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折上的数字，我又数了一遍。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最后那个“1”后面，跟着八个零。
一亿两千万。
整整一亿两千万人民币。
我戴着老花镜，手指颤抖地摸着那些印刷出来的数字。十年来，每个月十五号，雷打不动，银行短信准时响起：“您尾号xxxx的账户转入人民币1,000,000.00元。”有时候还会多一笔，五十万，八十万，最多的一次，三百万。
十年，一百二十个月，平均每个月一百万，加起来就是一亿两千万。
这些钱，我一分没动。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我总觉得，这钱烫手，不踏实。
钱是我儿子陈迪从迪拜转回来的。
十年前，他二十五岁，大专毕业，在老家市里找了个销售工作，一个月三千五，租着五百块一个月的隔断间。我和他爸都是县纺织厂的退休工人，两人退休金加起来不到六千，帮不上他什么。
然后有一天，陈迪打电话回来，声音兴奋得发颤：“妈！我要去迪拜了！朋友介绍的工作，做外贸，一个月能挣好几万！”
我和他爸都懵了。迪拜？那不是在电视里才看到的地方吗？满地黄金，豪车遍地，但离我们这个小县城，太远了。
“什么工作？靠谱吗？别被人骗了。”他爸抢过电话。
“靠谱！爸，你放心，是正经公司。就是……就是得入赘。”陈迪声音低了下去。
“入赘？什么意思？”
“就是……娶个迪拜本地姑娘。那边政策，外国人娶本地人，能拿长期居留，做生意也方便。姑娘家挺有钱的，对我也好。妈，这是机会，我想试试。”
我和他爸一夜没睡。入赘，在我们这儿，是丢脸的事。但陈迪说：“妈，在老家，我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娶不起媳妇。去迪拜，我能翻身。”
最后，我们点了头。儿子想闯，就让他闯吧。
走之前，陈迪回来了一趟，瘦了，但精神。他给我们买了新衣服，给家里换了电视冰箱，留下五万块钱。“妈，等我站稳脚跟，接你们去享福。”
他坐飞机走了。头一年，联系不多，偶尔发几张照片：站在高楼前，穿着白袍，旁边是个蒙着面纱的姑娘，只露眼睛，很大，很亮。背景是沙漠、豪车、金光闪闪的酒店。
他打电话说：“妈，我结婚了。老婆叫阿伊莎，家里做石油生意的。对我很好。”
“那你……是住她家？”我问。
“嗯，算是入赘。但这边都这样，没关系。我岳父给我开了个公司，做建材进出口，生意不错。”
第二年，他开始往家里打钱。第一次是十万，我吓坏了，打电话问他：“迪迪，哪来这么多钱？你可不能干违法的事啊！”
“妈，你想哪去了。这是生意赚的。迪拜钱好赚，你放心花。”
后来，钱越打越多。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频率也越来越高，从三个月一次，到每月一次。
第三年，他爸查出了肝癌。陈迪直接转了五百万回来：“爸，去北京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钱不够再跟我说。”
他爸在北京治了两年，花了三百多万，最后还是走了。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秀兰，咱儿子出息了……就是太远了，见不着……”
陈迪没能回来奔丧。他说：“妈，这边生意走不开，岳父家规矩大，不让随便出国。我给你转钱，你把爸的后事办好。”
我独自操办了丧事。亲戚朋友都说：“秀兰，你命真好，儿子在迪拜发财了，你这辈子享福了。”
我笑着点头，心里空落落的。钱有了，儿子没了。
十年间，陈迪只回来过三次。每次都是匆匆忙忙，住两三天就走。他变了，胖了，穿着名牌，手腕上戴着金表，说话夹杂着英文和阿拉伯语。他给我们买了很多东西：金镯子、玉佛、名牌包……但我总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
他不再说他的生活，不提他的妻子，不提他的工作。我问，他就说：“妈，说了你也不懂。反正我过得好，钱够花，你别操心。”
怎么能不操心？
一亿两千万，堆在银行账户里，像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邻居们羡慕，亲戚们巴结，但我知道，他们背后议论：“老陈家儿子，说是入赘，谁知道在迪拜干什么？贩毒？洗钱？不然哪来这么多钱？”
我也怕。我甚至偷偷去派出所问过，民警查了，说汇款来源合法，是迪拜正规公司账户。但我还是怕。
