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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底气从哪里来？学历、职业，以及采访经历等
02、底气背后的真相——临床成就、人生经历
03、敢说，是因为没什么好怕的
最近，湘雅医院研究生孙同学坠江身亡的消息，让无数人感到痛惜。
舆论还在发酵。中南大学和湖南省卫健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要给家属一个说法。
我们也在呼吁国家卫健委出面，让更多真相浮出水面。
这几天的讨论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孙同学的诊断。
她应该被诊断为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而不是抑郁症或双相障碍等症状学诊断。
这个诊断，密切关系到责任能不能落到该落的地方。
有人问我：何医生，你一个体制外的医生，何必蹚这浑水？得罪人不说，图什么？
图什么？
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
我敢说，不是因为我是山东人，也不是因为我有英雄情结；我敢说，是因为我必须站出来说，而我刚好有底气！
这个底气，来自我的学历、我的经历、我的临床成就……
而且我知道，有些话，如果我不说，就没人说了。
今天，我就把“为什么敢说”这件事，摊开来与大家深入聊聊。
当然，我并不在意别人是否理解我，我只想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样就足够了。
01、底气从哪里来？学历、职业，以及采访经历等
我到底为什么敢说？底气从哪儿来？
第一，是学历给的！
1998年，我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现在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获得本科学历。
我在同济医科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
在医学界，同济与湘雅（原湖南医科大学）原来属于同一梯队，这是公认的事实。
坦率地说，在大多数专业领域，同济的综合实力还要更胜一筹。
当然，我也承认，湘雅医学院在精神病学等少数专业上确实有独到之处，这一点我不会否认，该认的就认。
但我的本科母校，拥有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这2家附属医院，综合实力都得到了认可。这一点，湘雅确实比不了。
在2021年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中，同济医院排名第6，协和医院排名第7，均位列全国前十。
在最新2025年度的排行榜中，两家医院均被列入A++++等级，属于全国顶尖医院行列。
虽然这次排行榜未明确具体名次，但实际上，2家医院都保持在综合排名前十的范畴。
2021年度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
更不用说，这些年湘雅的负面新闻从未断过——刘翔峰事件、罗帅宇案……一次又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2004年，我又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得麻醉学专业硕士学位。
我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与硕士学位证书
所以，在老百姓眼里，我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一点，是铁一般的事实，不容置疑。
那些湘雅医学院毕业的医生，那些高高在上的教授，面对这份履历时，就算心里不服，嘴上也无从反驳。
第二，我当过三甲医院的主任，亲眼见过规培生的苦。
我刚从事临床工作的那些年，确实还没有规培制度。但我曾在体制内任职，也在武警广东总院担任过心理科主任。
这些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那些刚踏入临床的规培生，也让我一次次看到他们背后的艰难。
白天跑临床，晚上写病历，周末还要应付导师布置的任务。
他们是医院里最忙碌的人，却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
他们不是不想喊累，是不敢喊。因为一喊，就可能被贴上“吃不了苦”的标签；一喊，就可能影响考核、影响留院、影响未来。
他们的苦，不是说出来才有的，而是说出来才有人看见。可偏偏，他们连说的资格都没有。
正因为我看见过，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必须有人站出来说。
第三，我接受过顶级媒体采访，不在乎外界的评价。
这些年来，我接受过的采访太多了，多到自己都快数不清。
我曾多次接受国家级媒体的采访，央视的《新闻联播》《走近科学》《心理访谈》《每周质量报告》等等，都邀请过我；
我接受央视的《新闻联播》《走近科学》《心理访谈》等采访截图
美联社、新华社、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等国内外媒体，也都采访过我。
可以说，我的这些经历，是大部分医生都没有过的。
这些经历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荣誉，也让我有了一些名气。
但我心里很清楚，名气这东西，像风一样，吹过就散了。今天有人捧你，明天就有人骂你，再正常不过。
所以，我早就不在乎名气，更不在乎谁在网上骂我。
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我说的话，能不能让该听见的人听见；我做的事，能不能帮到那些该帮的人。
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我早就看淡了。
真正让我在意的，是那些社会问题，能不能因为我说的话，被更多人关注、被真正改变。
02、底气背后的真相——临床成就、人生经历
第四，我们的技术得到权威背书，真正站上了国际舞台！
我们在成瘾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而这不是我们自己说说的。
