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2026年，是三大主力会师9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国上将萧华与最小女红军王新兰之女萧霞接受红船融媒专访，讲述了母亲王新兰的长征故事。
在讲述母亲王新兰的故事前，萧霞用张爱萍将军为其母亲写的一首诗开场——
古有花木兰
今日王新兰
红军好儿女
光彩照人间
“这首诗非常朴素，非常简单。对于我们来说，正是母亲光荣一生的写照。”萧霞说。
▲萧霞
生于书香门第：
在王维舟影响下参加革命
1924年6月26日，王新兰出生在四川省达州地区宣汉县清溪场镇王家坝村。
王家坝村有一位贡生名叫王天宝，他和夫人一共生了12个孩子，其中4个很小就夭折了。在活下来的8个（2男6女）孩子中，王新兰是最小的那个孩子。
“一开始，我母亲名字里的‘心’是心脏的心。可能因为她作为最小的女儿，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萧霞介绍道。
王新兰8个兄弟姐妹中，她和2个哥哥、1个姐姐4人参加了红军。在参加革命之后，她把自己的名字从心脏的“心”改成了新旧的“新”。
按照萧霞的理解，王新兰更向往新的世界，向往一个天下人都平等，人人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新中国。
作为书香门第的后代，王新兰在4岁那年，就被父亲送进小学读书。
“母亲就读的这所小学的名字叫宏文小学。它不是一所普通小学，是由当时川东地下党的创始人王维舟创立的。王维舟是我妈妈的亲叔叔，他也是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领导创建了川东根据地，同时创建了川东游击队。”萧霞说。
▲王维舟
在1927年至1932年间，王维舟在川东坚持游击战争，并担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1943年的春节，正值王维舟生日。当时，毛泽东亲笔给他题写了“忠心耿耿，为党为国”8个字，并高度称赞了其对革命的贡献。
在宏文小学，王新兰不仅学习了文化知识，也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据萧霞介绍，宏文小学也是党的地下联络站。王新兰的哥哥、姐姐和后来的姐夫，都在那个时期相继加入了地下党组织。
王新兰6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了。一时间，王天宝的妻儿9人变得无人照料。
“这个时候，我的外公王维舟担起了照顾我母亲一家9口的重任。”萧霞说。据王新兰生前回忆，王维舟经常到家里照顾他们母子，她的家同时也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
那时，王维舟等革命者经常在王新兰家的阁楼上举行秘密会议。她的哥哥、姐姐，后来的姐夫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在白色恐怖的铁幕笼罩下，把情报传出去异常困难。这个时候，年仅6岁的王新兰被党的地下组织看重，成了小交通员。
“一个6岁的孩子，不光要走出村庄，还要路过一片无人的树林。走过那片阴森森的树林，她不光要克服恐惧，还要躲过国民党的搜索。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多大的智慧、多大的勇气？”萧霞感慨道。她一直在想象当年的情景，自己的母亲穿过那片无人的树林，一次又一次把情报送出村外，送到游击队的手里。
在接受红船融媒采访时，萧霞讲述了一个故事——
一次，游击队队长见到妈妈，就问她：“娃儿呀，你知道我们这次打了胜仗，谁立了头功吗？”
妈妈摇着头，天真地看着游击队长。队长看着她的大眼睛告诉她：“是你呀！如果没有你送的情报，我们就不能准确地消灭敌人，我们就不能缴获敌人的武器。”
妈妈为此自豪极了。
“从6岁开始，我的妈妈等于提着脑袋和大人们一起干革命。”萧霞说。母亲的无畏和智慧，令她感佩不已。
萧华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萧霞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来形容父亲的贫寒家境。
他与夫人王新兰一样，也是在6岁那年就开始做革命工作。
“我父亲的全家人都加入了共产党，家里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多年来，萧霞一直为父母惊人地相似的经历称奇。
与萧华不同的是，王新兰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大户人家的孩子。萧霞一直在思考是什么让自己的母亲不去过安安稳稳的日子，而是选择了参加革命这个问题。
后来，萧霞找到了答案。“除了受外公王维舟、哥哥姐姐的影响，宏文小学对她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她说。
一次，王新兰看到叔叔王维舟和哥哥姐姐们又在阁楼上开会。会后，她好奇地拉住自己的二哥问：“为什么国民党要抓叔叔呢？”哥哥告诉她：“你想一下，叔叔是为了让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能平等地生活。国民党这些官僚、军阀不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叔叔是在掘他们的坟呢。”
