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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开春的山西兴县，黄河边的风还跟刀子似的刮脸。
31岁的李秀兰挎着个空篮子，沿着土路往蔡家崖村口挪。
这十年她就这么过来的，每天挎着篮子出门，说是挖野菜，其实眼睛总瞟着过往的队伍，耳朵支棱着听南来北往的口音。
村里人背后都说她魔怔了，"王振和跟着红军走了十年，早就是黄土一堆了"，可她总在夜里摸着蓝布衫上的补丁发呆那补丁里缝着丈夫名字的布条，是1928年他走时，她连夜绣进去的。
那十年李秀兰过得跟黄连浸过似的。
公婆病倒那两年，她把陪嫁的银镯子、铜脸盆全卖了换药钱，寒冬腊月里纺线到后半夜，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有回邻居王婶劝她："秀兰啊，找个本分人改嫁吧，你还年轻。"
她当时正纳鞋底，针扎破了手，血珠滴在麻线上，她就那么盯着血珠说："他说过打完仗就回来，我信他。"
现在想想，那股子犟劲儿，怕是只有那个年代的女人才有。
那天本来跟往常没两样，她正蹲在路边扒拉枯草，忽然听见马蹄声。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李秀兰抓起篮子就冲过去了，到马前"扑通"一跪，篮子里的野菜撒了一地。
"长官！求求您，帮我找找俺男人吧！"
马背上的人赶紧翻身下来，听那口音是南方人："大姐你起来说，慢慢讲。"
李秀兰抹了把脸，这才看清他胸前别着个"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布牌。
"俺男人叫王振和，十年前参加红军走的，左耳垂有颗痣......"话没说完，就见那长官旁边的警卫员掏出个小本子，翻了两页突然"哎"了一声。
后来才知道，那戴眼镜的就是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1938年正好来晋绥边区视察。
当时谁也没指望真能找到。
林伯渠让警卫员详细记了信息，还给了李秀兰一张纸条，说："你先回家等消息，我们帮你查。"
她捏着那张薄纸，手都在抖。
本来想问问得等多久，又怕人家嫌烦，只能千恩万谢地看着队伍进了村。
过了大概半个月，村里突然来了两个穿军装的人，直接找到李秀兰家。
"嫂子，跟我们去延安吧，王大哥找到了！"当时她正在灶台前贴饼子，铁铲"哐当"掉在地上，烫了脚都没感觉。
后来才知道，林伯渠回驻地就翻了全军的花名册，还真在抗大后勤处找到了个叫王振和的参谋，左耳垂恰好有颗痣。
去延安的路走了七天，坐牛车、乘渡船，有回黄河起浪，船差点翻了，李秀兰死死抱着包袱，里面是她连夜做的新布鞋。
到延安城门时，哨兵看她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还盘问了半天。
进了城才发现，这里的人都挺和气，边区招待所的伍崇贤大姐给她煮了碗面条，还卧了个鸡蛋，说："妹子放宽心，到了这儿就跟到家一样。"
见到王振和那天，是在抗大的被服仓库。
他正低着头核对账目，李秀兰站在门口看了半天，差点没认出来左耳垂的痣还在，门牙缺了半颗，说是打凉城战斗时被炮弹震的，右手食指因为常年握枪，关节都变形了。
倒是王振和先抬起头，手里的账本"啪"地掉在地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后来听王振和说，他1937年负伤到延安，本来想写信回家，可战火纷飞的，地址早没了。
那天晚上，他们俩就坐在窑洞的油灯下，十年的话怎么也说不完。
更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毛主席居然请他们去杨家岭吃饭，用搪瓷缸子给李秀兰夹红烧肉，说："你受苦了，革命胜利要靠你们这样的家属。"
现在想想，那会儿的领导人是真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
在延安待了没多久，李秀兰就进了边区被服厂。
三个月后，她踩缝纫机的速度比谁都快，从一天做5件衣服到12件，还得了厂里的劳动模范。
1939年她生了个女儿，林伯渠给起了个名字叫"延延"，说让孩子记住延安的恩情。
后来延延跟着被服厂转战南北，从晋察冀到东北，辽沈战役时还赶制过军服。
现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还存着当年林伯渠写的那张介绍信，毛笔字写得端端正正："兹介绍李秀兰同志赴延寻亲，沿途予以便利。"
旁边还有本民生记录本，里面"寻人"那一页，整整齐齐记着二十多个名字，王振和的名字下面画着个红圈。
其实像李秀兰这样的故事，那会儿在边区不算新鲜。
1940年《新华日报》就报道过"张桂英寻夫记"，跟她经历差不多。
说到底，那会儿的共产党为啥能得民心？不就是因为说话算话吗？林伯渠一句"答应了就一定办到"，真就跨越千里给办成了。
现在咱们总说"不忘初心"，我觉得初心就藏在这些小事里山河破碎的时候，不丢下一个老百姓；日子好起来了，还能记得老百姓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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