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将帅中，郑维山的名字或许不像粟裕、陈赓那样家喻户晓，但细看他七十年的军旅生涯，却处处透着不平凡。
他18岁当上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师政委，朝鲜战场导演三千人大潜伏，毛主席称他的战法为“零敲牛皮糖”。
而这位出自红四方面军的猛将，之所以能在华北战场大放异彩，离不开聂荣臻元帅的“三留”。三次挽留，三次重用，其中第三次还惊动了朱德总司令。
这背后，是一段识才、惜才、用才的佳话，更是一个战将从不被信任到独当一面的成长史。
1915年8月，郑维山出生在河南新县泗店乡屋脊洼一个贫苦农家。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是著名的将军县。
郑维山幼年只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和不到一年的初小，大部分时间以放牛为生。他的父亲郑国麒，是村苏维埃农协主席，参加过黄麻暴动。
受父亲影响，郑维山很早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小小年纪就开始替地下党送信。
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12岁的郑维山加入童子团，任分队长，站岗放哨查路条。两年后，他加入少年先锋队，任中队长。
1930年1月，不到15岁的郑维山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任赤卫队副指导员，6月带着70余名赤卫队员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从此，这位大别山少年踏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
在红军队伍里，郑维山进步极快。他当过班长、通信员、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后，1933年秋，18岁的郑维山调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政委，年底即升任二十七师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师政委。
1934年11月，红三十军将三个有荣誉称号的主力团，能攻钢军二六三团、夜老虎二六五团、能守钢军二六八团，合编为八十八师，郑维山调任该师政委。
在红四方面军中，哪里有大仗、难仗、恶仗，哪里就有郑维山的身影。
长征路上，郑维山率部参加了广昭、陕南战役，在嘉陵江战役中指挥部队连克飞虎山、高城山，击溃敌军一个旅的反扑，保障了方面军主力顺利渡江。
1935年6月，他奉命率两个团翻越雪山迎接中央红军，在达维率先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会师。此后，他三过草地，两翻雪山，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再次与中央红军会师。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36年10月下旬，郑维山随红三十军西渡黄河，编入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在严寒缺衣、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马步芳、马步青的十余万马家军血战近两百天。
郑维山时任八十八师政委，率部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衣草鞋作战，很多人冻掉了手指脚趾。梨园口一战，郑维山率二六五团担任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激战至黄昏，不足两百人的二六五团只剩下二十多人。
突围时，一颗子弹击碎他的驳壳枪机，弹片伤及右侧头颅，他忍痛策马冲锋，最终只身冲出重围。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郑维山身边仅剩秘书和警卫员，后来秘书也失踪了，只剩他孤身一人。
他白天躲藏，夜间赶路，一路乞讨，穿越腾格里沙漠，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6月到达延安。在延安，他接受了组织审查，恢复了党籍，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春，郑维山从抗大毕业。此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同期的许多学员都奔赴抗日前线统兵打仗，而郑维山却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任军事教员。
这跟红四方面军有一定的关系。
从红军主力师政委到普通军事教员，这个落差不可谓不大。但郑维山没有怨言，他默默接受了安排，踏踏实实地当起了教员。
真金不怕火炼。郑维山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讲起课来有理有据，通俗易懂，很受学员欢迎。无论是射击、投弹还是刺杀，他都亲自做示范，手把手地教。他传授的作战方法，经过战场检验，很快在根据地传开了。晋察冀军区机关人员及从前线来办事的干部，不断有人来旁听他的课。
军政干校校长孙毅很快注意到了这个不一般的教员。他不仅给郑维山配了警卫员和马，还力荐他当副校长。
