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入世僧人如何在政治与媒体中被制造，又被吞噬的故事。释传真曾在官商网络中自如穿行，频繁出入公共视野，但在由其住持的南京玄奘寺地藏殿内发生的供奉侵华战犯牌位事件，让他从舞台中央被迅速移除，从“爱国僧人”变成“国耻僧人”，自此落入沉默与隔离。如今的地藏殿已被夷平，那些经他一手建立的声名与往来，也在风暴中迅速退场。
撰文_叶丰
编辑_Ethan
平台编辑_cc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释传真是个熟悉，且陌生的名字。
在一个已注销的微博账号里，释传真这样介绍自己：“第一个考大学的和尚、第一个考公务员的和尚、第一个拍电影的和尚。”声名最盛时，玄奘寺的会客厅里，四壁悬挂着他与各级官员的合影，从地方主政者到中央层面人物不一而足，其中许多人都不止一次出现在新闻联播当中。
印有前南京玄奘寺住持释传真与社会各界人士合影资料的小册子。（图_叶丰/摄）
他有过不少的高光时刻。22岁那年，他成为了第一位读大学的僧人。毕业后，他成为栖霞寺的知客僧，在此阶段，积累官商人脉。35岁，他拥有了自己的寺庙——南京玄奘寺。2006年，还拍摄了抗日电影《栖霞寺1937》，是媒体报道口中的“爱国僧人”。
背后的国族情结，曾经让他得到盛名与道德光环，而同样的公众情绪，在16年之后成为他的滑铁卢。
2022年，一个叫吴啊萍的陌生人，在他任住持的玄奘寺里放了六个排位，其中五个是日本侵华战犯，释传真因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三年有余，以至于许多人都已经忘了他。事实上，他在距离南京城区40公里外的另一所寺庙里过着“半软禁”的生活：有人巨细靡遗地照料着他的一举一动，以保证他的“安全”；还有8个摄像头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
释传真的盛名与落寞都系于时代，他被选择，也被抛弃。但无论哪种境遇，都是出于世俗权力的羁绊。在他的小说《一目了然》的结语中，释传真写道：
“把真相写给历史，把历史编成故事。把故事撒向人间，以故事揭示人性，以故事诉说人生与时代的悲歌！”
被隔离的方丈
59岁的释传真如今的生活过得极其简单。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随后开始在狭小的房间里度过漫长的一天：回忆过去，录视频，写小说，或临帖练字。这些事情，在他看来是对抗被控制的一种方式。他几乎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节奏，直到晚上十点左右入睡。
对于眼下的处境，他清楚地感到落差。“你看我以前当住持的时候，上到领导，下到老百姓，谁都会来找我。连省长私下都来拜见我。现在谁都不敢来了，很多老朋友都害怕，都在跟我切割。”
这种“不敢”，一是关系上的疏离与回避，二是物理意义上的隔绝。
释传真现在的住处位于南京城郊金牛湖景区的金光禅寺，距离市区约40公里。要见到他并不容易。从景区大门进入，沿着绕山路步行半小时，才能抵达庙阙。寺庙不久前刚翻修过，门前石狮子胸口的红花尚未摘下，但僧人已所剩无几。按释传真的说法，“现在就一个住持两个僧人，平时根本没人来。”
位于南京城郊金牛湖景区的金光禅寺外景（图_叶丰/摄）
他被安置在寺庙侧边一处单独隔出的空间里。推开木门，是一间供他写字、看书的阳光房；再往里走是通往地下室的入口，楼梯正对着一只监控摄像头。
地下室是一条狭长的甬道，共有四间房。前两间住着陪护人员，一共五人。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保证释传真的安全”，但其实是某种隔离。即使释传真多次表示自己不需要这种“保护”，这些人仍轮班值守，吃饭时也会陪同。
释传真居住的地下室，尽头处能看到悬顶的电子监控。（图_叶丰/摄）
监控覆盖甬道的每个转角。只要有人来访，或他有任何异常举动，工作人员都能立即介入。
释传真住在第三间房里。房间只有十平方米，没有厕所，一张桌子、一张床，再摆上书和杂物便已满当，里面的书多是小说，其中包括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天道》和《遥远的救世主》。