哥哥的这番话，让王新兰明白了“很深的道理”。从此，她更敬重自己的亲叔叔并愿意为他们站岗放哨、为他们传送情报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王新兰从叔叔王维舟那里，知道了有一个叫苏联的国家。那里的人民人人平等，穷人当家作主。
1932年，对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这一年，这支队伍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支队伍会合之后，打了一场打胜仗，一举消灭的敌人的8个团。
“有这样一批本土的游击队，才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迅速扩大起来。”后来，在川陕苏区建立过程中，朱德总司令如此评价川东游击队。
就是在那时，王新兰第一次见到了穿着红军军装的女兵，第一次看见这些女兵的腰间挎着盒子枪。当时，她的心里萌生了热爱之情。
1933年，红四方面军决定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33军，由王维舟担任军长。当时，王新兰的2个哥哥和她的六姐夫加入了红军。没过多久，王新兰的十姐王心国也加入了红军。
由于白色恐怖异常严酷，红军决定离开王新兰的家乡王家坝。当时，王新兰的母亲已经年迈，被王心国托付给了王家坝村苏维埃负责人，让他们转移时，带上自己的母亲。
母亲被安置好了，王新兰何去何存却成了难题。当时，她只有9岁，因母亲带上她转移有困难，王新兰面临一个人独自留在家里的情况。王心国非常担心自己的妹妹，于是带着王新兰来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找到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希望红四方面军能收留自己的妹妹。
▲徐立清
“她虽然小，但她会做许多事情。”王心国对徐立清说。徐立清看了又瘦又小的王新兰一眼，立刻回绝：“这个孩子才9岁，我们收不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去行军打仗？”
王心国一听徐立清的话，不由得落泪了。“这个孩子虽然小，但是断文识字。如果把她留在这里，不是饿死，也会被国民党杀死。因为我们家人都是共产党员。”
“‘我会读书、我会写字、我会唱歌、我会跳舞，我什么都会干。’妈妈马上说。不知道是姨姨的眼泪，还是妈妈拍着胸脯的保证把徐立清主任感动了，他答应收下我妈妈。”萧霞说。
▲王新兰
从那天起，王新兰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后，王新兰每天都拼命地学习。
“学文化、学跳舞、学红军的歌曲、学吹笛子、学打洋鼓，只要是能学的东西，她一样不落地学。”萧霞说。
不到半年时间，王新兰掌握了很多用于宣传的方法，不久，她的表演在红军队伍和当地百姓中变得小有名气。因为聪明能干，10岁的王新兰成了宣传队员中年龄比较小的那部分队员的分队长。
王新兰加入红军不久，王心国被调到四川省委工作，她便独自留在红四方面军。
后来，王新兰经常对自己的子女说，“从那时起，我就把党当成自己的母亲，把军队当成了家”。
“我父亲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萧霞说。
10岁参加长征：
途中受到许世友、洪学智等将领关爱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畔打了一仗。打完这一仗，这支队伍就踏上了长征路。
随着这支10万人之众的队伍踏上长征路时，王新兰只有10岁。
“10万人的红军队伍，根本看不到队伍的头和尾。在茫茫人海中，妈妈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哥哥姐姐等亲人，但那么多人，怎么能找得到呀。”萧霞在回忆母亲的经历时感慨道。
王新兰生前一直记得，自己在嘉陵江畔找亲人的时候，有人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回头一看，是许世友。
当时，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他很喜欢看宣传队的演出，每次演出结束，都会到后台慰问和夸赞这些小宣传队员。一来二去，王新兰和许世友熟络起来。
在接受采访时，萧霞讲述了这一老一小之间的故事——
有一次，妈妈看到许世友军长来了，就敬了一个礼。许军长怜爱地摸了摸妈妈的脸说：“新兰呀，你坐到这张八仙桌上来。”妈妈不知道许军长要做什么，但是她喜欢这位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的军长。
妈妈听话地坐在八仙桌上，许军长说：“新兰呀，你把眼睛闭上。”妈妈就闭上了眼睛。
突然，她听见耳旁呼呼地生风，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来，许军长对妈妈说：“新兰，可以把眼睛睁开了。”这时，周围的小伙伴都鼓起掌来。他们争先恐后地告诉妈妈：“刚才你坐在八仙桌上的时候，许军长一个胳膊就把你跟桌子一起抡起来了。”妈妈这才明白，怪不得自己听见了风的声音。