一次，军政干校师生在行军途中与日伪军遭遇，孙毅见敌人势众，忙问郑维山怎么办。郑维山建议：由孙毅带一部与敌人相向而行吸引注意，他自己带大部队从侧后兜击。这一仗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军政干校毫发未损。
战后，孙毅专门找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郑重地说：“郑维山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应当给予重用。”
聂荣臻没有立即表态。他是个谨慎的人，对这位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年轻人，他还想再观察观察。
1939年3月，晋察冀军区教导团成立，郑维山被任命为教导团政治委员。教导团团长由军区副参谋长唐延杰兼任，但唐延杰事务缠身，很少到团里。
他对聂荣臻说：“郑维山是把好手，带一个师打仗使敌人闻风丧胆，摆弄一个教导团，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果然，教导团成立仅八个月，就训练出一批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和战斗骨干。贺龙路过晋察冀时，看到教导团的训练成果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贺龙的评价让聂荣臻彻底放了心。他随即签发命令，任命郑维山为教导团团长，不久又让他团长、政委一肩挑。
聂荣臻把郑维山叫来，诚恳地表示（大概意思）：维山同志，从今往后，放开手脚好好干吧！
郑维山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西路军失败以来，他长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知道信任的珍贵。
就在郑维山在华北抗日战场崭露头角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老首长李先念正在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李先念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部队迅猛壮大，急需得力助手。他想到了红三十军的老部下郑维山。
当年李先念任红三十军政委时，郑维山是八十八师政委，两人配合默契。经过多方打听，李先念得知郑维山在聂荣臻手下当教导团团长，便决定向聂荣臻要人。
1942年秋，李先念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开会，见到聂荣臻就问：“听说郑维山在你那里？”
“是呀！在教导团当团长兼政委。”聂荣臻回答。
“那可是个能打仗的人哪，你怎么把他放在教导团呢？”李先念说。
“我把那个教导团当主力团使用，平时训练学员，战时执行作战任务。”聂荣臻解释。
李先念正要开口说要人的事，聂荣臻已经猜到了，做个手势说：“想要郑维山到你那里对吧？这事没得商量。”
就这样，聂荣臻第一次把郑维山留了下来。
因为郑维山实在是优秀，加上李先念的要人举动，反而让聂荣臻更加认识到郑维山的价值。
从八路军总部回来不久，聂荣臻即签发命令，任命郑维山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后兼任晋察冀军区行唐前线指挥所总指挥。
行唐当时是守卫晋察冀军区后方机构的门户，责任重大。
1943年底，经报请延安的聂荣臻和中央军委同意，晋察冀军区任命郑维山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行唐前线指挥所总指挥。
在晋察冀军区其他军分区中，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是杨成武，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是郭天民，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
任职第四军分区后，郑维山根据当地斗争形势，提出了“夜间游击战”的战法。他凭着红军时期积累的大量夜战经验，率领部队积极开展夜战训练，经常利用夜间暗袭日伪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夜老虎”的威名远扬。
半个世纪后，孙毅回忆起那段往事时说：“聂司令员看准的人，一定会用。郑维山从教导团团长一下子升到军分区司令员，还兼行唐前线总指挥，不光是能打仗、会打仗，而且是政治上更加成熟，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强。聂司令员对郑维山很器重，把自己心爱的望远镜都送给了他。”
到了1944年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重新划分，共分四个二级军区：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定派郑维山去冀中军区任副司令员。但郑维山提出，自己想到延安学习。
此时聂荣臻正在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不在晋察冀。代理政治委员程子华批准了郑维山的请求。
1945年4月，郑维山和新婚妻子孙景波以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一行，长途跋涉前往延安。
孙景波是他在河北灵寿县陈庄抗大学校任教时认识的当地女子，出身富家却思想进步，被同学称为“校花”，两人因共同的志向走到了一起。
