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0日，恰逢春分，也是农历传统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130年前的今天，冯澄如先生（1896—1968）在江苏宜兴出生。
作为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绘画的拓荒者与奠基人，冯澄如从传统书画起步，结缘胡先骕、陈焕镛、秉志、陈桢等生物学前辈，为《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等经典著作绘制数千幅精准插图；战乱中，冯澄如返乡创办江南美术专科学校，成为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植物（生物）科学画高级美术人才的高等学校；步入晚年，冯澄如又写下《生物绘图法》，构建起中国生物科学绘画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园林之母》（第9卷）中，完整记述了冯澄如的故事。在这里，书评君特别选择了这篇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以兹纪念。
以下内容选自《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园林之母》，为其中《冯家的花——中国生物科学画创始人冯澄如及其历史贡献》一文，因原文篇幅较长，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文中图片均来自该书，除标注外，均为该文作者提供，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值得一提的是，该文的作者汤海若，系冯澄如先生的外孙女，其母冯月华（1932—）是冯澄如先生的次女。
《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园林之母》
主编：马金双
版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25年10月
1981年3月，第13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中国的植物科学画首次出国展出。展品计100幅，分别出自全国17家科研院所的43位植物科学画家之手。“冯家的花”占有最大的比重。1982年10月，应美国植物科学机构的邀请，此批展品又赴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展出。画展举办了3个月之久，深受美国植物学同行和美国观众的喜爱与赞许。
1984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科学画家Z.别格聂夫·捷斯特仁博斯基致函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冯明华女士，邀请中国绘图师与他合作《科学插图：艺术家入门指南》一书。1985年9月，在冯澄如的长子冯钟元、长女冯明华，以及全世界各国优秀科学画家的共同合作之下，此著作完成。内收冯钟元、冯明华彩图、墨线图多幅。中国画的特有技法“水墨晕染”和冯澄如发明的特有绘图工具小毛笔，首次以文字记载的方式介绍到海外，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这本书在美国再版印刷多次，21世纪仍有再版。出版发行之初，该书主笔兼总编Z.B.捷斯特仁博斯基称冯钟元、冯明华是世界级的最优秀的科学画家，他还致信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高度赞扬冯氏兄妹的工作并感谢其协作。
自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绘图师的植物科学画作品还有很多次进入国际展厅。最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召开，地点在中国深圳。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世界级的植物学大会。大会的国际植物科学画展规模盛大，品位高雅。画展展出来自世界13个国家和地区的262幅植物艺术画作，主办方还摄制编辑了植物艺术画在中国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视频宣传片，在画展中心滚动播放。画展的主题是“科学与艺术，过去与未来”。在花团锦簇、七彩纷呈的近300幅佳作中，大会组委会没有忘记中国植物科学画的开创者冯澄如的功绩。尽管冯澄如留下的墨线作品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版印刷品，仅有的几幅彩图也只是艰难的石版套色印刷作品（张寿州等，2019）。展会还是把他的作品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大会滚动播出的视频，也首先强调了冯澄如的历史功绩，以及从他开始的、中国植物科学画的代际传承。
