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在抗战大后方（下）
文/司马戡
吃：从廉到贵，随遇而安
品尝沿途风味美食，是今天旅行的一大乐趣，滇黔川桂更是以花样繁多的地方小吃闻名。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后方，旅行已然不够便利，路上如何填饱肚子，还不拉肚子，更成了一件要紧事。
抗战初期，吃本不是问题，尤其是对有能力长途旅行的官员、学者来说，口袋里的薪水，足够支撑生活。历史学家郭廷以回忆，“四川物价低廉，一块钱可以买八九十个蛋，或可买五斤肉，或可买面粉两包，一毛钱可买几斤，招待客人花几毛钱就够了”。
到了40年代，物价逐渐上涨。梅贻琦一行在重庆吃一顿烤鸭，就花去70元。蔡廷锴在石龙吃两碗粥，花掉7元，还感慨战前每碗最多两毫，物价上涨十倍有余。此后，物价暴涨，郭廷以说“伙食也差了，最差时买的米、面粉都不好，面粉里还有长虫的，很难下咽。当然已不能天天吃蛋了，逢到加餐买了肉，我的大孩子闻闻肉香，舍不得吃下去”。
不过，旅途上价格不重要，关键是要有的吃。梅贻琦一行在泸州，可以吃到鸡丝粥、火腿蛋、面包、红茶的早餐组合；在成都，饱尝过江豆花、甜咸烧白、麻婆豆腐、豆瓣鲢鱼等川味。在路上碰不到好饭馆，也能“喝些稀饭，吃点肉面”，或者“购得土酒和糖糕，聊充早点”。但待到汽车抛锚的时候，只能找到村民买米，虽然村里人家“几间茅屋脏得不堪，满院子黑泥和猪屎，弄得一塌糊涂”，饭也煮得半生不熟，但好歹有的吃。
比起天府之国四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就更逊一筹。地方餐饮的贫瘠，给过往旅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学者丁文江抱怨，贵州有一种小饭铺只有两种东西可以下饭，一碟盐巴，一碟干辣椒。
海军在抗战时大举迁入贵州，出差到黔的海军军官郑天杰发现，盐在当地极为珍贵，市场上都是按两来卖。餐馆里面做饭，厨子在烹调完毕之后，拿着岩盐块沾一下，就算是完成调味了。这种烹饪方法，让留过洋的郑天杰大开眼界。这样做出来的菜，当然不好吃。
防空部队军官赵炳坤负责督建各地构筑空袭警报网，经常带着夫人陈媚泉奔波在后方各省，他们索性自带炊具：一个炒菜的小铜锅、一个煮饭的铝锅、两个搪瓷碗、两双竹筷、两支汤匙，全部捆在行李中，打开就可以煮饭。供应稀缺、物价升腾，赵炳坤身为陆军少将，对吃这件事，也只能自己动手。
伴随着艰难的行、痛苦的住和勉强的吃，万千旅人在后方穿梭行走，“方便多了”与“还是难走”的感慨，想必也是不绝于耳。但正是这些在日本侵略的压力下坚持着得工作和日常，支撑着中国人迎来了最后得胜利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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