一行人历尽艰辛到达延安时，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郑维山带着妻子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把两人的组织介绍信一同交上去，要求到抗大学习。
接待处的人收下了孙景波的介绍信，为她开具了到抗大插班学习的介绍信，但对郑维山，既不登记，也不说明原因。
郑维山正纳闷，门外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郑维山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郑维山猛一回头，发现是聂荣臻和朱良才。他迎上前去，还没开口，聂荣臻就笑着说：“赶快收拾行李，跟我回去！”
“回哪儿去！”郑维山问。
“还能回哪儿，前线。”聂荣臻说完转身就走了。
郑维山摸不着头脑，跟在后面一言不发。原来，先到达的朱良才一到延安就去见了聂荣臻，聂荣臻早已把郑维山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因此，郑维山刚到延安，就被聂荣臻“截胡”了。
这是聂荣臻第二次留下郑维山。
随后，郑维山和聂荣臻等人乘美军运输机从延安飞回华北前线。9月9日，聂荣臻回到晋察冀解放区，随即下达命令，任命郑维山为张家口市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张家口当时是察哈尔省省会，也是晋察冀解放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分别由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和张家口市委书记刘秀峰兼任，二人因忙于各种事务，卫戍司令部的所有工作全落在郑维山一个人身上。
不久，聂荣臻力排众议，任命郑维山为卫戍司令部司令员。
针对抗战后张家口的混乱局面，郑维山直接领导颁布实施了《关于整治张家口市秩序的通告》。市区出现了警备巡逻，戴有卫戍司令部臂章的纠察队手持钢枪出现在街头和党政军机关大门前。饱受战争摧残的张家口，很快变得宁静而祥和。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党中央指示刘伯承、邓公和李先念率领部队挺进中原，开辟新的战场。
此时，李先念再次想起了老部下郑维山。他向中央军委提出条件：调郑维山到中原战场。
中央军委同意了李先念的要求，指示晋察冀军区“交人”。
聂荣臻接到电报，心中十分不舍。郑维山在华北战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这样一员虎将，怎能轻易放走？但中央的命令又不能违抗。
聂荣臻思来想去，想到了朱老总。朱老总当时也在华北，聂荣臻找到朱老总，说明了情况，请朱老总出面帮忙做工作，把郑维山留下来。
朱德听了聂荣臻的请求，表示理解。他找到郑维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能继续留在华北战场。但郑维山坚持表示老首长李先念那里正需要人，他觉得自己应该去。
朱老总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地与郑维山谈话，一连谈了一个星期。朱老总的诚恳最终打动了郑维山。他不再坚持南下，老老实实地返回了晋察冀军区。
再见聂荣臻时，郑维山的心情复杂。聂荣臻微笑着对他说：“让你留下来，的确是我的主意，我是真心实意的。”郑维山也没了先前的倔脾气，动情地说：“司令员，您三次挽留我，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这是聂荣臻第三次留下郑维山。与之前两次不同，这一次是聂荣臻主动请朱老总出面，把郑维山“抢”了下来。
三次留人，折射出聂荣臻对人才的珍惜和用人的魄力。第一次，他从一个普通军事教员身上看到了将才的潜质，顶着压力起用；第二次，他在延安“截胡”，把本想深造的郑维山拉回前线；
第三次，他甚至请出朱老总，把郑维山从中原战场“抢”回来。这三次挽留，改变了郑维山的命运，也为华北战场留下了一员虎将。
留在华北的郑维山，很快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47年起，他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保北、大清河北、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
在清风店战役中，第三纵队一面围攻涞水，一面集中主力打援，围歼了驰援的傅作义主力三十五军，刀斩“虎头师”。在石家庄战役中，第三纵队为主力攻克石家庄，首开我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
1949年1月，华北军区第三纵队改称第六十三军，郑维山任军长。此后，第六十三军在第十九兵团编成内调归第一野战军，执行解放大西北的作战任务，参加了扶眉、兰州、宁夏等战役。
兰州战役中，郑维山率部与马家军决战。二十年前，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郑维山是亲历者；二十年后，他率部杀回西北，与当年的仇敌马家军正面交锋。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完成了轮回。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2月，郑维山以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身份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
