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毛泽东传》；《解放战争》（王树增著）；《彭德怀自述》；《叶剑英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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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陕北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黄土高原的寒风还没有退去，从河谷穿过的风卷着沙粒，把窑洞门缝里的油灯火苗吹得一颤一颤。
延安城四周的山梁上，哨兵缩着脖子站在背风处，眼睛盯着南边的方向。
远处山道上，已经不时能看见烟尘腾起。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在洛川誓师，率部向延安发起全面进攻。
这一次进攻，是蒋介石经过反复筹谋之后下定决心的战略行动。
参与此次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以胡宗南所部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为主力，合计二十三万余人，配合西路马鸿逵、马步芳部队，以及其他方向参与协同的各路人马，整个西北战场上敌军总兵力逼近四十万。
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大量换装美式武器，炮兵部队配置充足，空军提供对地支援，后勤补给依托渭河平原的铁路公路体系，相对顺畅。
彼时，陕甘宁边区所能动员的全部野战力量，满打满算不过两万余人。
即便把地方武装、警备部队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万人上下。
这个兵力对比，落在任何一本军事教科书里，结论只有一个方向。
延安，并非一座寻常城池。
从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算起，这里已经整整十年是党中央的驻地。
在这十年里，延安先后举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一大批教育机构，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翻越崇山峻岭，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辗转赶到这里。
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均从这里发端。
无数重要历史文件，在这里起草、印发。
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军民来说，延安是什么，不需要任何解释。
偏偏就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就在胡宗南大军压境、炮声已可隐约听见的时刻，伟人下达了一个让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立刻接受的命令。
1947年3月18日夜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参谋部里，消息传开的那一刻，空气像是突然凝固了。
叶剑英站在地图前，手指沿着陕北那几条弯弯绕绕的山路缓缓划过，目光在那片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上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轻声说了一句话——
这，才是真本事。
【一】1947年，国共之间的兵力天平
要把这场仗看清楚，必须先把1947年初的整体战场格局摊开来说。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彼时，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在数字上呈现出极为悬殊的差距。
国民党军队方面，全国总兵力约四百三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约二百万人，装备了大量美制武器，包括M1步枪、汤普森冲锋枪、谢尔曼坦克、P-51野马战斗机等。
美国方面在战后向国民党提供了价值十亿美元以上的军事援助，从轻武器到重型装甲，从弹药到运输工具，援助规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为可观。
国民党还接收了日本在华投降武装的大量装备，进一步充实了军事实力。
解放军方面，全国总兵力约一百二十七万人，以轻步兵为主，重武器数量有限，后勤补给依靠各解放区自给自足，缺乏统一的后勤支撑体系。
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依托兵力和装备优势，在多个战场连续发动攻势，先后占领了大批解放区城市和县镇。
在这段时间里，解放军在许多战场上采取了主动放弃城市、收缩防线、以运动战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策略，但这一策略在舆论层面产生了不利影响，国民党方面大肆渲染"共军节节败退、屡失城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人员的判断。