去年，我七十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医生说：“老太太，你得注意，别累着，别激动。”
我突然想，我还能活几年？万一哪天走了，我儿子在迪拜到底过得怎么样，我都不知道。这钱，这谜，我得弄明白。
我跟陈迪说：“迪迪，妈想去迪拜看看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妈，这边热，你身体受不了。而且……我最近忙，没时间陪你。”
“我就去看看，住几天就走。妈老了，想看看你生活的地方。”我坚持。
又沉默。
“那……行吧。我给你办签证，买机票。但你得答应我，来了听我安排，别乱跑，别多问。”
我答应了。
飞机降落在迪拜国际机场时，我被热浪冲得头晕。陈迪在出口接我，开着一辆白色的路虎，车很大，很气派。
他胖得更厉害了，肚子凸出来，脸上油光光的，穿着花衬衫，戴着墨镜。看见我，他接过行李：“妈，路上累了吧？先回家休息。”
车开了很久，窗外是高楼大厦，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到处都是工地，起重机像钢铁森林。陈迪指着远处一栋尖塔：“妈，看，哈利法塔，世界最高楼。”
我点点头，心思不在风景上。
车没有开向想象中的豪华别墅区，而是开进了一片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居民区。楼房不高，外墙斑驳，街道狭窄，晾衣绳横七竖八，挂着各色衣服。
车停在一栋六层楼前。陈迪帮我拿行李：“妈，到了。”
我愣住了：“迪迪，你……住这儿？”
“嗯，这边生活方便。”他含糊地说，领我上楼。楼梯昏暗，墙皮脱落，空气里有咖喱和香料的味道。
三楼，他掏出钥匙开门。门很小，进去是个不到六十平米的小公寓。客厅摆着旧沙发，电视是老式显像管的，厨房小得转不开身，两个卧室，其中一个堆满了纸箱。
“这……这是你家？”我不敢相信。
“临时住的。原来那套别墅在装修，先在这儿凑合。”陈迪给我倒水，“妈，你坐，累了吧？”
我坐下，心里疑云密布。一个能每月往家转一百万的人，住这种地方？
“阿伊莎呢？你老婆。”我问。
“她……她回娘家了。她爸身体不好，她去照顾几天。”陈迪眼神躲闪，“妈，你饿不饿？我给你做饭。”
“我不饿。”我站起来，“迪迪，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迪拜干什么？”
“做建材生意啊，跟国内公司对接。”陈迪挤出一丝笑，“妈，你别多想。走，我带你去吃饭，楼下有家中餐馆，还不错。”
接下来的三天，陈迪每天早出晚归，说去公司。我独自待在那个小公寓里，越想越不对劲。我翻看了屋里的东西：没有结婚照，没有女人的物品，衣柜里只有陈迪的衣服，而且都是便宜的T恤牛仔裤，没有他回国时穿的那些名牌。
抽屉里有一些文件，全是阿拉伯文，我看不懂。但有一张皱巴巴的中文收据，是某个“物流仓储公司”的租金单，金额不小。
第四天，我决定自己出去看看。陈迪出门后，我换了衣服，下楼。小区里很多印度、巴基斯坦人，看见我这个中国老太太，都好奇地打量。
我走到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店主是个巴基斯坦老头，会说一点中文。我买了瓶水，跟他搭话。
“老板，你认识住三楼的中国人吗？叫陈迪。”
老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奇怪：“陈？认识。他在这里住了……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他不是住别墅吗？”
老头笑了：“别墅？他？他在这里租房子，一个月三千迪拉姆（约合五千多人民币），还经常拖欠。你是他……”
“我是他妈妈。”我说。
老头愣了一下，叹了口气：“阿姨，你儿子……不容易。”
“什么意思？”
老头摇摇头，不肯多说：“你自己去看吧。他每天下午，会去‘龙城’。”
龙城？我记下了这个名字。
中午，陈迪没回来，打电话说公司有事。我打车去了龙城。司机是个中国人，听说我去龙城，说：“阿姨，去进货？龙城是中国商品批发市场，很大。”
龙城果然很大，像国内的小商品市场，密密麻麻的店铺，卖衣服、玩具、五金、建材……空气嘈杂，人流拥挤，大部分是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
我漫无目的地走，眼睛四处搜寻。然后，在一个建材区的角落，我看到了陈迪。
