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民国开国的印象，都是推翻帝制就万事大吉，影视剧里往往拍了孙中山就职就画上完美句号。可少有人提，1912年清朝龙旗刚落地，那些曾经一起提着脑袋闯鬼门关的革命兄弟，转头就把刀对准了自己人。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那天不少革命党人流了眼泪，熬了几十年终于把皇帝赶下了台。谁也没料到，龙椅刚空出来，抢位子的戏码就开演了。那时候全国一下子冒出312个政党，名字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看着热闹，其实乱局从这天就埋下了。
本来同盟会是最大的革命团体，辛亥革命的首功也有他们一份，结果枪声刚停，同盟会直接四分五裂。章太炎出走另组团体，张謇拉了一批人成立统一党，孙武等人也拉了民社，把黎元洪捧成招牌。好好一个革命大团体，眨眼就分成了好几个山头。
那时候黎元洪是中华民国副总统，名声大得惊人，各个组党的势力都愿意蹭他的热度。可只有黎元洪自己清楚，他就是个空架子，湖北的实权全攥在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个人手里，圈内人叫他们“三武”，个个都握着枪杆子。当时当地的报纸直接骂他是撞大运的庸人，这句话搁谁身上都受不了。
有枪才有话语权，这话放在1912年真就是没人敢碰的铁律。黎元洪想往部队安插一个自己的团长，直接被挡了回来，连营门都进不去。这种憋屈不是黎元洪一个人的，是整个民初政治的底色，头衔越响亮，底下盯着你的刀磨得越快。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牵头组建的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开成立大会，这个国民党不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是五个革命团体合并出来的。大会开得热火朝天，没人想到开到一半直接出了乱子。同盟会的女干将唐群英领着一群女性冲上台，当场就打了宋教仁一巴掌，那清脆的响声，整个会馆都能听见。
唐群英真不是没事找事耍脾气。辛亥革命的时候，她亲自募款组织女子北伐队，出生入死拼到革命胜利，结果宋教仁改组同盟会的时候，直接把原来政纲里的“男女平权”四个字删掉了。革命的时候喊着人人平等，叫女人上战场拼命，事成之后连参政投票的权利都不给，换谁能不气。那巴掌不是打宋教仁一个人的，是打给整个不把女性权利当回事的政坛，到最后那四个字也没加回去，女权从一开始就是这场共和大戏的边角料。
再回头说湖北的“三武”，权力拿到手的那天，彼此之间的裂缝就已经在了。蒋翊武跟孙中山黄兴走，慢慢被排挤边缘化，到后来在湖北革命党里几乎没了声音。孙武不一样，武昌首义的时候被炸伤了脸，是实打实的战场英雄，掌权之后却变了个人，把当年的革命理想扔得一干二净，满脑子都是钱和权。老战友劝他不忘初心，他直接指着鼻子骂，摆起官架子和旧官僚没两样。
这种做派，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兄弟根本忍不了。一群人商量完直接抄了孙武的家，孙武不在现场，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说要辞职交权，可已经晚了。失控的乱兵到处抢掠，还杀了二镇统带张廷辅，重伤了他的妻子，局面彻底失控。黎元洪正好借着出兵弹压收拾局面，心里不知道多开心，压在头上的石头终于搬开了。
孙武到了蒋翊武靠边，剩下最难对付的就是张振武。当年黎元洪不肯当都督，张振武直接拿枪顶着他的脑袋，说不答应就毙了他，这笔账黎元洪记了一辈子。掌权之后张振武也飘了，出门都带六十个卫队，谁也碰不了他的兵，逢人就说黎元洪能有今天全靠他。后来他去上海买军火，不听黎元洪的叮嘱防骗子，结果被坑了十几万大洋，买回来一堆废旧枪支，钱还是从老百姓的税收里出的。他自己在上海养了九房小妾，开销全走公款，早就没了当年首义的锐气。
黎元洪收拾不了张振武，直接把烫手山芋扔给了袁世凯。1912年8月，袁世凯把三武召到北京，给了他们政府顾问的位子，孙武无所谓，在北京混日子也挺好，张振武却不干，天天到处发牢骚说不把他这个首义功臣当人。袁世凯又给他安排了蒙边屯垦的差事，他也不接，转头回武汉打着屯垦的旗号拉了一堆老兄弟，明摆着要重新抓军权。
黎元洪等这个机会等太久了，立刻给袁世凯发了一封密电，说张振武本性顽劣触犯军法，要求在北京就地正法。袁世凯收到电报还特意确认了一遍，确认是黎元洪的意思才动手，他心里门儿清，动张振武这个革命党旗帜，就缺黎元洪这张授权书，锅黎元洪背，刀他来握。
1912年8月15日晚上，张振武在六国饭店吃完饭坐马车回去，走到前门棋盘街就被拦了，车窗玻璃被砸碎，人直接从车里拖了出来。张振武还大声质问堂堂国都你们敢乱来，没人理他，确认身份之后直接送了军法处，把黎元洪的密电往他面前一放，张振武什么都明白了。最后他说要写遗书，想了半天又把笔扔了，什么都没写。1912年8月16日凌晨，张振武和随行的团长方维被处决，连审判都没有，罪名都是事后补的。
消息传出来举国哗然，二十个议员联名质问政府，凭什么不经审判就杀人。报纸直接点破，共和国家靠法律杀人，轮不到行政命令说了算。黎元洪本来想让袁世凯背锅，没想到袁世凯直接把密电原文登在报纸上，锅直接甩了回来，黎元洪一下子成了革命党的公敌，好几个党直接把他开除出党。
他输了面子，却拿到了整个湖北的实权，三武死的死走的走，湖北军政终于落到他一个人手里。可这份胜利也没热多久，革命党从上海潜回武汉，打算在武昌首义一周年发动二次起义，走漏风声之后，黎元洪手下一口气杀了一千多革命党，武汉三镇又重新笼罩在血雨腥风里。
1912年是热闹的一年，也是沾满血腥的一年，革命党推翻了皇帝，转头就开始斗自己人。1913年3月，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拿到了国会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离他政党内约束袁世凯的理想只差一步，他北上组阁的路上，在上海火车站被人从背后开枪射中，撑了两天就死了，才三十一岁。
宋教仁是那个年代少数真的认认真真想搞议会政治的人，他一死，那个时代最后一点对共和理想的认真也跟着没了。之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干脆自己称帝，当年那312个政党，大多连名字都没留下来，像从没存在过一样。
当年在《民国报》当编辑的梁漱溟，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党派林立乌烟瘴气，昔日战友反目成仇，有功的功臣死在暗夜里。他留下一句问话，这个世界，会好吗？没人给他答案，历史也没给。
那些死去的革命者，都以为推翻一个皇帝就能换来新世界。可他们到最后才懂，真正难对付的从来不是龙椅上的那个人，是权力重新洗牌时，每个人心底藏着的那把刀。
参考资料：人民网 《民国建立初年的革命党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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