释传真居住的房间，摆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套桌椅。（图_叶丰/摄）
他身材敦实，看上去仍有几分方丈应有的福相。水瓶纪元见到他时，南京已入深冬，地下室阴冷潮湿，释传真的灰色袈裟外套着厚厚的羽绒服。说话时，他语速平稳，逻辑清晰，偶尔会回头确认单元门是否反锁，却很少停顿，也没有显露出明显的颓丧。
在书桌上，放着一摞印满文字的A4纸，那是他正在写的小说《一目了然》。他说，自从2022年7月21日玄奘寺牌位事件发生、自己被“软禁”之后，便开始动笔记录这个自传式故事，讲述一名入世僧人与政商之间的故事。
“我原来想等养老的时候再写小说，现在被迫闭关，反倒有时间写了。”他说，计划写四部，“《一号会所》《一目了然》《一世风尘》《一本正经》。如果真写完了，我还得感谢他们。”
书桌上摆放着厚厚一摞的还未完成的小说稿，打印之余，释传真还用红笔在文稿上逐一修订。（图_叶丰/摄）
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书写和录制视频的行为支撑着他的生活。他有许多话想说，也有冤屈想要申诉。他脑海中不断闪现出一些名字：老乡释永信、师傅慧监法师、以及各路官员的姓名……当然，还有吴啊萍和他的玄奘寺。
从去年10月起，他开始在网上发布视频，讲述自己“被闭关”的经过，强调牌位事件是一次“被炒作”的风波，自己则是受害者。他还说，因为这件事，刚刚修缮完成的玄奘寺地藏殿在一夜之间被推平，玄奘寺里的观音坐像、石碑、转轮藏等设施全部被毁。
“这些东西加起来四千多万，现在全没了。地藏殿有近九百六十多平方米，现在成了一片草坪。”
他尝试过多种反抗方式。先是举报相关部门，“没有任何手续就把我关在这里”；随后是打官司。修缮地藏殿时，他曾向一名信徒借款一千万元，并承担担保责任。如今地藏殿被拆，债务却仍在，“人家告我赔钱，可寺庙已经没有了。”
图为刚重修完成时的玄奘寺地藏殿，因受供奉侵华战犯牌位事件影响，现已被拆除。（图_叶丰/摄）
最后，他甚至报了警。“法律规定要保护宗教合法财产不受侵害，那这四千多万的损失，应该有人要赔我，还要追究拆处地藏殿的刑责。”
这些内容，大多已出现在他自己发布的视频中。但回应寥寥。他原本希望借助媒体和网络为自己脱困，却发现事情并未如愿。他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他的“救世主”，比书架上那本《遥远的救世主》要遥远得多。
在释传真看来，这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一劫，而是一场早已酝酿许久的报复行动。“他们一直想‘弄’我，就等这样一个机会。”
至于“他们”究竟是谁，他自己也说不清。可能是与他发生过冲突的官员，可能是他曾经置身其中却无法触及的权力网络，也可能只是体制与群体情绪交织后形成的一张无形之网。
在这间地下室里，他唯有用写作和录像，对抗被世界遗忘的速度。
陌生人
事实上，牌位事件的缘起比外界知晓的早很多。
2017年12月18日，南京玄武湖畔的九华山玄奘寺。27岁的吴啊萍走进客堂，提出要在地藏殿设立六个超度牌位。她来南京已有四年，在鼓楼医院从事护理工作。那天，她低着头，说话不多。
与正殿中为在世之人祈福的长生禄位不同，超度牌位在佛教中又称往生莲位，是生者为亡者祈愿超度、化解罪业的一种仪式。
释传真治下的玄奘寺收费并不高，每个牌位每年100元。吴啊萍一次性缴纳了五年的费用。当值僧人灵松递给她登记表，并未多问。
吴啊萍在表格上写下六个名字：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和华群（明妮·魏特琳）。她称这些人是自己的“朋友”。
在南京玄奘寺往生莲位登记表上，吴啊萍写下标注“友”字的六人名字。（图_网络）
灵松没有听懂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他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继续追问，只记得这个女人看上去十分憔悴，年龄似乎比实际更大。
这种状态，与她后来在镜头前的自述相互印证。吴啊萍说，在设立牌位前，她已因失眠、焦虑等问题多次就医，连续服用镇静和催眠类药物近九个月。
警方随后调查显示，吴啊萍原籍福建晋江，千禧年前后随父母迁至南京。高中毕业后赴北京学医，回到南京从事护理工作。