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工装背心，肩膀上搭着条毛巾，正和几个工人一起，从一辆大货车上卸货。货是沉重的水泥板，他咬着牙，脸憋得通红，汗水把背心浸透，紧紧贴在身上。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在一旁吆喝，用的是中文，夹杂着骂人的话。
我站在原地，像被雷劈中。
那个在电话里说“做外贸生意”、“开公司”、“和岳父谈项目”的儿子，那个每月往家转一百万的儿子，正在这里，像最底层的劳工一样，扛水泥板。
我看着他扛起一块板子，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工头骂了一句：“陈迪！你他妈没吃饭啊！快点！今天这车卸不完，扣工钱！”
陈迪低着头，不敢回嘴，继续扛。
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我想冲过去，但脚像钉在地上。我不能过去，我不能让他看见我，不能让他知道，他精心维护了十年的谎言，被他母亲亲眼看见了。
我躲在柱子后面，看着他卸完一车货，瘫坐在路边，拿起一瓶廉价矿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工头扔给他几张纸币，他数了数，小心地塞进裤兜。
然后，他站起来，走向市场另一头的一个小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头巾的阿拉伯男人。陈迪递上那几张纸币，又从自己钱包里掏出一些，一起递过去。阿拉伯男人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给了他一张单子。
我跟着他，看着他走进市场里的一个汇款中心。他把单子递给柜台，操作了很久。然后，他走出来，靠在墙上，拿出手机。
几乎同时，我的手机响了。银行短信：“您尾号xxxx的账户转入人民币1,000,000.00元。”
我看着他，他低着头，看着手机屏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疲惫，深深的疲惫，像一口干涸的井。
我明白了。
一切都明白了。
那每月一百万，不是生意赚的，是他扛水泥板、打零工、省吃俭用，一笔一笔汇回去的。他根本没有入赘豪门，没有石油生意的岳父，没有自己的公司。他只是一个在迪拜底层挣扎的劳工，住着廉价出租屋，干着最累的活，却每个月准时给远方的母亲，汇去一个“百万富翁”的谎言。
十年，一亿两千万。是他用汗水、健康、尊严，一点点堆出来的海市蜃楼。
我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眼泪模糊了视线，那个疲惫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清晰。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到那个小公寓的。我坐在旧沙发上，等陈迪回来。
晚上八点，他开门进来，手里提着外卖盒。看见我，他努力挤出笑容：“妈，饿了吧？给你买了炒饭。”
“陈迪，”我叫他的全名，声音嘶哑，“你今天去哪儿了？”
“公司啊。”他眼神闪烁。
“哪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生意？”我一连串问。
“妈，你问这个干嘛……”他放下外卖，想岔开话题。
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仰头看着这个比我高一个头的儿子。他胖了，但那是虚胖，是劳累和不健康饮食堆积的浮肿。他的眼睛混浊，布满血丝，手指关节粗大，皮肤粗糙黝黑。
“我今天去了龙城。”我说。
陈迪的脸，瞬间血色尽失。他后退一步，嘴唇哆嗦：“妈……你……”
“我看见你了。”我的眼泪又涌出来，“看见你扛水泥板，看见你被工头骂，看见你去汇款。”
陈迪僵在那里，像一尊石像。过了很久，他肩膀垮下来，慢慢蹲在地上，双手抱住头。
“妈……”他发出压抑的、像受伤野兽一样的呜咽，“对不起……妈……我骗了你……”
我蹲下来，抱住他。他的身体在发抖。
“为什么？迪迪，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骗妈十年？”我哭着问。
陈迪抬起头，满脸是泪：“妈……我刚来迪拜时，确实想做生意。但没那么容易。语言不通，没资源，被人骗光了本钱。阿伊莎……我确实认识一个本地姑娘，但人家家里根本看不上我。我为了留下来，什么活都干过：餐馆洗碗、工地搬砖、市场卸货……”
“那你说入赘……”