应陶然教授邀请，我参与了全球著名科技出版社斯普林格（Springer）《物质与非物质成瘾》一书的编写。
我执笔了3个关于临床治疗的关键章节。该书第一版于2018年出版。
到了第二版，我们再次受邀参与编写，并把核心技术——3PT（精准精神心理病理性记忆修复）正式写进了书里。
3PT被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的《物质与非物质成瘾》书籍收录
能得到全球顶级出版社的认可，是多少国内高级知识分子穷尽一生的追求。
而他们梦寐以求的这份认可，我们已经拿到了。
那些躲在象牙塔里的人，看到这个，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赖以支撑的自信，就是觉得自己学术强。
不过说实话，在我眼里，学术是虚的，临床才是实的。
学术再强，论文再多，都比不上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说“我好了”。
我们在临床上积累了太多颠覆性的案例——有被国内外顶级精神科专科医院判定要“终生服药”的，有被各大权威专家摇头说“没办法”的。
后来呢？他们康复了、撤药了，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上。
这些不是论文里的数字，是我们亲眼看着发生的。
过去的学历、采访、那些高光时刻，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但临床上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来源。
如果手里没真东西，我也不敢说这些话。
第五，特殊的人生经历，让我更敢于说话。
我是山东农村人，从小父母双亡，是哥嫂把我拉扯大的。
这样的身世，让我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念头：我必须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在山东老家的留影
我一直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不是什么英雄情结，而是我骨子里的人生观。
当然，如今我们从内隐记忆层面去理解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对所谓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个话题留到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详述。
去年4月，我又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我被查出脑瘤，瘤子比鸡蛋还大，人已经走到鬼门关口了。
幸运的是，开颅手术成功了，我又从那条线上折了回来。
脑瘤术后，我向家人跟小伙伴比起了剪刀手
对我来说，这场大病就像一次重生。从那以后，很多事我都看得更透了，也更敢说真话了。
第六，我不断跨学科，做了很多人不敢想的事。
从麻醉科跨到精神心理科，这条路本身就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2009年，杨永信的暴行被媒体曝光。那时国内精神医学界万马齐喑，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句话。
整整10年，我是唯一一个公开反对杨永信的精神科医生。10年后，才有其他同行陆续站出来。
杨永信，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2年，我在武警广东总院担任心理科主任时，曾跑到上海张江高科的街头，寻找“国内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袁毅鹏。
我当时救助袁毅鹏的照片
很多人不理解，说一个体制内的三甲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任，跑到大街上找“精神病”患者，是不是疯了？
我不觉得疯。我只知道，那个人需要无偿的帮助，全国只有我一个人有意愿、有能力、有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无偿救治了他将近2年，不过也留有一些遗憾。
好在如今他的状态很好——当然，这不全是我们的功劳，背后还有无数网友对他的支持和鼓励。
如今我离开了体制，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反而有了更多说话的空间。
03、敢说，是因为没什么好怕的
这次孙同学的事，我同样看不下去。
我们提出她更合适的诊断是C-PTSD。
这一点，普通的医生未必意识到，而顶级的精神科专家就算意识到了，也未必会说——因为涉及认知，涉及责任。
高级知识分子的傲慢和漠视，这些年我看得太多了。
所以我敢说。我没什么好怕的。
我想过最坏的可能——把我物理消灭。但即便何日辉倒下了，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个何日辉会站起来！
更何况，我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家，我深爱着这片土地。
最后，我想对那些待在象牙塔里的人说几句：
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自我反省的意识与能力！
不要漠视外面的声音，不要觉得事不关己。否则，时代会毫不留情地把你抛下！
AI时代来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危机感。
如果还觉得所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错，那就要小心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其实早已被自恋困住，看不清自己。
至于我自己，得罪谁都不重要。我只想继续做那个敢发声的人，做正确的事情！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因为，有些话，总要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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