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原生家庭不是“万恶之源”，但它是我们理解痛苦的起点｜探秘中国心灵⑤|万恶之源|人格|原生家庭|姜涛|心理问题|病耻感|自恋

界面新闻记者 | 王百臻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心理学正在迅速从边缘走入中心。从社交平台到日常对话，越来越多的人用“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高敏感体质”等词汇描述自身状态。这些原本属于诊室的专业术语，如今成为了人们理解痛苦和讲述自我的语言。
中国的“心理热”并非一蹴而就。从1990年代《知心姐姐》式的大众启蒙，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层面对心理干预的认可，从“积极心理学”的流行，到近年来描述疼痛、创伤和内心挣扎的心理语言的兴起。
“自我”成为思考单位，并非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人类学者张鹂所言，“自我”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概念。在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个体往往被嵌入社会角色中。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才开始带着“自我”的眼光探视周遭，国家在社会保障中的退出，也带来了责任的个体化——心理语言，开始成为理解痛苦、寻找出路的替代性支持系统。
“心理热”既是文化现象，也是一场社会变迁的折射。界面文化发起“探秘中国心灵”系列报道，尝试从多个维度审视这场心理热：它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又如何塑造我们的感知和经验？在感受被迅速命名的此刻，我们希望重新提问：我们为何如此需要心理学？
今天刊发的该系列第五篇报道，聚焦精神科医师姜涛，探寻“病耻感”的由来以及何为精神困局的“真出口”。

精神科医师姜涛

1992年的夏天，北京的风里卷着干燥的热浪。但一踏入德胜门外那栋灰扑扑的四层小楼，空气似乎瞬间凝固，变得阴冷而黏稠。

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姜涛，此时正逢人生中的至暗时刻。这里是北京安定医院，一个被当时老百姓戏称为“疯人院”的地方。电影《顽主》里，张国立饰演的角色还会半开玩笑地调侃此地。但在现实中，这里没有幽默，只有被铁栏杆切割的阳光，以及走廊深处时不时传来的呓语和嘶吼。

对于彼时的姜涛来说，毕业被分配至此，感到的不是责任，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苦闷与困顿。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他拟定过无数个逃跑计划，权当是临时落脚，只等找到新工作便立马走人。然而，五年合同和一道违约金的存在却令他一直徘徊不前。在那个月工资仅有一百出头的年代，提前解约需赔付的15,000元是一笔天文数字。

他未能想到，这一留就是33年，而他却早已从一个时刻准备逃离的旁观者，变成了主动选择留下的守夜人。隔着诊室的玻璃与铁栅，他见过“疯癫”如何被贴上标签并被药物强压下去，也见过更多人把痛苦咽回喉咙。在这一过程当中，“病耻感”成为了姜涛理解他人为何选择退缩的一把钥匙。在新作《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中，他写道，“我们每天都在清扫看得见的垃圾，却对那些在心里腐烂的精神痛苦视而不见。”而他，则在自己日后的实践中亲力亲为，成为了一个致力于“看见”他人痛苦的人。

透过沉默“看见”真实痛苦

从职业生涯初直至今日，门诊里候诊的姜涛反复听到同一种开场词：“您不知道，我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才有勇气走进这里……”

类似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这令他逐渐意识到，对于精神类疾病而言，污名化往往先于病本身出现，也先于任何解释与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其所需要做出的“心理建设”并非出于纯然的紧张，而是同时裹杂着对“被识别”的恐惧：一旦自己的症状被命名，就可能被归类；一旦被归类，就可能进一步被解释成某种缺陷、某种失败。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的管理札记》一书中，将这种恐惧描述为一种互动秩序的产物。社会以“正常人”的预期塑造他人眼中的“虚拟身份”，而患者的现实处境一旦与之发生错位，便会被打上负面标记。为了避免可能遭遇的排斥，个体不得不把外部目光转化为一种时刻发生的自我监控。于他们而言，羞耻不再只是情绪，更是一套日常生存的技术。

