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是运用语言在人际间进行沟通交流的社会行为，是交际双方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的互动互构过程。人们需要沟通交流的是彼此的见闻和思想感情，而作为中介和凭借的“语言”，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替代符号，即是用来指称事物和心意的“代码”，听（读）者所接收到的，只是说（写）者输出的代码，那么，如何保证能将这些代码准确无误地还原成说（写）者所要表达的事物和心意？
索绪尔指出：“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刘焕辉先生说：“交际过程是一个包含许多矛盾的运动过程，如：交际双方的表达（说或写）和接受（听或读）的矛盾，双方赖以进行交际的言语形式及其和被表达的思想内容的矛盾……言语交际和交际环境及有关物理因素的矛盾……等等。”（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第32页。）一句话，言语交际是主体间多种矛盾要素对立统一互动互构过程。如何协调和统一这些矛盾以保证交际活动畅通无阻顺利进行？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辞达”是古圣对言语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一般被解释为：用词造句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但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说，这种解释显然还不够全面，因为言语交际是交际双方“主体间”的相互活动。光靠说（写）者自顾自说，说得再好也不行，还必须让听（读）者能够明白和理解。“达”在这里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准确“表现”自我——交际主体能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二是顺利“通达”他人——所表达的意思能够冲破阻隔，圆满地通达交际对象，为交际对象所顺利接收和理解，从而成功实现沟通交流的目的。用相似原理来解说，就是：所说、所写必须与自己的所想保持高度相似；所说、所写必须与交际对象的心理特征、接受条件保持高度相似。
信息论的观点认为，言语交际就是一个信息传输的过程。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充当着传递信息的代码。对说写者来说，就是编码和发码。“编码”，即把思想内容转换成语言；“发码”，即用口、笔将组织好的语言说、写出来。对听读者来说，则是接收和解码。“接收”，就是通过视、听触及对方发出的言语形式；“解码”，就是将言语形式转换还原成思想内容。然而人毕竟不是简单的编码、译码工具，人际交流也不仅是简单的技术操作过程。“编码”“发码”的实质，是“化意为言（字）”的过程；“接收”“解码”的实质，是“循言（字）会意”的过程。也许人际交流的全部奥妙，就体现在这 “化”“会”二字上；我们所说的“相似”与“互构”的全部奥秘，也同样体现在这“化”“会”两个字上。
从说写者一方而言，要想让“化意为言”“化”得恰到好处，取得最佳交际效果，胸中一定要有明确的对象意识、目的意识、情境意识和效率意识。必须先仔细想清楚：你究竟想说些什么，为什么要说，向谁、向什么人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说，最后才是该怎样说。话是说给别人听的，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俗话说“会说的，让人笑；不会说的，让人跳”。要让对方乐意接受并积极回应，就得了解对方，充分考虑对方的年龄、身份、地位、阅历、文化水平、个性特征等，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事事“设身处地”，处处为对方作想。一句话，必须努力寻求彼此间各方面的最大相似性，做到“言能适境”，“文能得体”。这样，才能达到心心相印、和谐共鸣。请看两个实例：
例1：有一位年轻的人口普查员，登记户口时，他问一位农村老太太：“有配偶吗？”老人愣了半天，然后反问：“什么偶？”——这是因为没有考虑交际对象的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使交际发生了阻隔。
例2：一次，一位演说家去某市给少年犯人作报告，首先就遇到一个如何称呼的难题：称“同志们”，显然不行；叫“罪犯们”，也不合适。经过一番斟酌，最后决定用“触犯了国家法律的年轻的朋友们”。话一出口，全场立即引起了热烈的掌声，还有不少少年掉下了眼泪。——之所以收到这样意想不到的交际效果，完全是因为他用的这一称呼，与少年犯们此时此地的身份与心境，实现了最佳的匹配，符合“心理相容”的原则。
任何言语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围绕某一事物、伴随着某一事件而展开的，其间定有种种要素对言语活动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说话作文不能不受具体的言语环境的约束。有人剖析，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羌管悠悠霜满地。”就是利用典型环境表达思想感情的绝妙佳句——由于“家万里”，就使得“浊酒一杯”别具滋味；由于“霜满地”，就使得“羌管悠悠”倍有情致。同时，“浊酒一杯”也使得“家万里”更见遥远难归；“羌管悠悠”也使得“霜满地”更见凄凉阴冷。如果脱离这些环境关系而空发感慨，必将黯然失色。所谓“适境”，就是说话作文，要强调“言”与“境”的一体化。也就是将言者、听者、读者、场合、话题等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从整体出发，注重文辞与情境、题旨的充分协调，以及各有关要素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生发和互相制约的作用。有时还要注意语言与更大的社会、文化整体环境的契合与适应。请再看两个实例：