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科学画展厅滚动播出的宣传视频（中年时期的冯钟元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绘图团队）（本文作者摄于2017年）。
此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授予冯澄如和他的弟子冯晋庸杰出贡献奖。2017年，冯晋庸先生尚健在，冯澄如已作古近半个世纪，但他的名字已永远载入植物科学画史和植物科学史册。
早年求学与美术教师“三级跳”
冯澄如（1896—1968），字幹，1896年农历二月初二出生于江苏宜兴扶风镇夏芳村一位乡绅之家。冯氏在夏芳的这一支，是明朝中期由江苏金坛五叶村迁徙而来，而金坛五叶村的族谱，可上溯到南唐时期的户部尚书冯延鲁（南唐宰相，文学家冯延巳之同父异母兄弟）。
冯澄如（1896—1968），摄于1928年。
冯澄如的父亲冯小树早年因新婚妻子徐氏（徐悲鸿的姑祖母）亡于太平军战乱，自己又是从太平军的死囚牢中逃出的待斩之人，进而撒尽贴身缝制的全部银圆，过冮加入了清朝政府军，官至千总。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后，冯小树就一直在北方跟随丁宝桢部与捻军作战。19世纪60年代末期，捻军被平定后，冯小树解甲归田，以出租土地、开油料作坊和开办私塾为生计。冯澄如的母亲周氏来自宜兴芳桥后村，是名门望族之女，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就出自这个家族。由此可见，无论冯家还是周家，都有尚学的家族传承，冯澄如自幼在自家私塾里读书习画，在尊师重学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1912年，冯澄如考入位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简称三师），在此读书期间，他师从该校美术教师、江南花鸟画泰斗胡汀鹭先生，对花鸟画和传统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的省立三师，还有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系统学过西画，能够讲授素描、透视等西画基本功的老师王师子。王师子的画，集中国传统工笔、小写意、日本浮世绘、西画于一体，曾在民国中后期与齐白石的画同尺度等价，冯澄如也曾是他的学生，西画功底就此打下。
钟楼（A）和述之科学馆（B），是民国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尚存于今的两座老建筑。现保留在冯澄如早年曾任教过的省立第三师范附小（现今的高等师范附小）校园内（海若摄于2021年）。
冯澄如现存的除科学画以外的画作已十分罕见，目前几乎只能以个位数计算，而且都是写意中国画。关于他与西画的关系，现有的文字记载有两处可见端倪：一是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年初，冯澄如的长子、中国植物科学画华南钢笔画派的领军人物冯钟元曾对前去广州采访的北京《大自然》杂志记者说过，父亲早年工西画，后来，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画（主要是五代和宋的工笔画）的影响下，自制出一种冯氏小毛笔，将中国画元素糅进西方传入的植物画法，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科学画。二是2022年，我国生物史学家、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先生，在故纸堆中发现了1924年上海的一份报纸中刊载的、对一次风景画展的报道，文中有对冯澄如出展的三幅作品的评价。当时是南京钟灵画会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画展，在参展的数百幅国画和西画作品中，美术评论员对冯澄如的四幅西画作品评价甚高：“冯澄如的出品，以阳光，四象桥，倒影，扫叶楼之门诸幅为佳作。阳光幅，写光线现于阵阵柳枝之后，闪闪欲动，表现最深刻。四象桥，则章法精密，笔触老练，饰色适切，而调子的谐和，尤为此幅最出色。总评冯君作品，处处显其精强的个性……”从评价者的角度看，冯澄如这几幅作品都是西方传入的水彩或水粉画，由此可见，此时的冯澄如，在西画创作上，技法已经相当成熟。
另外，在三师求学过程中，冯澄如的书法才能也很出众，曾获得过该校书法比赛第一名的镀金奖牌。
1916年，冯澄如从三师毕业后，先后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小和江苏省立南京第四师范附小担任美术手工课教员。1919年，冯澄如和他的三哥冯劭如经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知名教师易培基的引荐，前去该校任教，讲授美术与手工。在此期间，他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触长沙一师的进步师生，深受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这为他日后将艺术才能奉献给生物科学奠定了思想基础。一年后的1920年，冯劭如、冯澄如因私事离开长沙之后，冯澄如回到江苏，受聘于母校：位于无锡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仍然讲授美术和手工课程。1921年岁末，冯澄如因绘画和教学方面的突出成绩，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聘为美术教师。