正是在这种整体战局背景下，蒋介石把攻克延安列为1947年的重中之重。
在蒋介石的战略构想中，攻克延安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
一旦占领延安，便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共军老巢已破"，从而打击解放区军民的信心，动摇已经加入解放军或者准备加入解放军的各类人员的意志，同时在外交层面制造有利局面。
承担这一任务的，是胡宗南。
【二】胡宗南其人与西北战略部署
胡宗南，1896年生，浙江镇海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黄埔一期的资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本，更何况胡宗南一路走来颇受蒋介石器重，长期执掌西北军事大权，被外界称为"西北王"。
抗战期间，胡宗南长期驻扎关中、陕西一带，其实际职责除了参与对日作战之外，还包括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封锁。
在这段时间里，胡宗南的部队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构筑了大量封锁线，限制边区对外的物资流通和人员往来，双方之间的摩擦从未间断。
因此，胡宗南对陕北的地理环境并不陌生。
他知道陕北山多沟深，道路崎岖，大部队展开作战有诸多不便。
但他同样认为，凭借二十余万精锐之师，对付解放军在陕北那两三万人，兵力上的压倒性优势足以弥补地形上的一切劣势。
1947年初，胡宗南开始着手制定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
按照胡宗南的部署，此次进攻分两路展开。
东路以整编第一军为核心，沿洛川至富县方向向北推进；西路以整编第二十九军为主，从宜川方向迂回，试图形成对延安的钳形包围态势。
两路同时压迫，截断解放军向东、向西撤退的通道，在延安城下形成决战，将共军主力歼灭于此。
与此同时，马鸿逵、马步芳所部从宁夏、青海方向配合行动，对陕甘宁边区的西北方向施压，防止解放军向西突围。
这套部署，在战前的沙盘推演中看起来无懈可击。
参谋人员估计，以此兵力优势推进，占领延安不会超过一周。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在洛川城南举行誓师动员，当场宣读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嘉勉，随即下达全线出击的命令。
二十余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北压来，战机在低空盘旋侦察，炮兵在后方做好射击准备，前锋部队踏着破晓前的晨雾出发，踩着冰碴子向延安方向急行军。
在延安守军的战报里，1947年3月13日到1947年3月18日这五天，是最为艰难的五天。
驻守延安外围阵地的解放军部队，面对数倍乃至十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了逐阵地的阻击。
教导旅等部队在宜川、洛川一线顽强抵抗，依托地形迟滞敌军推进速度，为后方的决策部署争取时间。
但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外围阵地逐步被突破，守军伤亡不断增加。
到1947年3月17日，敌军前锋部队距离延安城已不足三十公里......
【三】延安城内，最后的五天
1947年3月13日到1947年3月18日，延安城里经历了一段极为特殊的时光。
这五天里，撤还是守，始终是参谋部里争论不休的话题。
主张固守或者至少打一场有规模的防御战再撤的声音，并非毫无道理。
支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延安四周山地起伏，沟壑纵横，大部队展开极为困难，若在城外构筑阵地、依托地形节节抵抗，未必就没有一战之力。
更重要的是，不战而退延安，在政治和舆论上的代价难以估量。
当时，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此次进攻的目标：占领延安，消灭共军主力。
国民党的报纸、电台，把这次军事行动包装成"剿共"的决定性时刻，舆论造势已经先行一步。
若是解放军在没有打像样的仗的情况下主动撤出延安，国民党方面必然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对解放区民心士气的影响不可小觑。
但另一方面，兵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彭德怀在战前已经做过详细的兵力分析。
西北野战军当时可用于机动作战的野战部队，加上能够抽调的地方武装，凑在一起不超过三万人。
这三万人里，装备参差不齐，重武器极为有限，后勤保障能力不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无法与胡宗南二十余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在延安城下硬碰硬地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防御战。
硬守的结果，只有一个——主力被打光，后续的任何作战行动都将失去依托。
