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里看起来就像一座鬼城，没有生命，没有人。所有人都生活在街头。”
这不是电影。这是2026年3月的黎巴嫩。
哈桑·哈利勒今年58岁，家里有孩子，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以色列的空袭，已经持续了不知道多少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全家人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寻找安全的地方，并把他们安置在那里。”哈利勒说，“那里有妇女和孩子，我们必须保护他们。”
可他很快发现，哪有什么真正的安全。
据新华社报道，自美以再度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以军已空袭黎巴嫩1100余次。以色列向黎巴嫩超过53个村庄及人口稠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很多家庭，只有几分钟收拾行李的时间。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数据显示，自3月2日以来，袭击已造成687人死亡、1774人受伤。
81万人流离失所——仅一天之内，新增登记人数就超过10万。
3月15日，黎巴嫩贝鲁特，流离失所者的帐篷区遭遇大雨。街道上，公园里，海边，到处都是人。他们用毯子裹住孩子，在雨中等待——等待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哈利勒现在和家人借住在朋友家里。他反复念叨：“多亏了我的朋友，他为我、为我的家人提供了一切所需。”
可紧接着他又说：“这种生活毕竟不正常。”
连去趟超市都变得危险。“你得去超市或杂货店采购物资，可这绝非易事。一路上，你始终担惊受怕，生怕遭到袭击。”
离开家时，他几乎没时间收拾行李。
“我只带了几样必需品。每人一条裤子、一件T恤，仅此而已。”他说，“因为你不知道袭击和屠杀何时会降临。”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经历这些。
“2006年，我们曾遭到以色列的袭击；1996年也是；1982年同样如此。”
以色列的袭击，往往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理由。哈利勒不认同：“黎巴嫩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我们不是恐怖分子。”
这一次，他和家人逃到了黎巴嫩北部，一个基督教徒聚居区。那里离他的家很远，但至少，暂时活着。
萨勒曼·德拜西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在中国工作。今年春节，他回黎巴嫩探亲，原本打算3月1日返程。
那天晚上，他在朋友家聚会。“就在大家准备回房休息时，我们听到了枪声。到了凌晨2点或2点半左右，更猛烈的袭击声把我们惊醒——那是对达希耶地区的一次猛烈轰炸。”
他推测，袭击可能来自海上，由以色列驱逐舰发起攻击。
第二天，他试图回家，但没成功。路上全是人——大量来自南部战区的人群涌向贝鲁特。有些车子因为燃油耗尽抛锚，“他们是在凌晨三点突然接到撤离命令，被迫立刻离家，甚至来不及加满油。”
不少人只好弃车步行。卡车和皮卡的车厢里，塞满了人。
“任何人看到这一幕都不可能不流泪，因为这些人我都认识。他们原本安居乐业，生活在自己的家中。”
正值斋月。“许多人本应在斋月的第二或第三天，与家人一起祈祷、开斋，却被迫流落街头，仓皇逃命。”
从贝鲁特到哈勒德镇，只有五公里左右，却挤满了车辆。整条高速公路就像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大量的人在步行。
萨勒曼曾是红十字会志愿者。他太熟悉那种处境了——许多人来到临时安置点时，身上只有穿着的衣服。
“我们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目睹这样的悲剧不断重演。”
说罢，视频那头，萨勒曼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这是萨勒曼人生中的第五次战争。
他出生在黎巴嫩内战时期，在战火中成长。此后，他又亲历了1993年的战争、1996年的“葡萄行动”、2006年的战争，以及2023年到2024年的冲突。