冯澄如早期无论是写意花鸟画，还是风景西画，已无实物可考。但从他三师毕业后四年内从小学教到中师，再到大学这三级跳来看，他当时的绘画水平是不低的。在南高师，冯澄如结识了当时急需寻找动植物科学图谱绘图师的秉志、胡先骕、陈焕镛、陈桢等生物科学家。
当时刊登南京钟灵画会画展报道的报纸（胡宗刚提供）。
初涉生物科学画
由于工作关系，冯澄如与首批留学归国的中国动植物学泰斗相识较早。在南高师时，冯澄如就为生物学教授们画过教学用挂图，这些挂图已经具备了科学画真实精细地反映物象的特点。
1922年，素有中国植物学“北胡（先骕）南陈（焕镛）”之称的植物学泰斗陈焕镛教授编写出版了Chinese Economic Trees《中国经济树木》，陈焕镛此时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国经济树木》中大部分插图由三位美国学者绘出，其中的一些缺遗插图，作者找到过往的图片，请中国的画家重绘，冯澄如有幸担当此任。此书打破了过去只有西方才能出版植物学图谱的惯例，也令当时年轻的画家冯澄如描摹、触摸到了植物科学画的精妙。
陈焕镛所著《中国经济树木》中的墨线插图。
冯澄如从1923年起，不再担任南高师与东南大学并校后的东南大学的教职，他被聘入东大校园附近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薛攀皋，1992）动植物标本室工作。这是中国第一个动植物标本室，冯澄如在此担任专职绘图员。他被生物科学家选中画论文插图和图谱，不完全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据冯澄如先生的长子冯钟元回忆，当时，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决定设一个绘图员的编制，是经过广告招聘，现场画标本，而后择优录取的。要说与南高师有关系，更多的还是来自思想上的共鸣。他当时受到该校以诚为本的校训的影响，在南高师“格物致知，以科学名世”的办学方针下，在与生物科学教授们的接触合作中，对生命的本初与生长繁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迷上了生物科学画，加之本来绘画基础好，这使得冯澄如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公开招聘中脱颖而出。
1925年，陈桢博士撰写发表了中国第一篇遗传学长论文《金鱼外形的变异》（后成书出版）。冯澄如为此文绘制插图，这套插图从完全写实求真出发，将鱼儿不同遗传变异过程和在水中畅游的神态活脱于纸上。《金鱼外形的变异》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动物科学著作也有了严格分类学意义上的科学图画。冯澄如也由此成为中国的第一位生物科学画家。
冯澄如为《金鱼外形的变异》所作插图。
1925年，陈焕镛教授编写出版了一部植物学科普专著《树木图说》，仍由冯澄如为其绘制全部插图。植物学和植物科学画有了更多的受众。
1927年初，胡先骕、陈焕镛教授经多年的标本采集，分类研究，编写印行了《中国植物图谱·第一卷》，冯澄如绘制了该书的全套50幅植物图。《中国植物图谱》是中国科学家亲手采集、分类、撰文，中国的植物科学画家绘图，中国的出版社出版，面向世界的大型综合性植物学图谱，当时的中西方科学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中国植物图谱·第三卷》之图。
冯澄如完全涉入植物科学画的第一年起，就深感需要画的物种太多，人手不够用，便有心培养弟子。他的第一位学生，是自己的胞弟冯展如。
1927年，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年份，对冯澄如来说，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宜兴史料记载，国民党是年搞“清党”，9月，江苏省党部派宜兴籍特派员冯澄如进入宜兴县清党委员会。冯澄如去了之后，并没有按照省党部的指示去清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反而在宜兴当地掀起了一场反聚赌、反抽大烟的运动，同时和宜兴共产党负责人潘梓年、万益、匡亚明等结为盟友，参与策划了宜兴共产党11月1日的秋收起义（汪茂遂等，1985），起义一度占领了宜兴县城，县长连夜逃离。起义失败后，共产党方面的领导人万益遭到追捕枪杀，有人通知冯澄如去位于镇江的省党部听候发落，冯澄如星夜兼程，绕道武进直奔南京，找到胡先骕，胡先骕这时候也在找他。当时，秉志、胡先骕在中国尚志学会的委托下，计划往北平筹建一个体量较大的生物调查所，他们邀请他一同北上北平，去做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筹建工作（胡宗刚，2005；李守郡，2012）。从此，他自动脱离国民党，心无旁骛地投入生物科学绘图事业。1927年11月上旬，宜兴起义失败几天后，冯澄如跟随秉志、胡先骕等生物科学家来到北平。