在同患者的日常交谈中，姜涛得以进一步把这种情绪拆开来细看。他发现，污名化往往并非来自环境中刻意而生的恶意，而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无法理解”。人们能理解骨头断裂，却无法理解大脑神经递质紊乱；进一步延伸，人们当然不会指责骨折患者“不够坚强”，却习惯于给精神疾病贴上“意志薄弱”的标签，并进一步认定这是一种性格缺陷。于是，发生于精神层面的疾病往往在这一链路中被归结为某种品格问题：患者不再只是“生病”了，而是成了一个“扛不住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病耻感从来都不只是诊室里的问题。它有着清晰的社会来路。在医学人类学领域，Yang L. H.与Arthur Kleinman在一篇名为《文化与污名：将道德经验纳入污名理论》（Culture and Stigma: Adding Moral Experience to Stigma Theory）的论文同样佐证了这一点。他们指出，特别是在东方文化中，疾病很容易被卷入面子、体面与是否“值得信赖”的社会评价体系之中。它伤到的并不只是自尊，还会牵动一个人在关系网络里的位置。外界的议论、家人的期待、群体的眼光，都会被慢慢内化成持续不断的自我审视。放在现实中，这种社会评价机制则很可能促使羞耻感进一步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消极防御动作：回避、隐匿、否认、拖延，直到一个人几乎失去求助的能力。

如何应对汹涌而来的病耻感？姜涛的想法是在每一次救治中，把精神疾病从一场原本不该发生的道德审判中拉回来。

他反复强调一则类比：精神疾病与心脏病、糖尿病并无本质区别，都是生理器官出了故障，只不过这一次，生病的器官是大脑而已。没有人会责怪心脏病患者“不够坚强”，那么当大脑这台“超级计算机”功能紊乱时，“软弱”“失败”这类词语同样不应当成立。大脑生病不是性格缺陷。精神科的诊断，也不该被当作一纸判决书，而更像是一张帮助人理解自身痛苦的路线图。

此外，精神疾病也从不挑人。压力、失眠、产后，都可能让任何人站到边缘。姜涛在书中写道，心理健康到心理障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常与异常之间，从来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一道渐变的光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段波长上停留。”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那种“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奇怪”的孤立感，才有可能松动。

何处是避风港？

病耻感决定了一个人会不会走进诊室，而家庭，则往往决定了他在走到这里之前，还要绕多少路。

在传统东方语境中，“家”往往被默认为是个体精神最为稳固的避风港。但在姜涛的从业经验里，这种关于家庭的想象并不总能成立，其有时不仅无法保护脆弱的个体，反而很可能成为制造风暴的最初伤心地。

这一点在日渐高发的青少年病例中尤为明显。一篇于2025年发表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中的论文显示，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 8.9%，研究共涉及约 3080 万确诊病例。此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则明确指出，父母情感支持不足、学业压力过大等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

姜涛在书中记述下李影的故事。李影是一名在重点中学读高二的女孩，自高一下学期开始，她多次提出想要休学，却始终得不到家中的同意。她咬牙又撑了一年，直到一个深夜，她偷偷拿走父亲的降压药，一口气吞下半瓶。万幸发现及时，洗胃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一边是已在悬崖边缘徘徊的灵魂，另一边，坐在姜涛诊室中的李影父亲仍在同医师讨价还价：住院能不能拖到周末？能不能先开点药，让孩子把期末考完？他翻出手机里的成绩单，似乎迫切想要证明，她不过是一次考试失利后“一时想不开”，仿佛女儿的崩溃只是“脑子突然坏掉了”。