也是在这一时期，她系统了解到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知晓松井石根等战犯的罪行，并受到强烈心理冲击，长期被噩梦困扰。接触佛教后，她逐渐形成一种自认为可以“解冤释结”“帮助脱离苦难”的观念，进而产生了为这些侵华日军战犯设立超度牌位的念头。
与此同时，她还接触到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庇护女性的事迹。魏特琳因战争创伤回国后自杀。吴啊萍将其与前述战犯一并供奉，称是希望“帮助她解脱”。
两年后，她辞去护士工作，前往五台山，成为一名居士。据灵松回忆，自此之后，吴啊萍再未出现在玄奘寺。
2022年2月26日，一名信众来到玄奘寺寻找自己供奉的牌位。在地藏殿内，他注意到几块牌位上写着侵华日军战犯的名字。尽管当值僧人劝阻拍照，他仍拍下了照片留存。
此前地藏殿内，写有侵华日军战犯名字的牌位，上有落款“吴啊萍”。（图_网络）
情况很快被汇报给释传真。多年在宗教系统内行走，他清楚，这类问题一旦越出寺门，便不再是“宗教事务”。他判断，这件事可大可小。
他随即要求将写有战犯姓名的五块牌位撤下，暂时收起，并反复叮嘱寺内僧人不要对外谈论。但数月后，事情失控了。
一夜成罪人
2022年7月，一名网名为“亚瑟”的网友在抖音发布视频，称自己曾在玄奘寺地藏殿看到供奉日本战犯的牌位，并称价格高达三万至五万元。
7月21日，网友“荣洋成”前往现场并报警举报，并在微博写道：“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挺身而出的。
一组原本静默的牌位，在民族记忆、网络传播与行政逻辑的合力之下，被迅速塑造成一场公共事件。而释传真，成为这场事件中最先被要求退出舞台的人。
多家媒体赶赴现场，九华山周边开始有工作人员值守，禁止拍摄与停留。
彼时，释传真当时正在医院住院，准备接受手术。他试图通过寺庙公众号作出解释，称地藏殿并非“供奉”，而是“赎罪”与“消解”，费用也只是百元一年，但被有关部门制止。
随后，他的手机被收走，被要求不得离开寺庙。玄奘寺大门关闭，一周内只出不进。
7月22日上午，南京九华山玄奘寺被暂停开放。（图_网络）
7月22日下午，南京市发布《关于玄奘寺供奉牌位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情况》的通告，宣布责令玄奘寺停止日常活动，撤换主要负责人释传真（俗名李义将）职务，免去玄武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胡圆圆职务，并对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苏宇红、副局长纪勤予以诫勉和停职检查，同时成立工作组处理这起“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
《环球时报》随后发表题为《严查“吴阿萍”，守护民族情感》的社评，称该事件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严重挑衅和伤害，并对网民的集体反应给予正面评价，认为这是“爱国主义和清风正气高度凝聚的体现”。
据媒体统计，截至7月23日凌晨，“南京玄奘寺”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在24小时内突破了10亿。有人将玄奘寺称为“靖国神社分社”，有人要求拆寺、追责，也有人要求揪出落款中的“吴啊萍”。
三天后，7月25日，释传真与吴啊萍同时出现在新闻画面中。
南京广播电视台公开了吴啊萍受讯问的画面，并就此采访了释传真。（图_网络）
吴啊萍表示：“特别想和所有被我伤害到的人道歉，特别想跟所有人忏悔。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才能弥补，我也愿意接受法律给我的任何制裁。”
释传真则称：“我非常惭愧，我真诚地向全国人民道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是释传真以“玄奘寺住持”身份出现的最后一夜。
此后，据知情人士称，吴啊萍因寻衅滋事罪被刑拘并获刑半年。释传真则自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被选中的僧人