例1：有一个人去某公墓参加吊唁活动，看到墙上贴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把经济搞上去，让人口降下来。”单看标语内容当然没有什么错，但与贴标语的具体场合联系起来，就不得不让人感到别扭。
例2：（一家厨房间着了火，主人急着给火警打电话。）
主人：“消警吗？快，我这里着火了！”
消警：“在哪里？”
主人：“在我家！”
消警：“我问的是在什么地方！”
主人：“在我家厨房里！”
消警：“我问到你家该怎么走？”
主人：“你们不是有救火车吗？”……
这一交际活动的失败，并没犯任何语法上的错误。问题出在报警人只是自顾自说，头脑中根本没有“他人”意识，始终不能从消警的角度想一想，所传达的信息与消警亟需知道的内容不相匹配，所以根本无法沟通。
例3：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我国大使馆为外国朋友放映越剧片《梁祝》，工作人员写了十几页的说明书送交总理审阅。总理看了以后，建议工作人员只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利叶》。”
——总理的修改意见之所以高明，是因为他巧妙地找到了表达内容与交际对象（外国朋友）的文化背景和理解基础之间相似连接的契合点。
说话作文，务要得体。语言是有“体”的。所谓“语体”,实际是一定的思想内容和一定的言语形式在长期的、不同的语文交际实践中，互相适应，逐渐固定下来的语文样式或类型。“书(文)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因为交际类型和功能不同，所以相同的“意”，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体制与措辞。语体是长期形成的社会约定，不是哪一个人的别出心裁。目前通行的不外四大文种：应用（公文和日常实用语体）；新闻（政论语体）；学术（科技语体）；审美（文艺语体）。不同的语体具有不同的表达功能，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交际类型。如果使用错位，就是“不得体”，不但会影响交际效果，弄不好还会闹出笑话。比如：妈、娘、母亲、老妈、虽然是对同一个人的称呼，但却属于不同的语体，不能随便乱用。据刘焕辉先生统计，对“死亡”这个意思，在汉语中就有一百多种说法，使用起来是很有考究的。对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即使同是新闻语体，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传媒，也需要很好把握分寸。比如当年蒋介石离世，不同的报纸就做了不同的报道：“蒋介石死了。”“蒋介石病逝。”“蒋介石一命呜呼！”而对马克思逝世最让人称道的报道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头脑不再思考了”。确实，言语表达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门艺术。从听、读者一方来说，要使“循言会意”会得准确、透彻，同样需要下一番真功夫。言语表达毕竟只是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人的语言本来就具有隐喻性、修辞性、概括性、写意性，是一种既实而又虚，既完成而又未完成的形式。能否准确无误地接收理解，主要靠读者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和智慧。汉语本来就是意会语言。“意会”是国人向来所推崇的理解方式。“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辨也。”（墨子《经上》）“伯牙鼓琴，子期听之，不相语而意相知。”（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无论是文字解读，还是艺术欣赏，都是依靠人的“心之辨”来实现“意相知”的，这便是“意会”，它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泯合与默契。所谓“意会”，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推理形式的推理过程，是凭借主体的已有经验，运用直觉思维，直接推断出说（写）者的表达意图，让彼此泯合为一，达到“意相知”即“心领神会”“心心相印”的境界。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是，这“心之辨”的理据是什么？它究竟凭借什么来实现“意相知”的理想效果？相似论认为，“我们人能欣赏艺术，把纸上的曲线想象成是高山，是水波，是花瓣、是森林……这都是人的思维过程中相似性运动与匹配功能的显现。我们看到书上的文字，听到别人的讲话，能明白他们说的事情，能使我们如同身临其境，这都是语言中枢和视觉中枢通过相似性运动而相互激活、相互联系、相互调制、相互匹配的结果。”（张光鉴《相似论》江苏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具体点说就是：听读者以头脑中储存的已有经验（相似块），作用于接收到的言语信息，通过相互碰撞、相互运动，实现相似匹配、相似转换、相似建构。