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记武汉金口起义》《北伐第六军忆述》《武汉解放说张轸》《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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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5日，湖北金口的天色还没有完全亮透。
一份起义通电在沉默中被最后审定，随即由第三一三师的电台向外发出。
发报机的滴滴声划破了武汉外围的黎明寂静，通电的内容在顷刻之间传遍了战场南北。
发出这道通电的人，是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陆军中将张轸。
他率领两万五千余名官兵，在武汉金口、贺胜桥宣布起义，枪口调转，投向人民阵营。
消息传到南京，传到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整个长江防线骤然震动。
白崇禧困守武汉的最后幻想，在这一刻轰然坍塌。
当天下午一点，白崇禧乘专机仓皇飞离武汉，国民党华中守军各部纷纷溃散撤离。
1949年5月16日，武汉三镇兵不血刃，宣告解放，工厂、学校、文化古迹和建筑悉数完好，市民涌上街头，红旗蔽天。
这一声枪响，震动了半个中国。
而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一刻到来的整整十年之前，就是这位河南罗山人，曾在家乡沦陷的边缘孤身拍案而起，以抗命之勇护住了数万乡亲。
却因此被顶头上司一纸密电告倒，含冤卸任，在军旅的边缘地带辗转蹉跎了整整十年......
【一】罗山出身：从落榜少年到保定军人
1894年，张轸出生于河南省罗山县河口寨。
罗山地处豫南大别山余脉，山地与丘陵相互交错，民风质朴，世代以农耕为业。
张轸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家境清寒。
父亲张彦硕在乡间有些声望，却在张轸年幼时便已离世，留下的，是一个失去管束的少年。
张轸少年时期的经历，在其本人后来的自述中并无刻意回避。
他彼时常与乡间无赖混迹，打架斗殴，赌钱闲荡，在罗山当地名声颇差。
这段岁月在他日后的履历里是一段鲜少被人提及的往事，但正是这段经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一句话彻底终结。
据当地传述的记录，一位长者拦住了张轸，告诉他，传闻张彦硕的儿子是人中龙凤，今日一见，竟是个无赖。
这句话对张轸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此后他在家中痛哭数日，决意从此改弦更张，发愤读书，谋一条正经的出路。
张轸听说省城开封在招考陆军小学，下定决心前往应试。
彼时的省城在开封，从罗山县到开封，足有七百余里山路。
张轸家中买不起马，便一路步行北上。
第一年落了榜，他原路步行返回罗山，埋头苦读一年，第二年再度北上应考，这才金榜题名，踏进了开封陆军小学的大门。
此后，他的求学路径一步一步扎实推进。
开封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三中学，继而就读于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
1918年，张轸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完成了系统的军事基础教育。
1919年初，他以优异成绩被选送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接受当时东亚最为严格的现代军事指挥训练。
1924年回国后，张轸先在陕西陆军第一师任参谋，1925年转赴广州，出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战术总教官，正式进入国民革命军的核心教育体系。
同年，他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程潜手下历任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等职。
北伐期间，他率部率先攻入南京城，程潜任命他为南京城防司令，一时威望颇著。
然而北伐之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很快波及到第六军。
蒋介石与程潜的矛盾激化，第六军遭到排挤瓦解，张轸也随之受到株连，被迫隐姓埋名，潜藏乡间长达两年。
这两年的蛰伏，是张轸军旅生涯的第一次低谷，却并非终点。