要理解释传真为何会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必须回到他早年的道路选择。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修僧人，而是一个主动走向权力的入世僧人。
在被禁足于玄奘寺大半年后，2023年5月19日，释传真被转送至40公里外的金牛湖景区金光禅寺。 在此，他开始回溯自己的人生。
他意识到，自己与官员、商人们的第一次交集，始于1997年。
那一年，栖霞寺换届，他凭借多年积累和善于言谈，被推举为“知客僧”。在寺院体系中，知客被称为“丛林纲纽”，负责接待外来宾客，是寺院与外界联络的关键节点。政府官员、主要施主、四方名僧到访，皆由知客陪同。
客堂在山门之内，却直面俗世。香客、施主、官员、商人，从这里进出。清晨，钟声尚未散去，车辆已停在山门外。午后，茶水未凉，又有人被引进来。释传真穿着僧衣，站在门口，合十、点头、引路，记住一张又一张面孔。
也是在那几年，一位新到南京任职、分管旅游与文化的省级领导多次前往栖霞寺考察。寺庙被纳入地方文旅规划。释传真负责全程陪同，从山门讲到大殿，从寺史讲到香火，从修缮讲到开放。类似的关系，正是在一次次陪同中累积起来。
千禧年前后，他已在南京佛教界有了名气，升任栖霞寺监院，相当于寺院的实际管理者。但同时，他又卷入了寺庙内部的权力斗争中。
他说，自己当时在竞争住持的时候逐渐失势，因为同门的师兄弟有国家宗教事务局（下称“宗教局”）领导的支持。在当时的年代，佛教的竞选早已不是书里写的那种辩经论圣的选举方式，而是需要政府机关的支持，要有宗教局、统战部、组织部的支持。
“（那时候）我们就是党的编外组织了。”
释传真给自己设想了两条路：要么争取成为住持，要么另觅一处，做一座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寺院。他选定了九华山。彼时，九华山还只是玄武湖边的一个公园，但在山顶处有三藏大师（唐代高僧玄奘）的舍利，早年汪伪政府在此已修建有一所三藏塔。
如今的南京九华山公园。该九华山亦称“小九华山”，以区别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安徽池州九华山。（图_叶丰/摄）
2003年8月，南京发生震动全国的邓府巷拆迁自焚事件。消息迅速扩散，国内外媒体云集南京。在高压舆情之下，上级要求地方政府：十天之内必须解决问题。
自焚者家属与释传真相识，于是他自告奋勇、奔走出力甚至垫资，帮领导把这场“火”灭了。参与此事的部分官员后来完成升迁——当年的区长成为副市长，分管城建事务。
这起事件之后，小九华山寺正式更名为南京玄奘寺，并承担起“南京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职能。
2022年7月22日，牌位事件发生后，玄奘寺门外印有“南京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被迅速撤下。（图_网络）
但在此之前，玄奘寺的合法性并不稳固。
按照正常程序，宗教事务需要先由宗教局报区政府审批，成立“筹建办公室”或“筹建小组”，一步步走完流程。但释传真发现，这条路径根本走不通。
他选择了“先斩后奏”。他说，在那个年代，政府部门对于宗教事务，尤其是兴建寺庙呈开放态度。
正因此，释传真先立起了玄奘大师铜像，建成相关设施。待事情完成后，宗教部门才得知情况，随即要求撤除香炉和供奉设施。
释传真又随即调整策略，不再以宗教场所名义运作，而是申请成立文化机构——“玄奘三藏院”。牌子挂出，这里不再称为寺庙，而被界定为研究机构。他本人则以“顾问”身份参与其中。
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原本无法获批的宗教空间，最终以文化机构的名义得以存续，并在随后逐渐获得地方部门支持。
如今的南京玄奘寺（图_叶丰/摄）
这一次，命运的指针再次向他倾斜。
