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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针对当时朝臣对摄政王多尔衮行跪拜之礼,向年幼的顺治帝上了一道奏疏,看似平平常常,实则是既维护了年幼的顺治帝,也没有触怒如日中天,掌握实际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且还使多尔衮的地位更进一步。

“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奏言:

本月初五日朝期,诸臣跪迎摄政王,王至即回,是徒知尊王而不知王之尊朝廷,宜其艴然而返也。

初七日,鸿胪寺官,复令谢恩诸臣,至端拱门行礼,夫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之尊,原与诸王有异,即臣民宁肯自外于拜舞,第王之恩,皆皇上之恩,中外莫不倾戴,岂区区在此拜跪之间。

故群臣谒见王时,正当限以礼数,辨其衣冠,与朝见皇上之礼不同,庶诸臣不失尊王之意,亦全王所以尊皇上之心,此仪制宜定者也。

称号必须正名,臣见上谕,皆称摄政叔父王,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臣以为当于叔父上加一皇字,庶上下辦而体统尊,此名义宜定者也。疏上,下礼部详开仪注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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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的第一句就是指出要讨论的核心事件,即是群臣跪迎当时的实际掌权者摄政王多尔衮,导致多尔衮不快而返。

至于多尔衮为什么不快呢?

因为当时清朝刚刚入关一年而已,多尔衮虽然掌握大权,但对外没有消灭南明,对内没有彻底压服八旗内部不服从自己的各派势力,因此多尔衮依旧需要盟友两黄旗的支持,而两黄旗是支持清太宗皇太极之子清世祖顺治帝的,只不过因为当时顺治帝年幼,没有亲政能力,所以他们与支持顺治帝继位的多尔衮结为盟友,支持多尔衮为摄政王。

因此被群臣跪拜,变相享受到皇帝的待遇,多尔衮的内心肯定是高兴的,但不能表现出来,反而要表现出生气,以表示自己没有僭越之心,以此来稳住支持年幼顺治帝的两黄旗等势力。

多尔衮虽然表现得体,但在明末清初的混乱局势下,能在朝堂上待住的大臣大多都是有两把刷子的,顺治帝年幼,多尔衮这个摄政王正是春秋鼎盛之时,他的权威随着清朝成为全国性政权,一直消灭其他政权而日益加强着,照这种趋势,多尔衮早晚会成为真正的皇帝,顺治帝最后也是被废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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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之后确实是这种趋势,多尔衮权势越来越大,都成了皇父摄政王,当了皇帝的父亲,那么以父废子也是没问题的,只不过随着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突然死去,这一切戛然而止,顺治帝才得以亲政。

因此当时除了两黄旗这种皇帝亲领之旗,还有与多尔衮有怨的诸王大臣,大臣们大多是趋炎附势攀附于多尔衮,想要成为新的从龙大臣。

所以按照这种趋势,群臣跪拜肯定不会因为多尔衮面上表现不快而结束,反而会愈演愈烈,成为常态化,最后被朝野上下所接受,届时摄政王和皇帝所享受的待遇一般,更是会加速多尔衮篡夺皇权的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前明崇祯朝进士出身的赵开心,出于儒家礼法熏陶,认为应该维护顺治帝这个年幼皇帝,并没有攀附于多尔衮,所以他选择挺身而出,要将这种不好的趋势给纠正过来。

因此在一开始将事情讲出来以后,赵开心直接对这件事下定义,说道这是群臣只知道尊崇摄政王,却不知道摄政王是尊崇朝廷尊崇皇上,因此是不高兴的返回,先把尊崇皇帝的大帽子给多尔衮戴上,并且讽刺这些趋炎附势的大臣,人家摄政王都知道尊崇皇帝,你们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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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开心随后说道在初七日,鸿胪寺官员又命令前来谢恩的众臣到端拱门行礼这件事。

说道多尔衮以皇上叔叔的至亲身份,又兼有摄政的尊贵地位,本来就和其他诸王不同。所以臣民愿意对他行跪拜之礼,但是摄政王所施的恩德,其实都是皇上的恩德,天下之人无不倾心拥戴皇上,有着这份拥戴之心,哪里会在乎这区区跪拜之间呢。

这是巧妙的替顺治帝这个皇帝争取最高权威,潜意思就是多尔衮之所以被群臣跪拜,本质上还是因为他代行了皇权,所以才获得了群臣的尊崇,因此群臣尊崇的对象应该是皇帝,而非摄政王多尔衮本人,因此“倾戴”在心而不在于形式,不必过分注重于向摄政王向高规格大礼。

