。
住院要钱。
爹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不够。又去借，借了一圈，还是不够。
那天晚上，爹坐在院子里，一句话不说。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天黑了，月亮升起来，照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
有人敲门。
爹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女的，穿着碎花的连衣裙，扎着两条辫子。手里拎着一个布包。
“叔，是您家吗？”
爹看着她，愣了一会儿。
“你是……”
她笑了。
“叔，您忘了？八四年冬天，集上，我买豆腐忘带钱，拿头巾压您那儿，您没要。”
爹想起来了。
“是你啊。”
她点点头。
“叔，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记着这事。”
她走进院子，把布包放在石桌上。
“叔，这是我攒的一点钱。您先拿着给婶治病。”
爹愣住了。
“这……”
她打开布包，里头是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整整齐齐的，摞在一起。
“叔，我知道这钱不多。可这是我的心意。您收着。”
爹看着那沓钱，眼眶红了。
“闺女，这……”
她握住爹的手。
“叔，那年要不是您，我娘那天就吃不上豆腐了。她那时候病着，就想吃一口热豆腐。我跑遍了集，就您愿意赊给我。”
她的眼泪掉下来。
“后来我娘走了。临走前还念叨，说那个卖豆腐的是好人。”
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站在旁边，心里翻涌着。
那个冬天，那块豆腐，那条花头巾。
我以为她忘了。
原来她一直记着。
妈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花了两千多。那姑娘送来的钱，正好够。
出院那天，爹说要去谢谢她。
我们找到她家。在镇子边上，一个小院子，三间瓦房。她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我们，赶紧迎上来。
“叔，婶好了？”
妈点点头，拉着她的手。
“闺女，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这回就过不来了。”
她摇摇头。
“婶，您别这么说。叔当年帮了我，我帮您，应该的。”
妈从兜里掏出一个手帕包，塞到她手里。
“这是还给你的钱。”
她不接。
“婶，这不是借的，是给的。您收着。”
妈硬塞给她。
她不要。
两个人推来推去。
爹在旁边说：“闺女，你收着吧。你不收，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她看着爹，又看着妈，最后点点头。
“叔，婶，那我收着。以后有什么事，你们说话。”
后来我们两家就常来常往。
她叫秀兰，比我大三岁，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她娘走了，爹也走了，就剩她一个人。
妈说，这闺女可怜。
我说，她挺能干的。
妈看看我，没说话。
一九九一年，我考上了县里的中专。要去念书了，得交学费。爹妈又为钱发愁。
秀兰来了。
她拿出一个存折，放在桌上。
“叔，婶，这是我攒的。给小军当学费。”
妈不要。
她硬塞给妈。
“婶，小军有出息，得供。你们供不起，我帮你们。”
妈哭了。
爹在旁边，眼眶也红了。
我看着秀兰，心里热热的。
一九九四年，我中专毕业，分配在县里工作。
秀兰还在镇上，供销社效益不好，快倒闭了。
我回去看她。
她瘦了，也黑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秀兰姐。”
她笑了。
“小军，回来了？”
我点点头。
“供销社的事，我听说了。你有什么打算？”
她摇摇头。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看着她的脸。
那张脸，跟八四年冬天比，变了好多。又好像没变。
“秀兰姐，当年你为啥要帮我们？”
她愣了一下。
“啥？”
“那年我妈住院，你送来那么多钱。你一个月挣多少？攒了多久？”
她低下头。
“两年。”
“两年？”
“嗯。攒了两年。”
我看着她的眼睛。
“为啥？”
她抬起头。
“因为叔是个好人。”
“就因为这个？”