释传真后来这样总结宗教的角色：在他看来，佛教，或者说宗教，自始至终都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调和剂。政府可以借助宗教宣传政绩，也能为地方带来一定影响。“用现在的话来讲，是纽带和桥梁的作用，从哲学来说就叫‘调和剂’。宗教界人士是联系党和政府与宗教信徒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在玄奘寺，他的会客厅里挂满了与各级官员的合影——从地方主政者到中央要员。他处在制度之外，却又离制度极近的位置。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进入南京市佛教协会，成为常务理事，又进入南京市青年联合会，担任常委。身份不断叠加，他的交往圈层随之改变。
他与统战、宗教、建设系统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发顺畅。在城市更新、寺庙恢复、重大接待等事务中，他开始被频繁“请出来”，承担协调角色，甚至开始给政府官员“讲课”。
2015年，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被查。彼时，有媒体披露照片称，杨卫泽落马前曾多次出入玄奘寺，释传真曾进行陪同。（图_南京市佛教协会网站）
那几年，一个不到四十岁的颍上青年，遇见了许多当时风头正盛的官员、商人，以及佛教前辈，因缘际会，做了许多长谈；谈抱负，谈理想，投契相知，也正是这些畅谈铸造了释传真一生的政治因果和未来的轨迹。
他提供的不是虚空澄净的佛理，而是实用的处世哲学。
比如，南京某官员手下嫖娼被抓，向释传真求教。他说，“你要抱着治病救人的心态，你单位先花个几千块钱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他心里就有数了，他的把柄在你手里，他出去之后永远会听你话；第二个，你稍微地放点小风出去，让大家知道他曾被抓的事儿，如果他在哪个地方再讲你坏话，你的人缘就来了。”
释传真还记得，隔壁直辖市的一把手曾到访玄奘寺，此后又带领一队下属前来拜访。释传真为其总结了三条为官之道：“有文化没文化，一定要学会听话”“得过且过，太阳出来暖和”“做一天和尚睡一天觉——不是敲一天钟”。
他进一步解释，“‘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是古语，但在当下的时代，敲钟的动作一出现，便会引人注意，让人知道深浅，只有睡觉，才能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重新出发。”
释传真原本有一个博客，他时常在其中透露一些与政府官员的交往细节，也因此承受压力，有宗教系统内部人士提醒他“注意分寸”。后来，博客注销，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故事都被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其间，曾有云南的官员不远万里来找他。对方带了36只金纸元宝和36只银纸元宝，逐一烧掉，但只是沉默，不发一语。
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有一则趣闻。在和彼时的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的交往中，释传真送给对方一个鞋拔子，意喻为“提拔”。结果，几天后释传真一进市政府门，门卫就夸赞他，说这个鞋拔送得好。原来，季市长一大早就被“提拔”走了，被中纪委“提拔”到党中央去了。
事实上，在释传真送出去的这根鞋拔子上还写着几个字：生活的好伴侣，仕途的好帮手。
他说，自己当时就想着抓紧时间做事。“趁着领导都在位，要赶快抓紧时间，多为社会、为佛教做一点事情。如果这个领导调走了，你才来个新领导，再沟通要花费很多时间。”
正是季建业落马的2013年前后，释传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一是反腐加剧，许多熟识的官员被调查；二是佛教内部的丑闻频繁曝光——永信法师事件、福建和尚集体吃喝、假和尚等问题接连出现。
2015年1月16日，南京原市长季建业涉嫌受贿案在山东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图_网络）
“社会对僧人的态度，也变了。”
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有时被时代选择，有时被时代抛弃。而这一切，也为后来那场以牌位为导火索的风暴，埋下了绵长的伏线。
