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之徒的仁政，被钉在耻辱柱上他，为何史书留下一声轻叹？|史书|后唐|契丹|石敬瑭|耻辱柱|节度使|高祖

936年夏天，朝廷的兵围住晋阳城时，这个男人就知道没有回头路了。要么成功，要么成仁。成功不能要脸，成仁只能牺牲。于是，为了成功，他选择了不-要-脸。

他通过“认爹”、“称臣”、“割地”三部曲，以“幽云十六州”为筹码，获得北方强邻契丹可汗耶律德光的支持，掀了干大舅子的桌子，由后唐河东节度使，摇身一变成了后晋的开国高祖爷。

他就是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

从跪下那一刻，石敬瑭头上便多了“汉奸、儿皇帝、无耻”三顶帽子，注定再也站不起来了。

石敬瑭在汴梁的宫中做了六年儿皇帝，中原残破、藩镇割据，皇权式微，战乱、征敛是百姓生活的常态。虽然皇位得来并不光彩，但他并没有堕落成一个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疯狂帝王，至少他看上去像个正常人。

古代食盐与铁一起，都是专营的，是封建国家敛财的好工具。西汉就有《盐铁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起，为应对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唐朝正式推行“榷盐法”，官府垄断食盐的生产与销售，从中获取暴利。

在中晚唐乃至五代，飙升的盐价是朝廷运转的命脉。安史之乱前，食盐一斗（约合今二十五斤）售价不过十文钱。乱后，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江淮盐价一度高达每斗三百一十文。河中两池的盐，更达到每斗三百七十文。价格翻了三十七倍。利润率达到骇人听闻的数十倍。百姓根本吃不起盐，“淡食”者众，私盐贩运屡禁不止，因盐而起的动荡时有发生。

石敬瑭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天福元年（936年）十二月废除了后唐时期的“榷盐”制度，允许商人自由贩运食盐，官府只收取一定的过境税。盐价应声暴跌。《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里记载了当时的景象：“盐货顿贱，去出盐诸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不过一十文。”折算下来，每斗盐价降至一百文到二百文之间。虽然仍比盛唐时高出不少，但比起高峰时期的三百七十文，已是腰斩再腰斩。对于每日离不开盐的升斗小民而言，这意味着家庭开支中一项沉重的负担被显著减轻。碗里的饭菜，终于能多些咸味了。

天福六年（941年）八月，石敬瑭进一步下诏：“天下农器，并许百姓自便铸造，所在场院，不得禁止搅扰。”这意味着，农民打造和购买锄头、犁铧等生产工具，不再需要经过官府的许可或盘剥，可以自由交易。在生产力就是生存保障的时代，这直接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与门槛，有利于战后荒芜田地的垦复。

对于一个靠契丹支持上台、内部藩镇势力依旧强大的皇帝而言，维持庞大的军费和朝廷开支压力巨大。按理说，他更应该紧紧抓住盐铁专卖这样的暴利行业，疯狂汲取以巩固统治。他的前任们，从晚唐皇帝到后梁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无一不是如此。

但石敬瑭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放弃了这两块到嘴的肥肉。在五代那个“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赤裸裸的武力时代，一个皇帝能关注并试图减轻这些最细微的民生痛苦，显得颇为异类。

石敬瑭出身军旅，不喜奢华。称帝后，宫中用度力求节俭，对于地方进献的奇珍异宝，常常推却。有司奏请建造音乐设备，他以“不知音律”为由拒绝。对于官吏，他要求严格，尤其痛恨贪腐。他曾对臣下说：“朕闻纵欲败度，忧劳损年。此理之常也。但能自节，则丰约在人。”

石敬瑭试图以身作则，营造一种朴素务实的朝政风气。对于战乱中遭受破坏的文物，他也曾下令加以保护修葺，甚至主动出钱去修孔子庙。命令宰臣整理并刊印唐代的《统类》法典，颁行天下，试图以法律规范混乱的社会秩序。这已经不是把国家当做盘剥的工具，而是实实在在想要开创一代文风，重建国家与文明了。

天福四年（939年）黄河决口，石敬瑭挤出国库仅有的钱粮，派使者赈济灾民。对于因战乱流亡的百姓，诏令允许归还本贯，并减免欠税，给予种子，帮助其恢复生产。天福二年（937年），邓州节度使安审晖因“过收百姓蚕盐现钱”被罚俸。滑州节度使符彦饶、毫州刺史李邺等皆因贪污或执法残暴被贬杀。

石敬瑭甚至允许百姓赴京控告不法官吏。后世四百年后，朱元璋才刚刚做到这一点。

在距离他时代不远的北宋，最权威的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出了一个冷静的评价：“（高祖）推心屈体以事契丹，竭中国之财以奉之，而边方镇帅屡有抗犯，然数年间，中国稍安。”司马光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屈事契丹、耗竭中原以供奉的屈辱事实，但也客观承认，在他的统治下，中原地区获得了数年相对安定的时光。“中国稍安”这四个字，在五代那个大动荡的背景下，已是一份不低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