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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愿意选择进一步结婚生子，也没有家庭托举无法退一步继续做快乐的孩子，只能以懵懂孩童的姿态的站在大人的世界里承受苦楚，手脚笨拙地应付各种规矩。其实没有什么值得说出口的大悲大痛，全是细碎的适应社会的阵痛。”
这不是28万8的问题
这是一笔无休止的账
去年10月底，因为家里人临时将彩礼加价到28万8，我一怒之下赌气说这辈子不再结婚，便拉着小郑买了一张飞机票，提前结束了计划着人生大事的小长假，回到了印尼继续打工。
福州飞在雅加达的飞机上，阿郑一直轻声细语地和我说:“没事，28万8就28万8嘛，大不了我再在印尼多挣两年钱，一定把我媳妇儿娶进门！”
我听到阿郑说的话，愧疚的眼泪止不住的夺眶而出，我奋命摇了摇头说:“这不是28万8的问题，这是一笔无休止的账。”
父母与我的这笔账，似乎从我出生开始就已经记上了红红的一笔。从出生，小升初，初升高，高中升大学，最后到我专升本……见我有去与考研成功的隔壁家姐姐交谈甚欢，母亲连忙旁敲侧击与我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点出去工作！”
我如了他们的愿，本科毕业后，我去了深圳一家电商公司工作。收入一般，扣除房租水电，剩下的钱打一些给家里后，还勉强过活。
说实话，我的打工生涯远比读书生涯顺利得多，在深圳的第二年末，我所在的项目要实地出海印尼了。老板一开心，65美金一天的补贴，我美滋滋地就出国了。第一次体会到，做出海互联网，真香啊！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只能靠自己托举自己了
更幸运的是，我在雅加达的第一年，就在一次展会上认识了阿郑，他比我年长4岁，做食品行业。我对他初印象很好，为人谦逊有礼，讲话总是温温和和。哪怕在我家人临时加彩礼这件事上，他从未有过半点情绪，只是冷静理智地在引导我，要好好与父母说话。
雅加达的中国人，和雅加达的中餐馆一样多，走两步就能遇到一个。但是阿郑在我心中，是最特别的一个。他与我一样，都来自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可以说，我俩最大的共性是，毕业以后，我们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只能靠自己托举自己了。
所以，哪怕他在极力掩饰这28万8背后的艰辛与不易，我依旧不忍心让他独自承担。
阿郑远比我成熟稳重，目光长远，他处事周到，无微不至，又事事以我为中心。我们虽都在雅加达，但工作的地方相差1个多小时的路程。他每周末都会抽时间过来看我，带我去印尼本地的菜场商铺里买一些我自己一个人从来不敢尝试的水果。他会和我说他未来三年到五年的计划，每一个计划里，都在印尼，都有我。
我每次都会阿郑说：“她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
涂成金色才出来乞讨呢？是怕别人认出来吗？”
我俩都挺喜欢印尼的，这里没有四季的更迭，雨季旱季的交接也会给予我们充足的时间去应对一切。满大街的摩托车，各式各样的小摊小贩，沿街乞讨的小金人，所有的我们可以见到的一切都充满了SlowLiving的气息。
辛辛苦苦帮我养那么大
出了一年国，回来就要结婚
第一年回国时，母亲极力抵制我结婚的想法。说辛辛苦苦帮我养那么大，出了一年国，回来就要结婚。我想着也是这个道理，多挣两年钱给自己留着，也有益无害。可自从这以后家里便各种张罗着说要在市里买房子，说以后弟弟不可能再回到村里，我作为长女自然要帮衬着。七七八八一顿操作下来后，现在一查，我现在的存款居然还和两年前一模一样。
或许是因为家里人笃定了阿郑在印尼工作存款一定不少的想法，去年回国时，大伯把阿郑拉到堂屋的另一边，委婉地与他说:“琦琦的爸妈把她养大不容易，当时说去读专升本，也是拼了命给她供上去了，这些都花了不少钱……你在印尼工作，收入自然也高过别人，出于对女方的珍惜和珍重，我作为长辈中的代表，和你说两句……”
谈到婚期时，饭局氛围一下凝重起来，父亲说:“再看看吧，我找你王叔看了风水，这两年家里不适宜冲喜……”
“爸，我们当时说好了的？”我的眼眶开始湿润。
见家里父母及长辈面面相觑，我不再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哗哗的往下流。此时，在本应盛装出席给我送上最诚挚祝福的家人面前，我的婚姻不过是一场不可理喻的金钱交易。
生育不是恩
托举和兜底才是
阿郑十指紧扣着我的手，轻声嘱咐我别哭，左右张罗着也算是把这个饭局体面地完成了。
知道父母的意图后，我愈来愈失望透顶。订票回印尼的前一晚，我平复好自己的情绪后去找母亲谈话。我掏心窝子地告诉她，阿郑年纪轻轻便自己当家，他在印尼赚的每一分都是辛苦钱，他不是技术工种，在印尼或者回国都会随时面临淘汰的准备。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来，就算拿得出来，我也不会让他给的。
母亲无法与我共情，甚至一昧地指责我:“女孩子要懂得自己给自己脸面，还没嫁过去就开始想着倒贴别人，我们养你这么大，这点钱过分吗？”
听到母亲冰冷的话语，我的心如死灰。原来这些年我汇回家的钱，父亲母亲都是一分一毫算计好了的，然而在他们看来这些还远远不足以报答他们养育之恩。
既然非要这般算计，那我只能告诉他们，生育不是恩，托举和兜底才是。作为父母，他们也并没有竭尽所能把我向上托举。
人生有多少年能允许我这样不管不顾地驻外呢？
没有几年了。
或者三五年后，我不在印尼，我就不再有经济能力去偿还这种令人欲说无泪的养育之恩。
一晃眼，离开家到印尼已经有半年有余。再回过头把这些事情都过一遍，我依旧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热烈地向往着与阿郑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我想我们会有自己的小孩，我也会成为我从小一直以来需要的那个大人，把我的孩子托举成普通而又幸福的人。 ——朋友与她的阿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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