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防御性医疗”现象,如何破局?
“医生看病,不仅要看病情,还要看脸色,生怕一句话不对付就被投诉。”近日,出席河南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省政协委员、民盟盟员辛凯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要及时刹住虚构诊疗过错、伪造医疗文书、利用网络造谣诽谤、反复缠访闹访这股歪风,打造诚实守信的医疗环境。
辛凯建议,首先应明确界定“红线”,将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网络造谣等六类行为明确列为失信情形。其次,要建立医疗诚信档案,对恶意投诉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大幅提高其失信成本。此外,还需建立医务人员投诉快速复核机制,严禁“未查先罚”,同时可健全信用修复机制,引导投诉人回归理性。
辛凯委员的一席话,道出了当下许多医生的执业困境。
2026年地方两会期间,医疗投诉问题成为多位省级政协委员的共同关切。四川、安徽、河南等地委员纷纷建言,呼吁规范医疗投诉行为,平衡医患权益,让医生能安心治病,让患者能理性维权。
投诉激增,防御性医疗成“不得已的选择”
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省立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范西真指出,当前各类便捷投诉渠道在保障患者权益的同时,也衍生出“投诉成本极低、医院无限度应对”的被动局面。部分人甚至以曝光相挟,迫使医院投入大量资源自证清白。
图片来源:中安在线
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正畸科主任王军观察到,近年来医疗投诉数量显著增加,已成为医院普遍现象。他透露,科室曾连续接诊数位疑难病例患者,治疗方案经专家集体讨论确认无误,却仍遭投诉。
投诉压力带来的连锁反应远不止情绪消耗。在高投诉风险下,“防御性医疗”正成为越来越多医生的被动选择。
王军在网上看到医护群体中流传的一段话:“医生只能用1/4精力治病,1/4做深入知情告知,1/4详细记录病历,剩下1/4应对可能的投诉。”当面对曾与其他医生产生纠纷的患者时,医生若不忍拒诊,就意味着要承受更高投诉风险——风险告知需详尽数页,精神持续高压。
这种压力最终转嫁到所有患者身上。王军坦言,医患信任缺失时,医生为自证清白不得不增加检查,而这又可能被质疑为过度医疗,形成恶性循环。
“另请高明” 背后:
医生的三重无奈与防御性医疗蔓延
此前,某大三甲医院放射介入科主任的一段经历,在医疗圈引发轩然大波 —— 一台紧急动脉瘤手术因家属拒绝接受任何风险,被迫临时暂停,而 “我不行,另请高明” 的无奈表态,正逐渐成为部分医生应对高风险诊疗的 “防御性共识”。
“防御性医疗” 的现象,正逐渐在高风险科室蔓延,根源在于三重现实困境:
(一)医学不确定性与家属过高期待的矛盾
医学本质是充满未知的探索性科学,即便成熟的手术也存在风险。以四级高难度手术心脏射频消融为例,其成功率约 95%-97%,仍可能出现房室传导阻滞、血管损伤等并发症;而动脉瘤介入手术涉及颅内脆弱血管,突发状况的不可预测性更高。但部分家属缺乏对医疗风险的基本认知,将 “花钱看病” 等同于 “交易保障”,拒绝接受任何意外可能。
(二)医疗纠纷压力与执业风险的双重挤压
近年来,网络医闹与不合理索赔事件频发,让医生陷入 “做多错多” 的困境。某妇产科主任曾因 3 起医疗纠纷遭长达7个月的网络暴力,最终跳楼离世,涉事 15 个账号发布 89 条不实信息,对医护人员造成毁灭性心理打击。更令人无奈的是,部分家属将 “网络发帖” 作为索赔手段,即便医学会出具 “不构成医疗事故” 的鉴定,仍持续信访投诉施压。在这种环境下,医生为规避风险,只能选择回避高难度、高争议病例。
(三)权责不对等与职业尊严的弱化
临床中存在的畸形现状让医生寒心:检查出问题被指责 “过度医疗”,未检查出问题被投诉 “漏诊”,治愈是 “理所应当”,失败则是 “庸医害人”。这种权责不对等的评价体系,严重削弱了医生的职业成就感。数据显示,尽管 2024 年医生职业倦怠率有所下降,但仍有 43.2% 的医生存在职业倦怠症状,其中 6-15 年执业经验的医生压力最大,“惹不起就躲” 成为部分人的自保选择。
如何破局?委员开出三剂药方
面对非理性投诉乱象,委员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
药方一:强化平台审核,建立投诉终结机制
王军建议,加强相关平台对涉医内容的审核责任,扭转当前医患舆论环境。“部分平台的推波助澜严重影响了医患信任,只要不信任的土壤还在,问题就很难解决。”
同时,建立投诉终结机制——当投诉达到一定次数后,应引导患者进入医疗鉴定或司法程序,而非允许无休止重复投诉。“有问题正常投诉,该罚就罚,但不能无限循环。”王军表示,医生欢迎患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真正让医生心力交瘁的,是那些不走法律程序又反复缠诉的情况。
药方二:将恶意投诉纳入信用约束
辛凯建议,将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网络造谣等六类行为明确列为失信情形,建立医疗诚信档案,对恶意投诉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同时建立医务人员投诉快速复核机制,严禁未查先罚,并健全信用修复机制,引导投诉人回归理性。
药方三: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
范西真呼吁,全面推行并优化医疗责任险,使其成为处理医疗过失赔偿的主渠道;大力推广针对高风险治疗的“医疗意外险”,将其明确为应对“无过错”不良结果的风险分担工具,从经济层面疏解纠纷压力。
他还强调,政府应主导开展持续、科学的医学科普教育,帮助公众理性认识医学局限性;公开宣传依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正反面典型案例,树立“依法维权受保护,无理取闹受惩处”的鲜明导向。
委员们的建言,不是为了对抗患者,而是希望构建一个医患双方都能被公正对待的制度环境。当医生不再需要一边治病一边提心吊胆,当患者的合理诉求能通过规范渠道得到回应,医患之间那座正在被侵蚀的信任之桥,才有可能真正修复。
来 源 / 卫生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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