从中国科学社到静生生物调查所
1928年10月，秉志与胡先骕在北平创立了近代中国建立较早、最有成就的生物科学研究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此所为现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前身。在冯澄如北上到调查所成立的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还曾与胡先骕等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家数次往返北平与南京之间，购买设备、搬运标本，筹建印刷厂。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时的地点，在北平的石驸马大街的一所四合院内，这是北洋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捐出的自家的老宅。为了永久纪念范静生先生对生物科学事业的贡献，这个调查所冠名为静生生物调查所。这个所的科研经费来自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基金会，而基金会款项的来源，主要是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生物科学家的科研所。第一任所长是秉志，第二任所长是胡先骕。冯澄如成为该所绘图师兼印刷厂厂长。此时，冯澄如介绍其弟冯展如先后进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绘图（侯江，2022），直至南京在抗战时沦陷。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外甥蒋杏墙、蒋杏生接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学习绘图。
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时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何琦、秉志、胡先骕、寿振黄；后排左起为沈嘉瑞、冯澄如、唐进（胡晓江提供）。
绘图与印刷出的成品之间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手绘好图不一定能出好成品。原有的雕版印刷（于海广，2011）、铜版印刷已不能适应生物图谱的需要。这时候，冯澄如在与故宫博物院的交往接触中，向他们学习了在当时是清晰度最高的石版印刷技术（谢欣等，2018），同时，向德国购买了包括石印石板在内的全套设备和硫酸纸。为了让《中国植物图谱·第三卷》有更好的成品效果，冯澄如在石印纸与石板之间反复尝试摸索，经过多次试绘试印成败之经验，终于总结出一套在石印药纸（硫酸纸）上绘图并付诸石版印刷的技术。《中国植物图谱·第三卷》于1932年岁末付梓，图版印刷精美，植物茎叶上的小绒毛毫发毕现。每张图的左下方都印有“冯澄如绘于石印纸”的英文缩写。
20世纪30～50年代，印刷技术，尤其彩印技术尚不甚发达，冯澄如的画几乎全部是石印，彩画靠的是套色印刷。当时，无论绘画材料还是印刷技术都和当代无法相比。胡先骕于1934—1937年间在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创办了《中国植物学杂志》专刊，该刊物每期扉页上都有一幅石印植物彩图，作为对当期核心文章的配画。
大花杓兰（大花囊兰），冯澄如彩绘套色石印，1936年（引自胡先骕主编《中国植物学杂志》）。
冯澄如石印作品的一位收藏家、湖南长沙的版画家李沅先生说，石版印刷，尤其是石版套色印刷，每上一种颜色，都要废掉一张石印药纸，尤其是色彩饱和度低的中间色和过渡色，费的石印药纸就更多。这就像是戴着镣铐在跳舞，能“舞”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开创生物科学画的中国风格
故宫博物院带给冯澄如的还不仅仅是石印技术。那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先生曾是冯澄如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时的老校长，十年前的上下级关系。因此，当冯澄如向易院长提出想花些时间临摹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五代至两宋的工笔画时，得到了易院长的特批。1932年，冯澄如将16岁的长子冯钟元从家乡接来北平学画。每到周日，父子俩都背着画夹去故宫，一边看画，琢磨这些名画好在哪里，一边动笔临摹古画。父亲对儿子说过多次，五代到两宋的工笔画太了不起了！我们不能一味地模仿西画，老祖宗的艺术成就比古代西方高明很多！