1930年，张轸出山，在刘镇华的第十一路军出任六十四师参谋长，后因与刘镇华不和而辞职。
1935年，他前往南京军政部任职，低调等候时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张轸重回前线，出任豫北师管区司令，就此开启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岁月。
【二】台儿庄大战：战功封名，从师长到军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张轸先出任豫北师管区司令，随即调任第一一〇师师长，率部备战。
在豫北任职期间，张轸一边抓紧练兵，一边广开眼界，延请八路军将领到部队兼任军官训练班的教官，借助外部的军事经验充实部队的战术水平。
这一做法在当时颇为少见，体现了他在军事思想上不拘一格的取向。
然而这批好不容易练成的五个独立营，不久便被蒋介石抽调拨给了其他部队，张轸一怒之下愤而辞职。
此后经汤恩伯建议，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鲍刚的独立四十六旅、东北骑兵旅和豫北师管区的五个新兵营合编为补充第二师，后改番号为第一一〇师，委任张轸为师长，这才让他重归建制。
1938年1月，第一一〇师移驻河南巩县孝义镇整训。
数月之后，战局的发展将张轸和他的部队带到了一个更大的战场。
1938年春，徐州会战全面展开。
张轸率第一一〇师随第十三军参战，投入了这场牵动整个抗战格局的大战之中。
台儿庄一役，国民党军队集结重兵，以劣势装备与日军精锐展开殊死搏斗，整个战场几度陷入胶着。
张轸率所部在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中表现出色，先后参加台儿庄正面作战及相关侧翼支援行动，战功受到上级肯定。
台儿庄大捷之后，第十三军军长职位出现空缺，张轸凭借台儿庄一战的卓著战功，于1938年接任第十三军军长，晋升为方面军级指挥官。
1938年6月，张轸率第十三军参加武汉会战。
武汉外围战场同样残酷，国民党军在兵力和装备的多重劣势下苦苦支撑，张轸率部在多处阵地浴血抵抗，留下了一段可查的抗战记录。
然而，有一个细节始终贯穿于张轸担任第十三军军长的整个阶段，这个细节在日后那场激烈冲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背景角色：第十三军的前身，是汤恩伯一手带出来的起家部队。
汤恩伯由第十三军军长晋升为更高一级的指挥官后，本意是将这个军长位置留给自己的心腹，但台儿庄的战功使张轸顺势接任，打乱了汤恩伯的盘算。
张轸这个军长，在汤恩伯看来，始终是一个被动接受的结果，而非他主动认可的人选。
第十三军的核心部队八十九师，从未真正脱离汤恩伯的直接掌控，张轸这个军长，在相当程度上是有职无权的。
这一层结构性矛盾，在1939年5月随枣会战时，被战火彻底引爆。
【三】1939年5月：随枣会战，违令死守唐河新野
1939年5月，随枣会战爆发。
日军调集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及配属部队，从信阳一带大举北上，兵锋指向湖北随县、河南枣阳、唐河、新野一线，意图以快速突击歼灭第五战区主力，打通中原腹地的战略通道。
这一带，正是张轸的故乡所在。
唐河、新野与他出生的罗山县同属豫南，山脉相连，乡音相通。日军推进的方向，与他自幼成长的土地几乎完全重叠。
张轸率第十三军在随县境内官王庙、青苔镇、万家店一带布防，与日军主力正面对峙。
战事最为激烈的数日里，第十三军所辖第八十九师与第一一〇师、第一二五师在随县境内与日军激战三昼夜，双方均死伤惨重。
战线反复拉锯，阵地几度易手，前方的战况一份接一份传到指挥所，每一份都是沉甸甸的伤亡数字。
就在这个时候，汤恩伯下达了命令：全线向后撤退，不得与日军继续正面交锋。
汤恩伯的撤退命令在战略层面有其依据。
彼时国民党军在多条战线上均承受重压，保存嫡系实力、收缩防线是他一贯的作战思路。
但在张轸的视角里，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重含义：撤退之后，唐河、新野一带将门户洞开，数万尚未完成转移的平民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张轸拒绝执行撤退命令。
张轸下令部队反击，在唐河、新野一带与日军展开正面搏杀。
所部官兵在多处阵地死战不退，重创了日军先头部队，成功为当地数万百姓争取到了转移撤离的时间和通道。
战斗的代价极为惨烈。
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在这场战斗中伤亡2000余人，伤亡的代价全部由这支本就不在张轸嫡系序列里的部队来承担。
