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厂里的时候，是第四天傍晚。
小崔在门口等着，看见我下车，跑过来。她张了张嘴，想问什么，看见我的脸色，又咽回去了。
“厂长，你……”
“没事。”我说，“累了。”
走进车间，机器停着，工人们在打扫卫生。朴阿姨看见我，笑着打招呼。我点点头，没说话。
走到第三排，那个靠窗的位置。
窗台上，那个线轴还在。缠着那截白线头，落了薄薄一层灰。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伸手，把线轴拿起来，揣进口袋里。
小崔跟在后面，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把抽屉打开。十七双袜子，整整齐齐码着。旁边是恩珠那个账本，边角卷得不成样子。还有那两块糖，纸上画的心还看得见。
我把那双新袜子放进去。
第十八双。
崔姑娘织的，灰色的，针脚细细的，里面缝着“厂长好人”。
我把抽屉关上。
坐在黑暗里。
窗外那盏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院子，照着那条她们挑水走过的路。
柴油发电机突突地响着，像心跳。
我给老张打了个电话。
“老张，我想把厂关了。”
他沉默了很久。
“见到她了？”
“嗯。”
“她不回来？”
“嗯。”
又沉默了一会儿。
“兄弟，你打算怎么办？”
“回国。把厂子处理了，回国。”
“那工人呢？”
我看着窗外那盏灯，看着那些黑漆漆的宿舍。
“给她们多发一个月工资。能安排的，帮着安排一下。”
老张叹了口气。
“行。你回来吧。这几年，你也累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坐了一夜。
第二天，我把小崔叫来。
“厂子要关了。”
她愣住了，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厂长，你……”
“我想好了。”我说，“帮我把工人叫来，我有话跟她们说。”
院子里，五十个工人站在一起。朴阿姨站在最前面，朴顺女挨着她。她们看着我，眼睛里全是问号。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她们。
“厂子要关了。”我说，“对不起。”
院子里静极了。连柴油发电机的声音都显得特别响。
朴阿姨往前走了一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在抖。
“厂长，为什么？”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小崔在旁边轻声说：“厂长去找崔姑娘了。她不回来。”
朴阿姨愣了，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她握着我的手，说了很长一段话。小崔翻译着，声音也颤了：
“她说，她知道崔姑娘。那个姑娘命苦，从小就苦。她说，厂长你是个好人，可好人有时候也没办法。她说，她不怪你。她们都不怪你。”
我看着那些工人，看着那些眼睛。朴阿姨的，朴顺女的，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
她们不怪我。
可我怪自己。
那天下午，我开始处理厂子的事。
设备能卖的卖，不能卖的就算了。地皮是租的，退了就行。账上还有点钱，够发工资的。
小崔帮我算账，算着算着就哭了。
“厂长，你就不能不走吗？”
我没说话。
晚上，工人们自发地包了包子。白菜猪肉馅的，和以前一样。她们排着队，一人两个，用纸袋装着。
可这回，没人放进布包里。
朴顺女捧着那两个包子，走到我面前，递给我。
“厂长，给你。”
我看着那两个包子，看着她红红的眼睛，接过来。
咬了一口。
咸的。
分不清是馅咸，还是眼泪咸。
最后一个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个抽屉打开。
十八双袜子，一个账本，两块糖。
我把它们装进一个布袋里，系好，放在胸口。
走出办公室，站在院子里。
那盏灯还亮着。
柴油发电机还在响。
可明天，它就会停了。
永远的。
我转过身，看着那间车间，看着那些黑漆漆的窗户，看着那条她们挑水走过的路。
五公里外的河，还在流。
那些扁担，还靠在墙角。
那些包子，再也不会有了。
我走到厂门口，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
那盏灯，亮着。
照着空荡荡的院子，照着那扇永远关上的门，照着那条再也没人走的路。
我转过身，走进夜色里。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线轴，攥在手里。
缠着白线头，细细的，软软的。
崔姑娘的。
我把线轴放在厂门口的石台上。
然后转身，走了。
没回头。
身后，那盏灯还亮着。
亮着，等着。
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天亮的时候，我上了火车。
窗外的朝鲜，一点一点往后退。那些山，那些村子，那些土坯房，那些佝偻着背的人。
一点一点模糊，一点一点消失。
怀里揣着那十八双袜子，那个账本，那两块糖。
还有那双新的，灰色的，缝着“厂长好人”。
火车过了江。
丹东到了。
高楼大厦，霓虹灯，车水马龙。
我下了车，站在站台上，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
有人接站，有人送行，有人笑，有人哭。
都跟我没关系。
手机响了。是老张。
“到了？”
“到了。”
“晚上给你接风。”
“好。”
挂了电话，我走出车站。
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
口袋里，那个线轴硌着大腿。
我没扔。
扔不掉。
这辈子都扔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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