将目光投向更多家庭后，姜涛发现，与此相仿的家庭矛盾其实普遍而隐秘地存在着。对此，青少年群体在近几年掀起了一股反抗的浪潮。2019年，电视剧《都挺好》的播出成为了“原生家庭”一词从学术圈走向大众舆论的契机，其从此一跃成为“网络心理学”热门词汇，而后，许多年轻人把它攥在手里，用来解释那些自身存在的痛苦与困顿。当原生家庭成为“因”，痛苦似乎终于有了根源。

姜涛尝试理解这种归因的冲动由何而来。他认为，“当孩子走进诊室时，真正需要治疗的往往是整个家庭”。当痛苦过于巨大且无形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具体的责任人，而父母，往往是那个最近、最具体的“痛苦制造者”。

但作为一名无数次同患者打交道的精神科医生，他同样警惕把问题全盘推给原生家庭。“一旦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推向原生家庭，他们便有可能在对抗父母的同时对抗治疗，最终演化为对抗所有来自外部的帮助。"

此外，姜涛在考察过许多深陷痛苦的家庭案例后认为，将问题归因于单一的家庭层面，在事实上同样也站不住脚。在绝大多数案例中，“互为困境”是一种更普遍的家庭相处模式：双方有时互为溺水者，孩子用沉默、崩溃来求救，父母则以焦虑来回应。语言的不通和机制的错位，最终导致相互求救变成了互相伤害。

精神病学家默里·鲍文在《鲍文家庭系统治疗》中有过相似的解析。他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深度的情绪绑定，每一个看似独立的个体，其心理边界都或多或少被一张共生的情绪网络悄悄溶解着。父母自身未竟的遗憾与隐秘的恐慌，时不时便顺着这层情绪羁绊倾泻而下，最终将下一代禁锢在代际传导的情绪闭环之中。这未必是具体某个人的错，在痛苦背后，往往是这样一整套系统在维持运转。

相比于对抗，“理解”被姜涛认定为一种更加恰当的处理方式。他认为，父母不该用“性格好坏”给孩子下定论，孩子也不必急于断言父母“有毒”，他更倾向于把二者之间的矛盾看作某种结构性的错位。上一代人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情感教育，他们在动荡里学会了坚忍与牺牲，但不擅长平等沟通与表达爱；相比之下，Z世代青年在互联网与高压竞争中长大，他们拥有更加敏锐的感受力与自我意识，也更容易在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中感受到痛苦，而不是被爱。

“我们当然应当敞开探讨原生家庭的问题。”姜涛表示，教育失当、培养失当乃至家庭不完整，都是实际存在的原生家庭问题。但他觉得，扩大原生家庭的问题往往会加重家庭里的敌对氛围。他希望，通过建立对这样一种痛苦产生机制的复杂性的理解，我们也能从单纯的互相指责中逃离出来，在阴霾中寻找一丝光亮，重新建立一种基于理解而非控制的亲密联结。

寻找真实的心灵出口

如今，姜涛已在自己的诊室中遍览了人心所能承受之重，而后，他溯源而上，寻找起可供迁移的个体自救之道。主动建立韧性是他所寻得的答案之一。

没了韧性，人将会怎样？姜涛发现，当下的许多年轻人正在虚无主义的包夹下，陷进了一种行动上的“停滞”。“很多年轻人正陷进一种‘四不’的状态中去——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不工作。”这些行动乍看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却往往伴随着生命力的衰退。焦虑往往会在此时趁虚而入，带来一种沉重的无力感。

“韧性实际上是一种积累。”在姜涛眼中，这种乍听起来“颇为神秘”的能量却有着具体而微的基础。人首先得有一些必要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学习能力、交往能力，乃至在工作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从小缺乏这些面向的积累，个体便难以建立长久的韧性，一旦面对微小的打击就可能被打散。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韧性是个体所能拥有的一种必要的应对能力，但其却需要在日常生活里慢慢得到培养。