“三个第一”的和尚
在进入官商网络之前，释传真已是一名不断突破僧人边界的人，就像他选择出家，用释传真的说法，不是四大皆空看破红尘，他其实是有所求的。
1968年，李义将出生在安徽颍上普通农户家庭，家中弟兄姊妹七人，他排行第五。少年时他勤奋好学，高中进入当地最好的颍上一中就读，曾担任班长和学习委员。
可贫困和疾病并行——关节炎、神经衰弱困扰着李义将。高二那年，他不得不停学，也正是在那段日子里，他去上海打过工，还异想天开地跑到北京求学。他一边卖油条，一边到北京教育学院旁听，但坐进教室就睡着了。
生存不保，李义将只好回家。可家里还是破草房，几个哥哥条件也不好。于是，李义将跟母亲说，“让我出去出家，做个和尚吧。”
他先去的河南登封，希望投靠同是颍上人的释永信，但没有见到。在一位武僧的指点下，意识到尚武的少林不适合自己：“你是白面书生模样，去南京栖霞寺佛学院更合适。”武僧还给了他一封信，让他带去求见慧监法师。
南京栖霞寺（图_网络）
初到栖霞寺，方丈慧监问他出家的原因。李义将说了三个词——“求生、求学、不被饿”。
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栖霞寺只有50个正式编制名额。这些编制不仅意味着僧人的身份被官方认可，也意味着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编制带来的不仅是宗教身份的合法化，还直接关系到生计保障。成为正式编制人员后，每个月可以固定领取几十斤大米和相应数量的粮票。
当时，许多老和尚陆续回到栖霞寺。按他的说法，九成以上都是“文革”时期还俗、在社会上生活过多年的僧人。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恢复，这些人又被重新请回寺庙。但这些僧人中，不少人在社会上已经成家，有了妻子和孩子，也把世俗社会中的关系模式与利益逻辑带进了寺庙。
由此，栖霞寺呈现出一种鱼龙混杂的状态——既是宗教场所，也是一个充满现实利益博弈的复杂空间。李义将的到来，被寺庙里的不少僧人理解为“动机不纯”“六根未净”，觉得他只是想要脱离乡村，到城市里混日子。
但慧监还是保住了他，安排他在寺后门看门，既未剃度，也没有正式身份，但他利用值守之机偷听课程，自学佛学。1987年，李义将花7毛钱在寺外理发店剃了光头，向师兄借来僧袍和鞋袜，当众跪在慧监面前。
李义将自此转身，成了释传真。
1989年，还在佛学院就读的释传真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一面。一笔原本用于改善僧人伙食的香港善款，被挪作他用。得知此事后，释传真带领同学发起罢课。事件时间正值学运，在当地引起不小风波，佛学院对学生处置不一：部分学生被开除，释传真则在慧监的力保下背上记过处分。
如今回忆起来，他说，“慧监师傅真的是我路上的贵人，如果不是他，我的路根本走不下来，一次次的开除风险，都是他保护了我。”
1990年从南京佛学院毕业后，释传真最先执着的是两件事：拍电影、读大学。
拍电影的念头，来自早年的方外岁月。他回忆，刚到栖霞寺时，师父慧监每天夜里让他挑水到房间，然后讲故事。一次，慧监讲到1937年冬天，栖霞寺寂然法师率寺内众僧人庇护两万四千名难民的真实历史。听完后，释传真说自己下定决心，要让世人知道这段历史。
但师父告诫他：“时机未到。你哪怕是一条龙也要趴着，等到将来你的翅膀硬了，因缘成熟了，你再爬起来。”
在1991年秋天，在报上看到了南京大学成人高考招生的消息后，他将志向暂时转向读书，他要考南大的成人大学。
他先进到历史系，然后向校方申请到中文系和作家班做旁听生，1995年获成人大专文凭。2000年再次进入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进修班进修，攻读哲学研究生。
僧人读大学是首开中国先河之举，他在南大校园的出现曾引起好生一番轰动。他走在校园里，同学前后左右围成一个圈，把披着袈裟的他围在中间。去食堂打饭，还有人跟着他，想要看他吃不吃肉。如果和女同学走近了，就有男同学说他凡心不褪。
读书并未让释传真投入全部精力。在南大期间，他还在准备写剧本《栖霞寺1937》。题材是现成的。
2005年，恰逢抗战胜利60周年在即，他趁陪同领导参观讲解时，反复提及拍摄电影的设想。有一次，他当场从僧袍里掏出剧本，说：“领导，我剧本都写好了，就是没钱。”他把慧监的故事又复述了一遍。