从黄筌到宋徽宗赵佶、崔白，再到南宋的李迪、林椿等工笔大家，他们的花鸟虫草无不“生意浮动”（赵孟頫语），灵动鲜活。黄筌的《写生珍禽图》中，蝉翼上的脉络、鸟嘴尖的细微变化清晰可见；赵佶和崔白笔下的花鸟虫鱼更是“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这些画中的细线条纤活而秀润，有一种俊逸的柔劲。冯澄如对比了晚清大家任熏的工笔花鸟作品，线条刚劲而有力度，明显是用了铅笔打底，甚至佐以其他蘸墨硬笔，这时候中国的工笔画更接近西方的博物画。但论表现力，从五代、宋明到清朝初年的工笔画在生物的毫发毕现上确有强于西画之处。原因何在呢？经过反复揣摩，多次试验，冯澄如认为，有可能是失传了一种绘画工具——极细的小毛笔。由此，中国生物科学绘图工具中特有的，只有十来根狼毫的“冯氏小毛笔”在他的手上研制出来了，西方传来的生物科学画糅进了中国传统工笔画的元素，中西合璧的生物绘图法应运而生（见《生物绘图法》，冯澄如著）（陈智萌，2019；冯澄如，1959；孙英宝等，2010）。
冯澄如是无神论者，他从未皈依过任何宗教。但他对佛陀的一句话很感兴趣：我知法如树上叶，我讲法如掌上叶。对于一个长期画标本的画师来说，每日面对的，是干枯的“掌上叶”。画师的功夫，不仅要将标本还原成鲜活的状态，而且要尽可能地接近“树上叶”之原生态，要把植物的神韵画出，让标本活起来。
为了让标本“活起来”，他视叶脉为流动之血管与经络，用粗细不等的毛笔来画出茎叶本身的粗放与细微。植物还是有质感的，或柔或硬，或韧或润，或毛或光，或有厚薄，或有阴阳面。怎样更生动地表现出植物的质感呢？曾经是大写意画家的冯澄如，想到了传统中国泼墨画中的墨分五色。五代至两宋工笔画的特点是求真，而中国历代传统写意画的特点是传神。大自然山水花鸟的神韵无不由墨色的分层而来！于是，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植物图谱》第三至第五卷和《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秦仁昌著，胡先骕校核）等植物学图谱图志中，冯澄如不仅用上了自制小毛笔，而且大胆采用了写意国画中的水墨晕染法来表现植物的质感。线条勾勒是立骨显形，水墨晕染是表肌理、传神韵，加之与西画的重解剖、立体、透视、明暗等要素的结合，使得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生物科学绘画中有了明显的中国元素，冯澄如开创出了生物科学绘画的中国风格。
请看这几张墨线图：
下面是两张硬笔画，主要是西式画法，这应该是分别作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期。植物的衬阴处多用钢笔细线条或铅笔侧面绘出。
左图为《中国植物图谱》第二卷第100图（1929）。右图作图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自李沅先生收藏静生生物调查所石印散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冯澄如已开始将小毛笔与水墨晕染并用，这在《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二卷中明显可见。
《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二卷第89图：单片扇蕨，冯澄如作于1934年（李沅提供）。
下面这幅榉树作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7年，线条用小毛笔勾勒，叶子的凹陷与背阳处运用了水墨晕染法，明显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榉树》，冯澄如作于1947年（李沅收藏）。
再来看这张任公豆图的墨线图，根据多方考证，这张图作于1939年：从这幅墨线图中可以看出，豆荚和豆叶衬阴的处理是用小毛笔+科学画密集细线条排列的技法。豆荚部分用了水墨晕染法。
《任公豆》墨线图，冯澄如作于1939年（李沅提供）。
以下这幅《任公豆歌图》彩图作于1940年，这是局部截图。豆荚部分明显是用上了中国写意画的水墨晕染。
《任公豆歌图》局部，冯澄如作于1940年（引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
冯澄如是一位生物科学画家，但不是一个画匠，他也从不认可科学画是匠画之说。他承认植物科学画的要求是逼真精细，为达到科学研究的基本目的，科学画家确实要有匠人精神，要坐得住冷板凳。几小时、一整天、数天，甚至半个月都盯在一张画纸上。他同时认为，科学画也是有艺术性的，标本也好，野外写生也罢，植物入画时，要选取生命力最旺盛的那一株、那片叶、那朵花、那粒种子；大自然的生灵也是有情感与灵性的，为了生存，它们有拼搏、有抗争，为了繁衍，它们葳蕤吐芳、争奇斗艳。科学画家要能领悟生命的真谛，认知它们的内在精神，有时候，它们的情感、灵魂和人类是息息相通的。