“是骗你的。我怕你们担心，怕你们觉得我没出息。爸生病那次，需要那么多钱，我拿不出来，就去借了高利贷……后来，为了还债，为了每个月能往家里打钱，我只好……只好拼命干活，打几份工。”
他抹了把脸：“妈，你知道在迪拜，一个中国劳工，想每个月攒下一百万人民币，要干多少活吗？我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睡四五个小时。吃最便宜的饭，住最差的房子。我不敢生病，不敢休息。十年……我就想着，不能让你们知道我在受苦，我得让你们以为我过得好，让你们以我为荣……”
“傻孩子！傻孩子啊！”我捶打他的背，“妈要你以命换钱吗？妈要你住别墅开豪车吗？妈只要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
“可是妈……”陈迪哭得像个孩子，“爸走的时候，我没能回来。我知道你一个人孤单。我除了给你钱，我不知道还能给你什么……我以为，钱多了，你就能过得好，就能开心……”
我抱着他，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十年。我的儿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用最沉重的体力劳动，编织了一个金色的谎言，每个月准时寄回，维持着母亲“儿子有出息”的幻梦。
而我，守着那一亿两千万，以为他锦衣玉食，却不知他汗流浃背。
我以为他翱翔天际，却不知他深陷泥泞。
那一晚，我们母子俩，在那个狭小闷热的出租屋里，哭了很久，说了很久。
陈迪告诉我，他身体已经垮了，腰伤、胃病、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每月一百万，是他透支生命换来的。他不敢停，因为一停，谎言就破了。
“妈，那钱……你花了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一分没动。”我摇头，“妈总觉得，这钱来得太容易，不踏实。现在才知道，它来得太不容易……是用我儿子的命换的啊！”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让陈迪带我去银行，把我账户里那一亿两千万，全部转回他的账户。
“妈，你这是干什么？”陈迪急了。
“这钱，妈不能要。”我握着他的手，“这是你的血汗钱，是你的命。妈要你拿着这钱，立刻回国，把身体养好，把债还清。咱们老家房子虽然旧，但够住。妈退休金够咱俩吃饭。咱们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个团圆，图个健康。”
陈迪哭了，又想拒绝。
“听话！”我板起脸，“你要还是我儿子，就跟我回去。这迪拜，咱不待了。这谎，咱不撒了。以后的日子，咱们娘俩，实实在在的过。”
一周后，我和陈迪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飞机起飞时，陈迪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迪拜，轻声说：“妈，这十年，像场梦。”
“噩梦醒了，就好。”我拍拍他的手。
回国后，陈迪卖掉了迪拜那点不值钱的家当，还清了债务。我带他去最好的医院体检，调养身体。他瘦了，但精神好了很多。
那笔钱，我们留了一部分做生活费，剩下的，陈迪想捐一部分给老家修路建学校，再存一部分定期，吃利息。
“妈，我想做点小生意，实实在在的。”他说。
“好，妈支持你。”
现在，陈迪在县城开了个小超市，生意不错。他娶了个本地姑娘，朴实能干，去年生了个大胖小子。
我们住在一起，房子不大，但热闹。每天晚饭，一家人围坐，说说笑笑。
我再也不问“儿子你赚了多少钱”，我只问“儿子你今天累不累”。
那一亿两千万的转账记录，我还留着。偶尔翻出来看看，不是怀念，是警醒。
警醒自己：这世上最贵的，不是钱，是真情。最傻的，不是穷，是用健康换虚荣。最痛的，不是离别，是明明相爱，却用谎言隔开万里。
儿子入赘迪拜十年，转回一亿两千万。
母亲探望发现真相：那不是富贵，是枷锁；那不是孝顺，是自毁。
幸好，我去了。
幸好，我看见了。
幸好，我们还来得及，把谎言撕碎，把真实的日子，一点点，捡回来。
窗外阳光正好。
儿子在逗孙子笑，儿媳在厨房炒菜。
这才是家。
这才是，无价的财富。#情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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