但这一次，不一样。
“3月5日，当整个拉希耶地区的人被勒令撤离时，轰炸变得异常猛烈。”他说，“11日和12日以来，轰炸规模变得前所未有。”
人们躺在床上，听着像暴雨一样密集的轰鸣声，听着战机俯冲的声音。
他的家位于阿什拉菲耶区，从阳台上可以直视达希耶。他就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火花四溅，然后听到爆炸声传来。
“这虽然不是我第一次经历战争，但那种感官冲击依然强烈：你先看到火光闪烁，随后才听到震耳欲聋的巨响。”
这次，萨勒曼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恐惧。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国家未来还会面临什么？”
“这次我真的要离开黎巴嫩了。”
他的母亲一直在计算空袭的时间：警报会不会在他抵达机场时响起？空袭会不会就在那一刻降临？
萨勒曼说：“不知道2026年7月我再回来时，黎巴嫩是否还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今天，以色列人正在要求人们撤离，就像他们在加沙所做的那样——强制撤离。”
他的两个兄弟都在贝鲁特工作，每天需要往返城市。他的父母七十多岁了，仍住在老家。“如果突然发布撤离警告，而他们又不太使用社交媒体或手机，那该怎么办？”
他的嫂嫂们，就住在靠近轰炸区的地方。他曾劝她们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转移撤离，但她们拒绝了。
她们担心一旦离开，会有人趁虚而入霸占房子。因为她们是那栋房子里唯一的住户，而整个区域已空无一人。如果她们离开，会被洗劫一空。
萨勒曼的朋友卡里姆，在2024年冲突爆发时，曾带着家人临时撤离。原以为只需躲避一晚便能返回，却在持续的轰炸中被迫辗转寄居亲友家。
今年，新的撤离命令再次到来。他起初仍选择留下，试图像往常一样“等空袭过去再回家”。
那一夜的轰炸远超以往，波及整片居住着约30万人的区域。卡里姆最终被迫撤离。
第二天，他通过地图确认，导弹击中了自家所在的街区。
等他返回时，整栋建筑已面目全非——墙体坍塌，室内尽毁，硝烟埋葬了熟悉的气味。
“失去的不只是房子，”卡里姆说，“还有童年，父母一生的心血。”
最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战争中赤裸裸的强迫。
“仅仅以色列的一声令下，就能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深夜背井离乡。”
凌晨三点，一条简短的讯息从黎巴嫩南部发来。
“我的邻居今天在战斗中牺牲了。”
发来消息的人是玛拉克，一名住在提尔附近的高中生。她的邻居在靠近黎以边境的宾特杰贝勒战斗中身亡。“我周二才见过他，年龄不到30岁。”
战争，似乎总是在深夜传来消息。
玛拉克对这种消息并不陌生。“去年夏天也发生过类似的冲突。”但这一次，她隐约感觉局势不同。“哈梅内伊去世后，我总觉得会有大事发生。”
冲突真正逼近的那一刻，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斋月清晨。
那天是周日。她在黎明前醒来准备吃封斋饭，拿起手机，看到一条突发新闻：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6枚火箭弹。
“那一刻我就意识到，黎巴嫩又要陷入战争了。”
几小时之内，以色列开始对黎巴嫩南部以及贝鲁特郊区发动空袭。战火迅速蔓延。
玛拉克一家住在黎巴嫩山地区，暂时被视为相对安全的区域。“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撤离。”
但安全只是相对的。即使在家中，她依然能听到远处空袭的爆炸声。
战争的阴影也在悄然改变着日常生活。
“我妈妈囤了很多食物，以防情况恶化。”玛拉克说，周围很多家庭都在做同样的准备。
这种未雨绸缪，早已成为黎巴嫩人的生活经验。自2019年金融危机和抗议运动以来，食品价格频繁波动，人们习惯在局势不稳时储备粮食。
3月12日清晨，玛拉克发来一条消息：“学校通知今天放假。”
那天凌晨，她给记者发来一段视频。画面一片漆黑，只有战斗机低空飞过时巨大的轰鸣声。
“我们其实已经习惯这种声音了。”她说。
那一晚，战机飞得格外低。“他们这样飞了好几次。”就在两小时前，以色列在贝鲁特发动了一次袭击。“当时很多人正在睡觉。”
黑暗中，只有战机的轰鸣在夜空回荡。