最终，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保存有生力量，以运动战消耗并歼灭敌人。
这个决定，从军事逻辑上有其清晰的内在依据：延安是一块土地，军队是活动的力量；失去土地，土地可以夺回；失去军队，则一切皆失。
1947年3月18日夜间到1947年3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机关、西北野战军机关及延安各单位开始有序撤离。
能带走的文件、档案、物资，提前几天就已经开始打包转移。
带不走的，部分就地销毁，部分掩埋。
延安城里各单位的工作人员，有的在接到撤离通知后连夜收拾，有的到出发的时候还在处理最后一批文件。
队伍在夜色中陆续出城，向北、向西分散转移。
当年参与撤离的亲历者，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对这一夜有各种不同的描述。
有人记得撤离时天色漆黑，山道上看不清路，只能跟着前面人的脚步走；
有人记得出城的时候路边站着许多延安的老乡，没有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队伍离开；
有人记得寒风刺骨，手里提着东西，走了没多久就累得气喘吁吁。
1947年3月19日清晨，撤离基本完成。
同一天，胡宗南的前锋部队进入延安。
【四】叶剑英与那张陕北地图
叶剑英，1897年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官出身，后参与北伐，再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军事指挥和参谋工作岗位上担任要职。
在解放战争期间，叶剑英承担参谋和协调工作，负责汇总分析各战场情报，协调各方向作战计划的衔接与配合。
1947年3月下旬，叶剑英在参谋部里展开的那张陕北地图，是一张密密麻麻标注了等高线、山路、村庄、水源的军用地图。
地图上，从延安向北，是绵延数百公里的黄土丘陵地带。
这片土地上，沟壑密布，梁峁交错，任何一支大部队想要在这里机动，都面临极大的地形制约。
道路网络稀疏，大多数情况下，重型装备只能沿着为数不多的几条主要川道行进，而这些川道，往往两侧都是险峻的山梁，天然形成了适合伏击的地形。
叶剑英在地图上注意到，胡宗南的部队进入陕北之后，后勤补给线必然会随着推进距离的增加而急剧拉长。
渭河平原上的公路和铁路网，是胡宗南部队补给的基础，但一旦进入陕北腹地，这套补给体系就会迅速失去支撑作用。
物资的转运，只能依靠骡马和人力，效率低下，消耗巨大。
更关键的是人的因素。
胡宗南的部队，大多来自关中、陕南一带，对陕北的地形地貌极不熟悉。
当地百姓与解放军长达十年的相处，形成了牢固的信任关系，国民党军队很难从当地获取可靠的向导和情报。
而解放军在陕北经营多年，无论是地形熟悉程度还是群众基础，都占据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一旦深入陕北，就像一只在密林里奔跑的大象——力气大、目标大，但转向困难，视野受限，消耗极快，而且很容易被熟悉地形的对手找到破绽，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被咬上一口。
1947年3月下旬，叶剑英把对西北战局的分析整理成报告，提交给中央。
报告中指出，陕北地形对解放军实施运动战极为有利，胡宗南的兵力优势在山地条件下将大打折扣，若能坚持以运动战、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逐步消耗胡宗南的有生力量，战局有望向有利方向转化。
这份判断，与伟人的战略构想高度一致。
1947年3月下旬，胡宗南在延安城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仪式"，把这座空城当作重大胜利向全国宣告。
与此同时，他向蒋介石上报：解放军主力已溃不成军，正在向陕北腹地仓皇逃窜，追歼共军主力的时机已到，请求批准继续北进。
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请求，并给予嘉奖。
胡宗南随即重新部署兵力，命令各路部队向北推进，在安塞、延川一线展开搜索，务必找到解放军主力，将其歼灭于陕北山地之中。
他的参谋部预计，以如此密集的兵力在相对有限的区域内展开，共军主力根本没有躲避的空间，最多两到三周，必可找到并发起决战。
然而，国民党军队进入陕北腹地之后，遭遇了一件让胡宗南的参谋们始终无法解释清楚的事——
他们能看见解放军活动的痕迹，却始终无法确认解放军主力的确切位置。
侦察部队的报告每天都在传回来，这里发现了部队活动的踪迹，那里截获了疑似通讯信号，某条山路上有新鲜的行军压痕……
但每次当胡宗南调兵向相应方向压过去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总是空旷的山梁和沉默的沟壑，对手早已不知去向。
1947年3月下旬，整编第三十一旅奉命沿青化砭川道向北急进，意图抢占要道，截断解放军向北转移的通路。
旅长李纪云带着将近三千人的队伍，在参谋部标注的行军路线上大步向前，既没有异常的侦察情报，也没有接到任何预警。
就在整编第三十一旅全部进入青化砭川道、队伍拉成一条绵延数里的长龙之后，两侧山梁上，枪声突然骤然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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