若想要防患于未然，学习建立韧性便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日常练习；但倘若已然身陷痛苦，立刻向外寻求出口则更加迫在眉睫。不过姜涛却发现，在当下，“何为真出口”竟也成了一道颇费功夫的难题。此刻，人们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打造着属于自己的解法，但在通过求救实现治愈的航道上，漂浮着太多看似鲜艳、实则脆弱的替代品。

譬如，面对痛苦和疑惑，人们似乎发现“万物皆可心理学”，相关术语也已像潮水般涌进日常，成为被寄予厚望的解释性工具。其中，MBTI构成了新的社交身份证，前文所提到的“原生家庭”则被当作万能解释，而NPD（自恋型人格障碍）又被用作亲密关系里指责对方的快捷键……人们越来越熟练地为症状赋名，却未必更接近理解的达成。

姜涛把这种热潮称作一种防御——心理学里叫“退行”。现实往往太复杂，焦虑则又太过具体，但人们通常只想要一个简单、笃定的答案。给让自己痛苦的人贴上“NPD”，似乎就能完成道德切割；为自己贴上“i人”的标签，也像为社交退缩找到了体面的理由。

“这既是自我解嘲，也是不情愿的自我保护。”姜涛对此表示理解，但他也担心：当标签盖住了具体的人，我们是否正失去向下追问并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机会。以NPD为例，临床上对此有着严格的诊断标准和风险评估流程，其诊断方式严密而复杂，远不如网络语境里那样随处可贴。当这些词语逐渐脱离具体语境，变成可被随时挪用的身份符号，人与人反而更容易产生分歧。

标签之外，另一个更具时代性的新出口则是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与AI聊天，有些则更进一步，将AI视为一位无时不刻都在陪伴自己成长的专属心理治疗师。他们向算法倾诉孤独或疼痛，并从中寻求开导与自我洞察。

“AI可以清晰地表达建议，但它缺少共情。”姜涛对AI保持谨慎。在他看来，AI擅长按照条理整理知识，却难以承担精神医学里最关键的一部分，即在复杂的实际案例中做出恰当的判断，并建立真实的共情。他略带自嘲地提到，面对患者，精神医学“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而AI则无法在真实的共情之上，提供一种发自内心的理解与安慰。

更危险的还有那些游离在正规医疗体系之外的“伪心理治疗”。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绕过正规精神科室，未经诊断，直接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然而，心理咨询及治疗市场鱼龙混杂，真正具备执业资质、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治疗师为数不多。姜涛提到，一位患者被所谓的“心理大师”骗走了28万，只因对方承诺能“守护他终身心理健康”。

人们为何宁愿绕路，也不愿踏进正规医院？姜涛再次谈回了病耻感。他判断，许多人正是受到这样一种无形的病态情绪的影响，从而一昧选择隐瞒，哪怕等到不得不求助时，也情愿寻找一些偏门解法，并把正规医院排在最后。在这个链路当中，病耻感已不单单是一种有害的观念，其正实实在在影响着患者求助的路径与时机。

对此，姜涛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慢慢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放下那种不允许出错的完美主义包袱。“不是所有伤痛都需要被美化成果实，它只需要被允许、被看见，如同一道不刻意遮盖的伤疤，在阳光下袒露着生命最真实的纹理。"

那么，一旦陷入痛苦，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准确衡量自己是否需要就医？姜涛给出一个直接的标准：看它有没有伤到你的“功能”，有没有把你从生活里抽走。临床上，医生也会从认知、情绪与意志行为等维度去评估，必要时再结合家属叙述与病史复盘，而不是只凭一两个热词下结论。

“当你的情绪导致你无法工作、无法学习、断绝了社交，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时，这就不是‘想开点’能解决的问题了，这是病。”姜涛强调，社会功能的受损，是求救的红色警报。就像骨折的人不会拒绝打石膏，我们也无须拒绝让自己好起来的可能。

然而，姜涛也深知，仅仅依靠医院是远远不够的。“所谓‘出院’，往往只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起点。"