“伊朗的战争是看得见的战争，黎巴嫩的战争是看不见的战争；伊朗的问题是有结束时间的问题，黎巴嫩的问题是没有结束时间的问题。”
在黎巴嫩生活了25年的赵颖，这样总结。
黎巴嫩社会的特殊结构，使得长期紧张状态几乎成为一种常态。这个国家由多种宗教群体共同构成，不同宗教群体往往以社区为单位聚居。
“在黎巴嫩，你只要说出自己住在哪个区、姓什么，很多人就能大致判断出你的家族背景、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甚至政治倾向。”
尽管冲突频发，赵颖却很少看到黎巴嫩人表现出强烈的恐慌情绪。“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战争。”黎巴嫩城市里甚至没有常见的防空警报系统，也缺乏系统性的预警机制。
这一点，也得到萨勒曼的印证。“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警报’，反而是从敌方的媒体报道中得知的。”
不同社区对流民的接纳程度并不相同。赵颖所在街区属于基督教社区，如有陌生流民进入，居民往往会第一时间通知市政部门。
“一些基督教社区对接纳什叶派穆斯林流民比较谨慎，因为担心真主党成员可能混在其中。”
2024年曾发生过类似事件：一户居民将自己闲置的大房子借给一个流离失所的大家庭居住，不久后，以色列无人机追踪到该处目标，整栋房屋被空袭摧毁。
在一些街区，甚至出现了对流离失所者的排斥和驱赶现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些流离失所者大多来自什叶派社区，其中不少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群体。因此救济与援助方面，往往也更多依赖什叶派社区网络或真主党相关机构。”
黎巴嫩以宗教教派分权的政治体系，使权力与资源沿教派分布。而近年随着以色列持续打击真主党，什叶派与基督教派系的既有联盟松动，政坛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现在黎巴嫩政坛的格局正变得更加碎片化。”秦天认为，这种碎片化趋势，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同族群与利益集团之间的隔阂。
但在赵颖看来，黎巴嫩长期呈现出一种“国穷民富”的特殊状态。
黎巴嫩本土人口约六百多万，但海外侨民多达1500万，分布在巴西、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等地。“侨汇实际上是黎巴嫩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很多人每个月都会从海外亲戚那里收到几百美元汇款，就能维持基本生活。”
“很多人都像‘狡兔三窟’一样。”赵颖的家庭在贝鲁特有一套房子，在北部地区还有一栋三层半的住宅。“如果战事升级，我们就搬到北方住几天，等局势稍微缓和，再回到贝鲁特。”
可这一次，能回到哪里？
2006年黎以冲突结束后，欧美国家以及伊朗曾向黎巴嫩提供大量援助资金，用于重建基础设施和民居。但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类似规模的援助很难再现。
“国际社会这几天一直在为黎巴嫩问题开会，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国家自身也面临经济压力。”
“大家或许都有心帮助，但在当下，很难有哪个国家或机构能够拿出足够的资金，去帮助黎巴嫩普通民众重建家园。”
这种无力感，在当地并不陌生。
“有时候，这种处境就像外界对待加沙问题一样——国际社会不断讨论，却很难真正改变现实。”
萨勒曼现在已经离开了黎巴嫩。
他的母亲说：“这是我第一次庆幸你离开了家，至少你是安全的。”
但他走的时候，他的父母还留在那里，他的兄弟每天还要往返城市，他的嫂嫂们守着房子不肯离开，生怕被洗劫一空。
他的朋友卡里姆，失去了整栋房子，还有童年的记忆。
玛拉克还在家中，听着战机轰鸣，不知道下一次爆炸会在哪里。
哈利勒说：“黎巴嫩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我们不是恐怖分子。”
可是，谁会听到这句话呢？
战争没有警报，只有凌晨三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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