1952年7月，他接替生病的杨成武，出任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
在二十兵团，郑维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金城地区敌军阵地向我方突入，形成一个宽20公里、纵深9公里、居高临下的“楔子”，可以俯瞰我方纵深十多公里，威胁极大。
郑维山早就想拔掉这个“楔子”，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手。
1953年，机会来了。志愿军总部决定发动夏季反击战役，将主要攻击方向交给二十兵团。郑维山开始排兵布阵。
在兵团作战会议上，郑维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在敌人手榴弹能砸到的地方潜伏三千人，第二天天黑后发起冲击，当晚完成攻击战斗，抢修工事，天亮后反击敌人反扑。
会场一片沉默。潜伏作战不是新战术，但一次性在敌前潜伏三千人，而且要潜伏一昼夜，这在现代战争史上没有先例。如果被敌人发现，三千人将面临密集火力的屠杀。
六十军军长张祖谅第一个打破沉默：“支持兵团的作战方案，坚决执行命令，完成兵团交给的攻占883.7和949.2高地、歼敌一个团的任务。”六十七军军长邱蔚也坚决要求攻打十字架山。
但志愿军政委、代司令员邓华打来电话，明确表示：“我们认为打883.7高地和949.2高地的条件不成熟。我们建议不要打。”
郑维山的回答斩钉截铁：“我决心已定，错了我负责。”
1953年6月9日深夜，三千七百余名突击队员悄悄进入潜伏区。第二天，太阳照在隐蔽着三千壮士的树林草丛中，一切如常。前来观战的许世友、李天佑等名将拿着望远镜在潜伏区瞄来瞄去，除了随风摇动的树枝、草丛，什么也看不到。
当晚20时20分，259门火炮将上万发炮弹突然倾泻向敌军阵地。几分钟后，炮火转入纵深，敌军以为步兵要攻击，纷纷钻出掩蔽部进入野战工事，不想数分钟后炮火又掉头打回来。
随即，“喀秋莎”火箭炮加入第三次火力急袭，敌军阵地变成一片火海。
潜伏部队发起攻击，仅仅70分钟就攻占了预定目标，全歼南朝鲜军第二十七团。天亮后，敌军大举反扑，六十军依托连夜抢修的工事，击退十多次冲锋。
郑维山又出奇招，趁敌机俯冲后拉起的空当，放出十辆满载弹药的卡车向前沿急驰，九辆车成功将弹药送上阵地。
整个金城反击战第一阶段，二十兵团毙、伤、俘敌两万八千余人，收复土地54平方公里。当郑维山准备乘胜攻取金城时，停战消息传来，因为美国人被打得同意中朝方全部条件，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
这一仗，被志愿军战史称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1953年回国后，郑维山历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与他同期在晋察冀军区担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郭天民、黄永胜三人均获上将军衔，郑维山虽然军衔低了一级，但他的战功和能力，没有人能轻视。
在北京军区期间，郑维山镇守京畿，责任重大。1964年初，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会议。
会上，罗瑞卿提出搞尖子生大比武，郑维山当场反对：“比武就要成建制地比，打乱建制的话，就会有拼尖子、搞锦标的乱象。”
两人针锋相对，气氛一度尴尬。后来主席看过尖子生比武后说：“尖子生们表演得很好，不过，我看光尖子生比武是不够的，要在全军普及才行。”
郑维山得意地说：“我就说嘛，只搞尖子生比武不行，你看，主席也这么讲。”
这就是郑维山的性格——耿直、倔强、认死理，战场上如此，会场上也如此。
68年代特殊期间，郑维山受到冲击。西路军时期有人说他在石窝会议上没有参加，是“逃兵”。
接着他被幽禁了八年，下放到安徽一个农场管制劳动。直到1982年，他才复出工作，第三次进入大西北，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晚年的郑维山，著有回忆录《从华北到西北》，记录自己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1988年，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他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回望郑维山的一生，聂荣臻的三次挽留，是他人生的关键转折。第一次，把他从一个普通军事教员提拔为教导团团长，让他重拾信心；第二次，在延安“截胡”，把他拉回前线；第三次，请朱老总出面，把他留在了华北战场。三次挽留，聂荣臻识才、惜才、用才的胸襟可见一斑。
而郑维山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从教导团团长到军分区司令员，从第三纵队司令员到第六十三军军长，从华北战场到西北战场，再到朝鲜战场，他用一场又一场硬仗、恶仗，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对他半生戎马的肯定。
有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郑维山与聂荣臻的故事，正是这句古话的最好注脚。
一位是红四方面军的猛将，一位是中央红军的统帅，他们因战乱走到一起，因信任而彼此成就。这段佳话，值得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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