蒟蒻（魔芋）（冯澄如作于1937年，刊载于《中国植物学杂志》闭卷期），由于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得静生生物调查所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所长胡先骕主办的这份刊物不得不停刊。1937年的最后一期上刊登了蔡希陶先生的科研文章《普通蒟蒻》，冯澄如绘制了扉页彩图。这张图的原图与实物1∶1原大，采用折页的方式装订。这幅画表达了作者的抗战情绪：那枝花朵初绽的蒟蒻像一团即将猛烈燃烧的火焰，盛开着的蒟蒻的佛焰苞像一把利剑，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上面这幅画表达出冯澄如强烈的爱国情怀。1937年的“七七事变”，对当时北平的多家科研院所来说，是灾难性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起初还行，他们虽然受到了经费短缺的困扰，但由于这个所的经费来源是美国的庚子退款，当时日美尚未宣战，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没有立即进驻查封静生所。而其他所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央地质调查所1935年在南京成立（张九辰，2005），基础是原先于1913年北洋时期的北平地质调查所，新所在南京成立后，所长翁文灏和部分研究员迁往南京，北平的原所址保留作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这时候的平津地区，已处在日本侵略者搞的所谓“华北自治”的獠牙之下，岌岌可危。中央地质所南迁时，只带走了部分调查资料和地矿标本。“七七事变”当天，北平地质分所的负责人将他们的全部调查资料和矿石标本装箱运到位于文津街3号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命人将这些宝贵的资料悉数全部存入静生所的地下库房中妥善保管。谁都知道这批标本和资料的分量，决不能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中国的矿产资源，岂容入侵者掠夺！
抗战早期的短暂留守
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抗战期间一直撑持到1940年3月中旬。这时候，不光是经费枯竭，被占领区的兵荒马乱也无法继续科学研究。所长胡先骕这时决定由天津坐船绕道香港去昆明和重庆，参加中国科学社理事会和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暂不能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交由冯澄如等负责留守。冯澄如知道，这次与胡所长的别离，时间不会短暂，他一定要跟着去天津送行。路上，胡先骕一再嘱托，看好家当，尤其是地质所的那批珍贵的东西。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开战。冯澄如敏锐地察觉到，日本人很快就会来静生生物调查所查抄封门，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个位于北海和中南海之间，又是北平城里当时为数不多的现代建筑的。当晚，他雇了四辆排子车，叫上了11岁的四儿子冯钟骥，对他说，今晚和爹去一趟东交民巷，有一件大事要办，回来后告诉你是什么事。
据冯钟骥回忆，冯澄如那晚脱下了中式棉袍，穿上了一套西装，外罩一件毛呢大衣，还戴上了西式礼帽（冯澄如平时爱穿中式袍子，很少这样穿戴的）。后来明白了，冯澄如要装扮成一个富商。排子车上的东西都是从静生所地下室里整箱整箱地抬出来，又搬上去的。那晚他们跟着排子车来到东交民巷的德华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冯澄如以私人财富的名义把这四车东西存了进去。后来，冯澄如告诉他，那些箱子里的东西，都是地质所的地矿资料和矿石标本，千万不能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拿到这些东西，就要在中国开矿了，那还了得！
秉志重庆开过会后，一直蛰居在上海，拒绝与上海伪政权合作，拒绝一切社会活动。胡先骕离开重庆后，去江西国统区开办了中正大学。静生生物调查所被日本人占领后，冯澄如一家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大约有一年的时间里，冯澄如靠贱卖过去收藏的古董字画勉强度日。熬到1943年年初，北平已经无法安身立命，冯澄如决定带着夫人王若荫和身边的五个子女举家回迁宜兴扶凤乡夏芳村的老宅。至于生计，他在北平时就已经想好了，他要在老家办一所培养生物科学画专门人才的学校，以传授自己积20年之实践经验，摸索出的一套生物科学画技法，为战后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储备后续力量。关于这个设想和建校方案，他离开北平前，就曾致信秉志和胡先骕征求意见，两位科学家非常赞同，并对学校的课程设置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初具规模的中国植物图谱和图志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植物绘画这个跨学科的领域虽属小众，却也已成果累累，初具规模。除去胡先骕、陈焕镛编撰，冯澄如绘图的大开本《中国植物图谱》1～5卷外，另有，蒋杏墙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刘晓，2014）刘慎谔主编的《中国北部植物图志》1～5卷（1931—1936），绘图145幅；冯展如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钱崇澍主编的《中国森林植物志》（1937），绘图50幅；陈如柏等为陈嵘编纂的《中国树木分类学》（1938）绘图1086幅；徐澜生为贾祖璋、贾祖珊编纂的《中国植物图鉴》（1938）摹绘了部分插图等。