她点点头。
“那年冬天，我娘病着，就想吃一口热豆腐。我跑遍了集，就叔愿意赊给我。后来我娘走了，我跟自己说，这恩情，我得还。”
我看着她的脸。
“那你为啥不早点来？”
她低下头。
“我攒钱。攒够了，才来的。”
我心里酸酸的。
“秀兰姐。”
她抬起头。
“以后，换我帮你。”
她愣住了。
然后笑了。
一九九六年，我和秀兰结了婚。
婚礼在村里办的，摆了十几桌酒席。爹妈高兴得合不拢嘴，秀兰那边没什么亲戚，我妈拉着她的手，说以后你就是我闺女。
那天晚上，客人散了，我俩坐在院子里。
月亮很亮，照在老槐树上。
秀兰靠在我肩上。
“小军。”
“嗯？”
“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吗？”
“记得。”
“我在集上看见你，你蹲在架子车旁边，冻得缩成一团。”
我笑了。
“那时候你裹着花头巾，只露出眼睛。”
她也笑了。
“那条头巾，我还留着。”
我看着她。
“留着干啥？”
她没回答，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条头巾。
红底白花，洗得发白了，但还看得清花样。
“这是……”
“那年我压在叔那儿的。叔没要，我后来去集上找过你们，找不着。就一直留着。”
我拿着那条头巾，看了很久。
三十多年了。
那条头巾还在。
她也还在。
我也还在。
我们都还在。
二〇二四年，爹走了。
八十六了，走的时候很安详。妈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眼泪一颗一颗掉。
秀兰在旁边，搂着妈的肩膀。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
想起那年冬天，爹站在架子车后头，把那条头巾推回去。
“下次还就行。”
他说这话的时候，肯定没想到，这一还，就是一辈子。
整理爹遗物的时候，我在他柜子里发现一个布包。
打开一看，是一条头巾。
红底白花，洗得发白了。
旁边还有一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
“八四年冬，集上，欠一块豆腐。”
我看着那张纸条，眼泪下来了。
原来他一直留着。
那天晚上，我和秀兰坐在院子里。
月亮很亮，照在老槐树上。
秀兰靠在我肩上。
“小军。”
“嗯？”
“那年我送去的钱，其实不只是还豆腐钱的。”
我看着她。
“还有啥？”
她低下头。
“还有……”
她顿了一下。
“还有喜欢。”
我愣住了。
“啥？”
她抬起头，看着我。
“那年冬天，我在集上看见你。你蹲在那儿，冻得缩成一团。我就在想，这小孩儿，真可怜。”
她笑了。
“后来我就老去集上，想再看看你。可你再也没来过。”
我看着她的脸。
月光下，她的眼睛亮亮的。
“秀兰姐……”
她打断我。
“别叫姐。叫秀兰。”
我笑了。
“秀兰。”
她靠在我肩上。
“后来你去念书了，我就想，我得攒钱，供你念书。不是为了还豆腐钱，是为了……”
她没说完。
我搂着她。
“为了啥？”
她把脸埋在我肩上。
“为了你。”
月亮很亮。
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斑斑驳驳的。
我搂着她，看着那条头巾。
红底白花，三十多年了。
它还在。
我们也还在。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是一九八四年的冬天。集上人来人往，爹站在架子车后头。我蹲在旁边，冻得缩成一团。
一个姑娘走过来，穿着红底碎花的棉袄，裹着花头巾。
她站在摊子前，看着桶里的豆腐。
爹说：“自家做的，两毛钱一斤。”
她点点头，从兜里掏钱。
掏了半天，脸红了。
“叔，我忘带钱了。”
爹看着她。
她把头巾解下来，递给爹。
“叔，这个压您这儿，我回去拿钱。”
爹摆摆手。
“不用。下次还就行。”
她站在那儿，眼睛亮亮的。
“叔，您姓啥？住哪儿？”
爹笑了。
“不用。下次赶集碰见再给。”
她点点头，端起豆腐。
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叔，谢谢您。”
爹没说话，就点点头。
我看着她的背影，在人群里一晃一晃的。
后来就看不见了。
爹低头整理桶里的豆腐。
我蹲在旁边，看着那条头巾在她手里飘着。
风很大。
天很冷。
可我心里，热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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