铺垫完以后,赵开心继续说道因此群臣在拜见摄政王多尔衮时,应当严格规定礼仪,区分衣冠服饰,应该与拜见皇上的礼仪有所不同,这样既不失去群臣尊崇摄政王的心意,也成全了摄政王尊崇皇上的本心,这是礼仪制度方面应当确定的。

赵开心这些话说的有些狠,虽然他是向顺治帝上奏疏,但是顺治帝年幼,并没有亲政能力,说白了这道奏疏就是向多尔衮上的,因此他还是留有余地的,在说完狠话以后,开始抬高多尔衮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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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称号必须端正名分,我见到上谕都称“摄政叔父王”,“叔父”是皇上的叔父,只有皇上才可以这样称呼,如果臣子百姓都这么叫,就是尊卑不分了。

所以我认为应当在“叔父”之上加一个“皇”字,称为“皇叔父王”,这样上下名分分明,也维护了朝廷的体统尊严,这方面的名分称号应该及时确定。

不过赵开心这样说的隐喻意义更重要,就是在隐晦的说,你摄政王再大,即使尊为皇叔父摄政王,也在皇权之下,这一点一定要确定下来,一定要搞清楚这点。

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聪明人,知道赵开心的用意,心中自然是很不高兴的,但是为了表现自己没有僭越之心,只能是公事公办,以顺治帝的名义,将奏疏下发给礼部,命令礼部开列详细礼仪制度,再上奏回报。

最后多尔衮虽然因此升级为“皇叔父摄政王”,但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对于赵开心并不喜欢,认为这个前明降臣是不受控制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还不能马上打压报复他,那样显得自己有僭越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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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多尔衮先是在不久之后将赵开心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以示自己是大公无私。

等到了顺治三年(1646年),随着权势进一步加强,再加上已经隔了一段时间,所以多尔衮借着“私嘱上疏”之事,直接将赵开心革职罢官,是一撸到底,此后赵开心坐了5年的冷板凳。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正式亲政以后,赵开心因为之前的维护皇权之举,因此被复职,并且得到顺治帝的优待,被升为从一品的左都御史。

顺治帝对赵开心的优待程度,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给予了对方一块仕途上的免死金牌。

在顺治九年(1652年),因为赵开心的儿子赵而忭为南明隆武朝的举人,所以并没有参加科举会试的资格,而赵开心不甘心儿子仕途无望,于是为儿子请求参加会试的资格,结果经过礼部讨论以后,不只是被拒,还被夺职,更是被定为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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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终归念着赵开心的好,并且认为他有清名,下谕曰:“开心有直名,畀风宪重任。不言国家大事,乃庇子渎奏,辜朕望实深。朕念开心大臣,一事差谬,遂永弃不用,心终未恝然。召还京。”

就这样赵开心打破“永不叙用”的限制,被重新启用,不过他的好运气也是到此为止。

顺治十一年(1654年),赵开心疏谏“屏斥畋游”,本来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但是因为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有着狩猎习武的传统,在入关以后,更是强调保持尚武的精神,所以是触动了顺治帝敏感的神经,认为赵开心是在指桑骂槐,因此说道:“讲武习兵,乃祖宗立国大法,何谓畋游?开心常谈浅见,沽名塞责,殊负委任。”

当看一个人顺眼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最好的美颜滤镜,这个人就全是优点。当看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那么就会戴着有色眼镜审视,这个人就浑身是毛病,连过往的旧事都是错。

顺治帝又以“寻以名夏获罪,责言官不先事举发”,将赵开心降为从三品的太仆寺卿。

顺治十二年(1655年),赵开心担任户部侍郎,好不容易仕途有所起色之时,在清初恶政逃人法方面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上疏“暂宽隐匿逃人之罪,以免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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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认为逃人法乃是维护满洲之根本的严法,没有商量的余地,对于赵开心的疏言自然是大怒,将其严厉指责,赵开心被降为正六品的太仆寺寺丞。

虽然赵开心没有被“一棒子打死”,但之后也是被顺治帝持续打压,最后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担任只是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

在仕途的低落时期,也不知赵开心是否会后悔,当年为了维护顺治帝的最高权威,在群臣都是攀附摄政王多尔衮时,他冒险站出来的决定,也许会,更也许不会。

因为这是他所在时代的局限性,皇帝既然具有最高权威性,那对于臣子自然有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决定权,既然选择忠于皇权,那么皇权给予的奖励,自然是坦然受之,皇权反复无常的惩罚,也自然要坦然受之。

顺治帝死后,在康熙元年(1662年),赵开心的仕途再次迎来转机,被升为总督仓场的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衔,在起起落落之间开始再次起之,但还没有进一步施展抱负,在当年赵开心便是死于任上,结束了兜兜转转的复杂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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