听完后，一位省级领导当即转头对随行干部说：“这是好事，你们要支持。”他用类似方式争取过多位领导支持，获得省级批文，政府还为电影拍摄共拨专款150万元。但影片预算高达980万元，他不得不四处“化缘”拉赞助。
除此之外，要拍电影就得有公司。他注册了一家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自己是法人代表。公司成立之后，就不断有募捐款项进入账户。
为了拍摄电影，他还去了几次台湾，和亦曾在栖霞寺出家的星云大师聊了很多。“一方面想请求他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了两岸和谐、爱国的精神传递。本来星云也想参与，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成。但因为这些交往，后来星云来南京，也是我在中间牵线搭桥，相当于做了统战的工作。”
多年努力后，2006年，《栖霞寺1937》首映式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多位副省级干部及国家宗教、电影系统高层出席。如今在豆瓣上评分8.2的这部片子，曾经为他带来了诸如《中国青年报》等重要媒体的报道。
图为抗日电影《栖霞寺1937》的海报，释传真为出品人兼制作人，并署名编剧。（图_网络）
那是一个属于媒体的时代，释传真懂得如何成为舆论焦点。譬如，2005年10月，他报名参加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长的公开选拔，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媒体事件。他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主动通知南京十多家媒体，并将消息传至省外论坛。
“当时说南京的媒体不让发这个报道，后来我跟一个熟悉的记者说，和尚考公务员这么好的新闻不发太可惜了，你可以跑到网吧，用匿名发到论坛也可以。还有你不要在江苏发嘛。所以最后这个消息，还是出去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还有上海《新闻晨报》都发了。”
最终释传真却没有参加考试。各中原因，说法不一。 按《南京市2005年联动公选领导干部简章》的规定，竞争市级机关副局级领导职位的条件是：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还有其他任职资历要求。只单学历这一项，释传真就不合格。他被国家认定的最高学历是成人进修的大专文凭。
但释传真其实是不在乎的。他说，让俗世的人看到和尚也有思想、能力，就够了。毕竟，因为这个考公务员的风波，他上了知名电视谈话节目《鲁豫有约》。
释传真自称：“第一个考大学的和尚、第一个考公务员的和尚、第一个拍电影的和尚。”
在他看来，僧人入世是必要的，“要做事，就要钱，也需要有权力的人支持。”出家前，他想当记者、写小说；出家后，他想拍电影、读大学、建寺庙——这些几乎都实现了。
令释传真遗憾的是，由他筹拍的另一部电影《三藏塔1942》曾在2017年前后开机，但因资金问题及团队纠纷，最终未能完成制作。
2017年，释传真出席抗日电影项目《三藏塔1942》的开机启动仪式，这是他筹拍的第二部电影。（图_网络）
坠落之后
这些热闹的过往逐渐远去， 如今身处金光禅寺的地下室，时间变得缓慢而单调。释传真偶尔会想起过去的日子：古树下的方丈室、香客络绎不绝的景象、他自己微笑着迎接官员和访客的画面。一切都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玻璃，触不到，摸不到。
他的思绪常常回到玄奘寺地藏殿的往生牌位事件上。吴啊萍、牌位、撤除、官方通报……这一切曾经交错复杂，现在仍在他脑中反复重演复盘。
根据他的说法，玄奘寺出事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有蹊跷。
他觉得，自己是因为之前在2018年前后重修地藏殿的时候，得罪了当时分管城建的某位市领导。那位领导的居住地就在九华山边上，但重修的工程车挡住了领导的进出，施工的噪音也让领导难受，双方闹得很不愉快。后来，释传真抓到了那位领导经济上的问题，写信到了中央去举报。