大家开玩笑地说：“许军长抡着八仙桌和新兰的时候，就像摇着一把大蒲扇。”
▲许世友
从那之后，这一老一小之间就更亲切了。
在嘉陵江畔，许世友拍着王新兰的肩膀问她：“新兰，你在找谁？”王新兰说：“我想我的哥哥，想我的亲人。”
许世友什么都没说，只是对王新兰点了点头。
这一老一小的相遇，只是他们各自长征路的序曲。
王新兰对长征路记忆深刻，用萧霞的话说是“刻骨铭心”。在她的记忆中，长征路就是“没完没了地走，不分白天黑夜地走”。
当时，宣传队为了防止队员掉队，把麻绳拴在每名队员的一条胳膊上。万一谁掉进沟里，其他人就齐心协力把他（她）拉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员一直不曾忘记自己的任务——给部队鼓舞士气。
“他们的武器不是枪，是快板、是锣、是镲、是横笛、是洋鼓。行军时，他们随身带着这些乐器，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冲上战场救治伤员。”萧霞说。
有时候，宣传队员一天要从战场上抬下几百名伤员。
王新兰太小，抬不动伤员。她只能跟着大一点的宣传队员，扶着轻伤员走下战场。
“为了不掉队。妈妈永远是跑呀跑，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跑。”萧霞说。
然而，王新兰的长征路刚刚走了两周时间，她就染上伤寒，开始发高烧。高烧让她的脚步变得不稳，渐渐地有点跟不上队伍了。
一天，王新兰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周围的宣传队员见状，开始抬着她走。
“妈妈的病越来越重。后来，她的头发和眉毛都掉光了，牙关紧锁，连嘴都张不开了。”萧霞说。
这时，炊事班的老班长翻开王新兰的眼皮看了一下说：“这个娃没救了。”
“小新兰是我们的战友，不能放弃。”宣传队女队员彭道华回应道。后来，彭道华把自己有限的口粮嚼碎，掰开王新兰的嘴喂给她吃。渐渐地，王新兰缓过来了。
王新兰缓过来之初，并不能下地走路。当时，部队减员非常严重，而且大家都没有食物。宣传队的队员们抬不动王新兰了，有人建议把她留在老乡家里。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听到这个消息后，专程赶到宣传队。他对大家下了命令：“新兰是个好孩子，她的表演非常受广大指战员欢迎。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来说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再难，也要抬着她往前走。谁要把她丢了，我就找谁算账。”
▲洪学智
就这样，王新兰的一条命被保下来了。
被宣传队的战友们抬着走了一个月后，王新兰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在能下地走路后，她便从担架上下来，拄着一根棍子和战友一起往前走。
“这个时候，妈妈的双腿又红又肿。她每天忍者剧痛，在走漫长的路。”萧霞说。
王新兰在回忆长征时常说：“别人的长征是用两条腿走出来的，我的长征是用两条腿跑出来的。”
在慢慢长征路上，11岁的王新兰时刻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掉队”。
“妈妈为了生存，也为了理想，随着队伍从冬天走到了春天，从春天走到夏天。”萧霞说。
茫茫雪山之巅：
陈锡联对她说“你们也不能久留”
1935年6月中旬，王新兰所在的部队到达了雪山脚下。
这时，许世友军长又一次来到宣传队。他告诉队员们，让他们把“三不许”编成快板，说给过雪山的红军将士听。
看到王新兰后，许世友摸着她的小脸问：“新兰，又要上高山了。你这么小，能爬过去吗？”王新兰回答道：“我能爬山。”许世友半开玩笑地说：“到了雪山上都是冰，你可不能哭鼻子。你哭了鼻子，满脸都是冰碴子。”
当时，大家都被许世友军长的玩笑逗笑了，但现时确实非常残酷。
王新兰和战友出发爬雪山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多钟。他们要赶在大部队达到雪山之前，先行到达部队必经的一个路口。那个路口是一个大风口，他们要在那里搭建一个宣传台。
▲1935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雪山
在过雪山之前，王新兰为了不掉队，把所有能扔的东西都扔了——包括一件“破得像渔网一样”的棉衣。到了雪山脚下时，她和很多战友一样只有单薄的衣衫。
“出发前，这群小红军每个人领到两块布，他们用布把脚裹起来，并把能穿的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每个人喝了一杯辣椒水就开始登山了。”萧霞介绍道。
刚到山腰，王新兰和战友们便遭遇了“狂风大作，雪片横飞”。顷刻间，他们就被冻得发抖发僵。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顽强地在风口搭起了宣传台。
“妈妈远远地看见有战士坐下，便再也没有站起来，就坐着被冻死在寒风里。妈妈他们这些宣传队员就不停地打着快板，鼓舞路过的将士。”萧霞说。
在接受采访时，萧霞复述了快板的内容——
同志们，加劲走
赶紧穿过大风口
莫泄劲，莫逗留
三不准，要记心头
累了不准地上坐
坑洼里的积水不能喝
不准打闹大步跑
互相帮助都走好
红军战士是英雄汉
定能征服大雪山
王新兰和战友们把这个快板，一遍又一遍说给路过的红军将士听。红4军第10师走过去了、第11师走过去了，红军的部队远远的，看去像一条巨龙，把巍峨的雪山劈成了两半。