在安定医院驻守的这些年里，他最深的无力感往往来自患者出院的那一刻。此时此刻，社会层面的支持体系仍在逐步完善过程中，许多本应由社会共同分担的康复与照护功能，更多暂由医护人员与患者家庭承担，导致压力相对集中。很多患者刚刚走出封闭的病房，便别无选择回到了高压的家庭，而这则极易进一步诱发患者反复入院的“旋转门”现象。

对此，姜涛觉得社会应当承担起更多责任。他呼吁一场温和而坚定的变革：“在社区设立过渡性就业工坊，让患者用劳动重建尊严；在学校开设精神健康课程，让孩子们学会对‘怪异’报以善意；在派出所配备心理干预小组，让执法者明白惩戒之外还有疗愈的可能……”

在病院坚守许多年后，姜涛依然选择相信爱，相信陪伴，相信他人和社会在应对精神困境当中的潜能。他还认为，在精神的荒原上，没有人应该是一座孤岛。这恰如他在自己书中所分享的一个温暖的片段。那是一个静谧的晚上，负责值班的姜涛正在院区查房。此时，一位患抑郁症的老先生正打着手电筒给病友念诗：“我是一座孤岛，但在深海里，我们紧紧相连。"

“那一刻，所有幻听都安静了。”姜涛回忆道。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当下的心理学热？

姜涛： “心理学热”与当下的全民焦虑有一定关系。在大家普遍感到压力、心理上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也会越来越意识到，健康不只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当一个人感到焦虑、不适，或需要某种支持时，自然会更关注心理学，这也是心理学热出现的背景。

但这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或者误区，比方说心理学解释的泛滥，甚至“伪心理学”内容的出现等。它们往往忽略了心理学真正专业、深奥的部分，导致大众对心理问题只停留在粗浅的、大方向上的理解。这种不够精准的辅导可能会对病人的治疗造成延误或使其产生片面的认知。因此，我希望心理学热能够在未来变得更具专业性、更加精准。

界面文化： 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心理学会把责任都推给个人，仿佛社会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姜涛：个体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并不只是个人的性格或成长问题，而是在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摩擦和错位。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焦虑、抑郁、厌学、恐学，背后都不只是个体因素，也和教育、家庭以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所以，如果把厌学、焦虑、强迫等心理困境简单地定性为个体性格成长的问题，只强调个体责任，而忽略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这种理解既是不公平，也是不全面的。社会造成的偏差在其中占据了极大的权重，社会理应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从社会的角度为个体提供一个平稳、健康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塑造健全的人格。这就要求学校和家长必须掌握合理的教育与培养方式，为孩子提供一个规范、系统且包容的成长体系。如果心理学仅仅强调个体的内部归因，而忽略了社会、家庭和学校等系统性问题的影响，那这种认知注定是有局限的。

界面文化： 你如何理解年轻人在“躺平”与“内卷”间挣扎？你会如何建议？

姜涛：所谓“内卷”，本质上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产生的激烈竞争，甚至带有恶性竞争的意味。这种竞争会导致明显的分化：极少数人突围获取了更多资源，成为精英；而大多数人如果在竞争中失败或被淘汰，就会产生焦虑、失落和强烈的缺失感。此时，“躺平”就成了他们面对高压竞争和挫败感的一种应激反应。尤其是那些性格较温和、不那么激进，或者能力稍弱的人，更容易在被淘汰后进入躺平状态。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状态往往都是阶段性的。人不会持续不断地内卷，也很少会永远躺平。很多人在短暂躺平、修整一段时间后，会选择转换赛道，重新奋起直追。因此，问题的主干不在于探讨这两个词，而在于个体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合理的调节与过渡。