汤恩伯获悉伤亡数字之后，当即大为光火。
他不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请示，直接将张轸召至指挥所，在公开场合宣布撤销张轸第十三军军长职务，由其本人兼任，并当场命机要参谋记录相关口述电报，绕开李宗仁，直接向蒋介石发出。
蒋介石批准了这份电报。
李宗仁同步向蒋介石打了报告，明确陈述张轸作战有功，撤职处分有失公允，请求为其记功。
蒋介石批准了李宗仁的请功报告，给张轸颁发了一枚宝鼎勋章。然而对汤恩伯撤销张轸职务的命令，他没有更改，维持原决定。
就这样，一枚勋章和一纸撤职令，在同一时间从重庆发出，同时落到了张轸手中。
1939年6月，张轸正式卸任第十三军军长，出任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随即奉调重庆，担任军政部第二补充兵训练总处处长兼渝南警备司令。
1939年7月，晋升陆军中将。
【四】含冤卸任：从第十三军军长到后方训练总处
张轸离开第十三军之后，随枣会战仍在延续。
1939年5月，随枣会战在张轸卸任后继续进行，国民党军在第五战区的统一指挥下艰苦支撑，最终日军未能实现既定的歼灭目标，被迫后撤，战线基本恢复至会战前的态势。
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与张轸率部在唐河、新野一带的顽抗所造成的日军兵力消耗有关，但这段历史功绩在他卸任之后，并未在官方的战功记录中得到充分体现。
张轸赴重庆就任之后，训练总处下辖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三个补充兵训练处，设于綦江，主要任务是督练新兵、充实前线兵源。
这是一个典型的后方支撑性职务，远离了他多年征战的一线战场。
在綦江任职期间，张轸没有止步于例行的练兵工作。
1941年初，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联合綦江、江津、南川三县知名士绅筹集资金，创办了渝南中学，自任董事长。
这所学校广纳师资，延请了大批在当时具有进步色彩的学者和教师，成为抗战后方一处重要的文化阵地，先后培养了众多青年学子。
与此同时，张轸在重庆期间通过旧友李世璋的介绍，结识了中共在重庆的代表人士，其中包括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
周恩来在接触中曾郑重告诫张轸，务要在国民党队伍中保持低调，不要与中共代表过于接近，以防不测。
这段接触与这句嘱托，张轸此后一直深藏于心，在外人看来，他依然是一位在国民党军中循规蹈矩的高级将领。
1941年，张轸出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六军军长。
1942年，中国远征军组建，他率第六十六军赴缅参战。
这支部队跨越国境，在热带丛林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张轸麾下的师长中，有一位后来名震天下，正是孙立人。
远征军在缅甸野人山一带遭遇重大损失，第六十六军在这场战事中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这段历史是整个中国远征军最为悲壮的记录之一。
1942年底，张轸回国出任第十战区副长官兼豫南游击总部总指挥，此后数年在豫南、皖北等地坚持游击作战，辗转担任豫南挺进军总指挥、豫东南行署主任等职，始终处于军事行动的边缘地带。
从1939年的卸任，到此后在缅甸战场、豫南战场的辗转征战，张轸对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生态有了远比普通军官更为直接和深刻的认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抗战结束后，张轸先后出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
1948年，局势急转直下，他出任华中行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成为白崇禧在华中的重要部属之一。
此时距他1939年在随枣战场含冤卸任，已整整过去了九年。
而就在张轸悄然完成对第十九兵团的全面部署，将所辖七个师分驻金口与贺胜桥两处要道之时，那份在黎明前发出的通电，离它真正走上历史舞台，已经不远了。
而此时没有任何人预料到，就在金口电台的电波发出的同一天，白崇禧将会在武昌红楼做出一个令整个华中防线就此崩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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