宣传队员们的辛苦，首长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萧霞讲述了一则陈锡联对王新兰等人关心的故事——
第11师师长陈锡联同志走过来后，疼爱地摸了摸妈妈冻得通红的小脸说：“小孩子呀，咱们的部队快走完了，你们也不能在这里久留啊。”
这时候，几乎冻僵的妈妈和她的小伙伴们继续站在雪山顶上，用所有的力气来鼓励部队前进。
巍峨的雪山上，留下妈妈银铃般的笑声，留下了她和战友们青春中光荣的一瞬间。那一刻，他们心中饱含着对敌人的蔑视，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陈锡联
翻过雪山之后，部队来到了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懋功。在这里，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王新兰所在的宣传队每天都有演出任务。
“妈妈在舞台上非常受欢迎。有的时候上台唱完一首歌，还有第二首。战士们欢迎再来第三首，有时会一直唱到七八首。当时，妈妈唱过《两大主力会合歌》。”萧霞回忆道。
1987年建军节这天，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王新兰。记者问她：“您记不记得当年红军的时候唱过的歌？”让萧霞惊叹的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自己的母亲依旧可以一字不落地把《两大主力会合歌》唱下来，“红军的歌仍然留在妈妈的心中”。
当时，王新兰并不知道，红军的两大方面军会合之后，危机却在慢慢地靠近。因为毛泽东代表中央红军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却想南下建立自己的地盘。在严重分歧中，两个多月过去了。
1935年年8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来到宣传队，告诉大家要做好过草地的准备。
因为宣传队经常给老百姓做宣传工作，所以王新兰他们从藏民那里听说草地是“一个吃人的地方”，所有人进去以后都有去无回，生灵进去了就变成了幽灵。虽然恐怖气氛在红军队伍中蔓延开来，但作为宣传员的王新兰和同伴们要坚决地执行命令。
8月下旬，王新兰跟随红军的右路军进入了茫茫大草地。
在回忆过草地的经历时，王新兰说“不知道亲手埋掉了多少牺牲的战士”。有的时候，没有工具，她和战友们只能用双手去刨土埋葬战友。把战士们安葬后，宣传团队年轻队员们会采来鲜花，献给牺牲的战友。
“那一段，妈妈看死去的战士看得太多了，眼泪都流干了。她从一个弱小的10岁的小姑娘，慢慢地坚强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萧霞说。
走出草地后，王新兰才听说，右路军是一支跟着毛泽东主席前进的队伍，所以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但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红四方面军将士不得不再一次从草地原路返回。
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王新兰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被迫三过草地、两过雪山。
“过了雪山，又去过草地。过了草地，又要过雪山，来来回回。因为饥饿、寒冷、疾病、死亡，妈妈和她的战友们被迫一次次生死离别。这些战友的名字，永远刻在妈妈的心里。”萧霞在复述母亲的回忆时如是说。
从嘉陵江畔跟着红四方面军出发，一直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王新兰12岁。
后记：
兄妹四人只剩一人
在讲述母亲的长征故事时，萧霞分享了母亲和亲人的故事——
在过草地之后会师之前，妈妈偶然地遇见了自己的叔叔王维舟。外公王维舟见到妈妈后，惊讶地看着她说：“你这个丫头，居然还活着？”
因为经过长征的人，十有八九都牺牲了，能活下来的人少之又少，更何况妈妈这个幼小的女孩子呢？
妈妈虽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她的哥哥和姐姐都牺牲了。
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困境超乎想象，他们既要躲过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同时要面对张国焘对内部的肃反。
在红四方面军，一会儿说这个是AB团，一会儿说那个是托派。同一个宿舍的人会发现，第二天一起床发现同一个宿舍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妈妈的两个哥哥、姐姐王心国和姐夫全部被张国焘杀害了。
▲王新兰
长征结束后，王新兰入了党、认识了萧华、踏上了抗日新征程，但和她一道先后参加红军的兄弟姐妹，只有她一个人活着走完了长征。
撰文：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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