孟子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里的“意”就是听读者自己头脑中已积蓄的有关知识经验（相似块）；“志”就是说写者的表达意图；“逆”是追溯。读者只有积极调动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相似经验，按照相似原理去推断作者的心迹，才能真正获取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意义，理解和把握作者的表达意图。具有相似的感官和相似的感知能力的人，面对相似的事物、自然会留下相似的感觉记忆（相似块）；又因同处一个语言环境，所以也会运用相似的表达形式来表现它。反过来说，面对相似的表现形式，自然也能转换或复现出相似的感觉记忆（相似块）。所以，“意会”效果如何，取决于自己胸中已有经验（相似块）的储存。俗话说“察己知人”，要想“知人”，必须先会“察己”。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 要想以己之“意”，“逆”人之“志”，就得不断学习，努力丰富自己的经验储存和文化积淀。
不过，我们也应当明白，人的精神主体虽有“同质性”， 有相通的一面，也有“异质性”、个性和不相通的一面。有时候，“以己度己”尚且不能正确无误（无自知之明），“以己度人”差距当然会更大（“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是有的）。这势必给“以意逆志”增加了难度。言语交际是在由许多相关因素构成的“场”里发生的，无论是言语的生成表达（编码），还是接收解读（解码），都必须接受这种“场”的整体的影响。“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叶圣陶语）“循言会意”的关键还在于，能不能进入话语情境，从更深的层面、更广的领域理清说写者的思路。李维鼎先生认为，要真正提高解读效益，必须“穿透‘两层’（语表层、内蕴层），出入‘三境’(物境、意境、情境)”。他说：
“语表层给吸收者以丰富的言语信息，首先是由言语信息的刺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初步再现和再造言语作品通过具体记叙、描写所营造的‘物象’境地，获得具体而充实的感性印象（这是第一次建构——化符号为物象）；据此进一步动用自己的生活积累，探究和体验物象之所寓、所示和所指，与作者作意味层面的对话（这是第二次建构——变物象为意象）；由于主体的深层介入和情感的投入，才有可能由‘意境’层面进入到‘情境’之中，在共识的基础上共鸣，在共鸣的基础上一起心跳（这是第三次建构——由意象激活情感）。这样，就使穿透‘两层’具有具体的内容和生动的灵气，从而真正地涵泳体悟，有所心得。如果说穿透‘两层’是垂直深入的话，那么出入‘三境’就偏于同一层面的横向开拓，共同建构起转换的三维框架。”（《语文言意论》李维鼎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226-227页。）听、读者只有充分调动自己的已有经验（相似块），运用“相似互构”原理，才有可能真正“穿透两层”“出入三境”，达到深刻理解、心领神会的目的。请看两个实例：
例1：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被捕时，有一段交代小铁梅的唱词：
“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账目要记熟，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这是在特殊的环境下，采取的特殊表达方式。我们相信:小铁梅是完全能够听懂这些暗语的，因为她就是在这个特殊的革命家庭里长大的，对于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眼皮底下与敌人周旋的残酷战斗环境早就十分熟悉，所以容易“入境”会意。
例2：鲁迅《祝福》中的一个情节：
“‘你放着吧，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站着......”——我们只有联系祥林嫂刚刚捐过门槛“赎了罪”的具体情境，才会明白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中所隐含的巨大杀伤力：在四婶的眼里，她永远是一个罪业深重的不吉利的女人，正是她这句话，使祥林嫂刚刚滋生的一线希望又彻底破灭。
例3：在周晔写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不知道，’伯父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笑着说，‘我小的时候，鼻子跟你爸爸的一样，也是又高又直的。’
“‘那怎么——’
“‘可是到了后来，碰了几次壁，把鼻子碰扁了。’
“‘碰壁？’我说，‘是不是你走路不小心？’
“‘你想，四周围黑洞洞的，还不容易碰壁吗？’
“‘哦！’我恍然大悟，‘墙壁当然比鼻子硬得多了，怪不得您把鼻子碰扁了。’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小周晔说自己“恍然大悟”，其实压根没有悟，甚至连在座的人为什么“都哈哈大笑起来”也没闹明白。因为她与对话人在年龄、阅历、知识背景诸方面的悬殊实在太大了，根本找不到任何“相似块”，所以既入不了境，也会不了意。