《美人蕉》，蒋杏墙绘（图片选自《芳华修远》，2017）。
至此，以“冯家的花”为主体的中国植物科学画，已开遍大江南北，中原塞外。学界当时的科学史论著《中国科学史举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我国物生，自来无精审详密之图鉴，唐宋图经本草，多采用旧籍，袭诸前记，图既粗率失真，记亦纷纭少序，李时珍所谓“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物失图，或说是图非。”近顷专谱所刊，图说兼备。
遗憾的是，这一切不得不因日寇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暂停下来。
江南美术专科学校生物画专修科
1943年秋，一所命名为“江南美术专科学校生物画专修科”的学校（史南奎，1996），在宜兴夏芳中学的两间草顶教室里正式开学了。冯澄如特聘静生所研究员、单子叶植物专家唐进先生担任校长，他自己任副校长。学校设置美术基础、生物科学画技法、动植物分类学、英语、国文、书法等课程。冯澄如讲授美术基础（包括写生素描、透视原理等）、生物科学画技法、中国国画史论和书法，唐进教授讲授植物分类法和英语，学校还聘请了静生生物调查所昆虫学研究员张宗葆讲授动物分类法。
江南美术专科学校（简称江南美专）招收的这批学生有20多人，他们虽然都是远近各乡有一定绘画基础的农家子弟，但家境差别很大，有家中养着团练护院的富家子弟，也有除了吃饭，拿不出余钱的贫苦人家的孩子，所以，当时的学费也就收得五花八门，能交得起钱的交钱，交不起钱的可用粮食等农作物抵冲学费，稻米、麦粒、黄豆、芝麻，都可以抵冲学费。瓜农的后代，挑上两筐西瓜当学费，茶农的孩子，拎着两袋茶叶来上学。还有一位来自新四军占领区的，已经在山村务农的青年史渭清，带着新四军区长的推荐信前来。冯澄如对他学费减半。学校里还有两位因为家境实在困难，学费全免的学生。
一年以后，因为宜兴城里有很多中学生躲避驻扎在县城的日本宪兵，纷纷转入夏芳中学这样的乡村中学，夏芳中学校舍不够用了，他们只好收回了借给江南美专的两间教室。冯澄如这时候来到芳桥镇后村，求助于他的堂姑父，也是她母亲的同族兄弟，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父亲周文伯老先生，想向他租用两间茧房当教室。他知道，一来茧房面积大，适合做教室。二来战争时期，蚕茧无人收购，周家不养蚕已经有几年了。周文伯老先生是较早介入工商业的开明乡绅，他当下就答应了冯澄如在茧房办学的请求，租金分文不取。
这虽然是一所设备简陋、规模极小的民办专科学校，但却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的一所培养生物科学绘画专门人才的学校，同时也成为宜兴历史上第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唯一的一批学生于1945年7月毕业。尽管由于不久后内战爆发，他们所学技艺没能立即派上用场。但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学生无一不成为全国各地的生物科研院所、医学院校绘图的中坚力量。
抗战后期从江南美专走出的这批学生是冯澄如培养出来的第二批弟子。早在1927年至1937年间，冯澄如就先后教出冯展如（五弟）、蒋杏墙、蒋杏生兄弟（外甥）、冯钟元（长子）、宗维城（外甥），并举荐他们就职于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清华大学生物系、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国立中央大学园艺系。
冯澄如与部分家人和家族弟子摄于1933年。前排左一、左二：冯钟元、蒋杏生，左三、左四、左五、左六：长女冯明华、冯澄如、四子冯钟骥、夫人王若荫，后排右一、右二、右三、右四：蒋杏墙、梅红（保姆）、冯月华（次女）、家乡借住者姚某。
在此期间的1934年，他还将一位17岁的远房族侄冯国楣，介绍给正在筹建庐山森林植物园的秦仁昌当见习生。冯国楣十分珍视这份就职机会，日后经过不懈努力，成为著名的园林花卉专家、大树杜鹃的发现者、昆明植物园的创建者之一及第一任园长。
江南美专的学生中依然有冯家的子侄，他们是：冯澄如的长女冯明华，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首席海藻科学画家；亲侄冯钟琪，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首席动物科学画家，蜘蛛研究专家；远房族弟冯晋庸，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植物科学画家。
中国第二代生物科学画家，就是靠冯澄如一人在艰辛的摸索与积累中，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手把手地教出来的。
原文作者/汤海若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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