“后来，他被抓进去待了一年多。但他的关系网还在，就一直盯着我，等我出事想办法扳倒我。”
他还记得，自己曾收过来自澳洲的外国弟子。该弟子在晨练时，发现玄奘寺后山存在赌博场地，并有官员出入，随后引发了一些麻烦。
与此同时，让释传真觉得吊诡的事还有很多。比如，牌位事件之后，宣布取消他住持位置的不是宗教局，而是街道办。
南京玄奘寺牌位事件后，多地佛教协会发函，要求辖内佛教活动场所开展供奉牌位自查工作。（图_网络）
事件一出，他的经济问题也立马被摆上了台面。地藏殿重修涉及他化缘而来的1500万企业捐赠善款，但现在地藏殿被夷平后，捐赠的企业把他告上法庭，认为释传真存在挪用资金行为，要求其返还款项。
网络上，还有人开始梳理释传真的商业版图，称他曾关联多家企业，并担任部分公司的法人代表。同时，南京玄奘寺过往的法律纠纷也被重新翻出
其中一宗发生在2018年。南京玄奘寺与深圳市成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对簿公堂。该案曾被部分舆论质疑为“以维修名义套取资金”。
裁判文书的信息显示，双方早在2014年签署投资协议，约定共同推进玄奘寺修复扩建项目，一期工程金额暂定3000万元。深圳成辉随后支付首期保证金300万元。但由于项目方案未获主管部门批准，审批手续无法完成，工程最终中止。法院认定，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不在投资方，判决南京玄奘寺返还保证金150万元。
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与释传真关联的企业共有7所，其中南京三藏精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南京诚之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禅那文化传播分公司，都是为拍摄电影所用，且现已注销。至于其他现在还存续的公司，他说，“也没做什么犯法的事情。”
后来，在被软禁期间，他因病住院，病床上却不让写“释传真”和“李义将”的名字。他向看守人员表示自己有权书写姓名，但这一要求未被理会。
事后回忆，释传真说，在牌位事件爆发约两个月前，已有信徒提醒他注意风险，称可能有人要对他“动手”。“我实际上已经很当心了，但没用。”
正在施工的玄奘寺（图_叶丰/摄）
去年12月，玄奘寺又拉起了施工围栏。按一位景区管理人员的说法，此次重修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接待游客。但在说完这番解释后，他又补充道：“当年那件事闹到现在都没消停，是南京人的耻辱。”
至于地藏殿，如今从山顶望去已是一片平地，上面稀稀疏疏长着不高的青草。释传真看着照片指着说，“就是这里，心血都被毁了，几千万修的。”
现已被拆除的地藏殿原址（图_叶丰/摄）
那天，日落后的玄武湖，湖水灰黯，连树色也难辨。
“总之，南京的政治生态很复杂。”他在回忆中说，“领导换得像走马灯，抓起来的、调走的、出事的，十年间换了十一个市长、市委书记。”他觉得，自己和其中的很多人走得近，也得罪过不少人。
“我以前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他轻声说，“但这一劫，不是靠智慧和经验能解决的。”
2月初，在释传真的再三申请下，有关部门应允他于除夕当晚回到颍上探亲过年，但要求保持通话畅通，也不能与外界联系。
“其实看守我的人也都不容易，（对方）私下也说，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也不想这样天天耗在这里。”
在公众记忆中，释传真已经被定格在“牌位事件”的标签之下，从他自己口中的“爱国僧人”变成了“国耻僧人”。
电影《栖霞山1937》中有一幕场景：保护平民的志海法师出现在一个大型公审的平台上，因拒绝交出难民，最终被日本人一枪打死，镜头锁止。
而如今的释传真——这位曾经频繁出入公共舞台、习惯于解释世界的方丈，成了一个被隔离在叙事之外的人。关于他和吴啊萍是否无辜，是否应为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关于人们心中是否仍存宽容与慈悲，答案或许早已不再重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