面对这种挣扎，我的建议是尽快结束内耗，为自己做一个合理的规划：既不要在恶性竞争中彻底崩溃落败，也不要完全躺平以至于丧失向上的动力。你可以尝试转换赛道、换一种生活方式，或者采取更积极的应对策略。在高强度的竞争中，个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难免会出现缺失或迷茫，此时更需要主动进行心理建设，必要时应该去寻求心理治疗师或医生的专业帮助。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完全躺平”的境地，因为那会导致你丧失更多的人生机会，整个人也会随之陷入真正的、难以逆转的衰退之中。

界面文化： “韧性”总被拿来描述个体如何抵抗冲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你觉得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如何维持一种不被打散的韧性？

姜涛：韧性本质上是一种多维度的积累，它是个体的生存能力、性格特质以及抗击打能力的综合体现。想要形成坚定的韧性，个体必须首先具备生活能力、学习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这几项必要的生存基石。如果从小缺乏相关的培养与历练，这些能力无法在早期建立，那么韧性也就无从谈起。

在现实中，大部分人的抗击打能力是在不断应对突发事件和应激刺激中磨炼出来的。韧性就是将这些在不同情境下习得的应对能力不断叠加的过程。当你拥有了这些能力的加持，在面对任何复杂局面时，才具备了不被打倒的底气。

尤其在当今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人们随时可能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在这些挑战面前，合理的应对机制至关重要。这种机制的建立不能依靠临时的爆发，而是要靠日常生活中学习、工作以及社交能力的长期积淀。这种积累应当是从小就开始的。

所以，韧性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被培养出来，需要在具体的历练中一点点形成。如果从小就处于被过度保护的环境中，缺乏这些基本生存能力的历练，是很难形成真正的韧性的。我们想要维持一种不被打散的韧性，就必须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去刻意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社会交往能力。如果社交能力薄弱，会直接导致其他能力的积累受限。韧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在应对各种具体事件的实践中不断夯实。拥有了这些能力的加持，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才不会轻易被打散。

界面文化： 很多心理学词汇比如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都非常流行，怎么看待人们依赖各种术语给自己或他人贴标签的趋势？

姜涛：人们热衷于贴标签，在心理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防御机制或“退行”。当人们面对现实中的焦虑却无力解决时，往往会通过这些术语来进行自我解嘲，给自己或他人贴上一个标签，就仿佛为这种挫败感找到了背后的原因和借口，以此来缓解现实焦虑。

其实，许多流行词汇被过度泛化了。以MBTI为例，它源于早期的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虽然它划分出了16种人格类型，但实际上这些性格维度并不是绝对独立的，彼此之间有很多互相交融的部分。这种评估方式用来全面解释人的心理和行为，未必完全精准。再比如NPD（自恋型人格障碍），在临床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比较严重且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人格障碍，其真实的发生率本身并不高。但现在很多人因为对心理学专业知识和评估标准缺乏了解，就会轻而易举地把这类严肃的病理标签套用在生活里。

大众借助这些人格标签来进行自我分析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绝大多数健康人而言，只要你能够适应社会、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并且保持基本的工作和学习状态，实际上就不存在什么严重的人格问题。遇到现实困难，去积极面对和解决就好。当下这种“万物皆可贴标签”的趋势，更多折射出的是人们面对生存压力时的一种普遍心态，而非社会上真的涌现出了如此庞大数量的人格障碍患者。

界面文化： 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经验，在你感到混乱或失衡的时候能让你平静下来？

姜涛： 每个人自我疏导的方式都不一样。对我而言，面临压力和困扰时，我主要通过运动来解决，比如踢球、打乒乓球、跑步或游泳。运动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的内啡肽和多巴胺，它们就像是天然的“抗焦虑剂”，能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快乐与平静。

对于其他人来说，减压的方式可以是多元的：比如与朋友聚餐聊天、逛街，或者偏好安静的人可以选择点一炷香喝喝茶、听舒缓的音乐、做正念冥想；也可以去山清水秀的地方旅游。哪怕在毫无条件的情况下，仅仅通过调整呼吸、抱紧自己，或者自我对话，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焦虑。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自我修复的意识，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途径去释放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