言语表达是一种多要素相似匹配的整合系统，每一次完整的言语表达，都势必包含着符号的、声音的、表象的、意义的、观念的、情感的……多种复杂成分。而且，在连贯的言语表达中，重音、语气、语调乃至节奏都与人的心理表现存在着相似互构（异质同构）现象。节奏是由于力度的变化而产生的，某种力的节奏能激起人们相类的情绪，如舒缓、紧张、轻快、凝重、高昂、低沉等等。于是节奏也便成了情绪的形式。与此相对应，语言自然也有节奏。诗的形式因有节奏而具备了情绪的形式，于是就能表现或塑造人们的情绪。“大江东去”与“一条大江向东流去”，意思完全相同，但因语言的节奏不同，所表现的情绪、气势，肯定是大不一样的。汉语言是“人治”的语言，不适宜运用语法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解读，而更加倚重整体性直觉体悟，凭借敏锐的语感经验。王尚文先生的《语感论》认为，人的语感图式一般由三个层次的结构网络组成：一是形式结构（语音形式、语义形式）；二是情境结构（主观、客观）；三是意向结构（目的、意图）。与此相应，语感也有三个层面：基础语感（语言的）；语境语感（上下文、自然、社会、文化）；体式语感（文体、语体）。
语感的第一对象就是言语形式，一个言语形式总是由一个个语符（音符、字符）组成的线性序列。从语音的角度往横向看，就是节律、语调、语气等，这是一个最微妙、最复杂的层次，比如张三说：“李四为人不错。”由于王五在语音中注入了一种讽刺的情调，即使他说得一字不错，也会使这句话“变味”。语义结构往横向看，就是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关系。句子由词和短语组成，但句子的意义并不是由词和短语的意义简单地相加而成。比如“他哥哥已经死了当运动员这条心”，听读主体必须有相应的“句法图式”，才可以同化、顺应言语对象中的句法关系。曾国藩曾在奏章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表面看，只在形式上把词序调换一下，但对表现这位老先生的心迹来说却有天壤之别。语感敏锐的人，能够迅速捕捉到汉语的弦外之意、言外之意，瞬间从语调中察觉出表达者的意图或用心，诸如告知、肯定、允诺、命令、警告、请求、询问、建议、威胁、劝告、说服、鼓舞、欺骗、激怒、引导等等。日常生活中言语交际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交际双方的语感把握意图的准确性。比如：“你放心，我一定准时去！”——是热情地响应？是友善的允诺？是强悍的威慑？是接受挑战的宣誓？还是隐藏杀机的暗示？这种种可能都有，这就要靠敏锐的语感，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境及说话的背景，作出正确的判断。
当然，交际现场的语境，是狭义的语境，意会沟通有时还要考虑广义的更大的语境，联系整个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背景。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心理、审美习惯和价值观念，必定会反映到民族语言中来，语言中反映和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制度、宗教、民间习俗等。正因如此，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语，由于在不同文化氛围中不断使用，会产生许多附加的文化感情色彩，引起许多不同的心理反映。比如颜色词“红”“白”“黑”，方位词“左”“中”“右”，在东西方就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民族之间各自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观。“西风”对于我们来说，会给人一种凄冷的感觉，“昨夜西风凋碧树”；可雪莱在《西风颂》中却对西风进行热情的赞美，因为对英国人来说，西风是很温暖的。这些因素，都是表达交流时务必要加以考虑的。
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是，语词只是人对现实事物的一种抽象和概括，正如德国诗人席勒所说：“语言从它所表现的对象那里剥夺了对象的感性和个性，而强加给对象一种外在于它的特性（普遍性）。”它让我们“站在概念与事物之间，看不清真正的事物。”从本质上说，“事物是无法描述的，被描述出来的已不是实在的事物”，纵使是最出色的“表达”，所表达的充其量也仅是真实对象的“相似物”。同理，人说出来的东西，与别人所理解的东西，也是永远不会完全一样的。所谓“深入理解”，仅仅是在努力寻找与表达者原意更接近、更“相似”的意义而已。所谓“意会”、“心领神会”，其实只是与表达者之间取得了某种“相似连接”罢了。人类的观察、思维、表达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种种认识、观念、概念、知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沟通、交流……究其实质，都是一种寻求最大“相似性”的过程。有人说，言语只是一个“导向性”系统，而不是“规定性”的系统。在言语表达与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耗损”或“失真”问题。人的语言本来就具有隐喻性和写意性。不论是说、写者，还是听、读者，在进行表达和理解时，既有自身的能力和水平问题，也有态度和品质的问题，前者造成表达不清、理解不透；后者造成故意歪曲、断章取义。这就提醒我们：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言语活动。“发码”（说写）时，力求实事求是，清晰准确；“解码”（听读）时，潜心辨析，竭力避免误读和曲解。
总而言之，言语交际是“心意”的传递与交流，是不同主体间对物、言、意进行转换的的互动互构过程。鉴于言语行为整体性、动态性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采用整体性的言语理解方略，将言语的“言内”与“言外”统一起来，内容与环境结合起来，表达者与吸收者协同起来，争取收到会意、知心、识人的整体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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