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旬老妇把82人骗回家供儿子杀害，仅判刑13年，儿子被送精神病院|亚历山大|受害者|奥尔加|柳德米拉|精神病院|老妇|谋杀

如果你住在1996年的俄罗斯新库兹涅茨克，你可能会觉得，隔壁那个总送汤的老太太，是这条街上最善良的人。直到你发现，那锅汤里熬的，并不是普通肉食......

1996年10月，皮奥涅罗夫街53号。

楼下住户已经忍了好几个月。天花板上不断渗水，水质浑浊发黄，带着一股暗红色的诡异色泽。最要命的是气味——那不是普通下水道的臭味，而是一种让人胃里翻江倒海的腐烂甜腥。

邻居们不是没找过楼上。九楼那户人家，住着一对母子。母亲柳德米拉，六十多岁，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说话轻声细语，平时靠捡破烂为生。儿子亚历山大，邻居们都知道，“脑子有点问题”，常年不出门，偶尔在楼道里碰见，眼神躲闪，像只受惊的耗子。

每次上门提醒，柳德米拉都会一脸歉意：“不好意思啊，亚历山大又犯病了，在修家具呢。回头我收拾收拾。”

她还经常送东西给邻居。

半旧的童装，几块生肉，或者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

九十年代中期的俄罗斯，物资匮乏，能吃上肉是稀罕事。

邻居们接过肉汤，心怀感激，也就不再好意思追究那越来越浓的臭味，和音乐间歇时那种沉闷的、像骨头断裂的撞击声。

直到10月的那天，楼下住户实在忍无可忍了。

此时，水已经不只是渗，而是在淌。

几个邻居带着物业维修工，冲上了九楼。

门敲了很久，里面明显有人，脚步声慌乱，音乐声被调得更大了，但就是没人开。

邻居们只好报警。

警察赶到时，那扇门依然紧闭。而门缝里，已经开始往外渗出暗红色的液体。

警察只得找来工具破门。

当门被强行破开的那一刻，一股恶臭扑面而来，站在最前面的维修工，当场吐了。

后来有警察回忆说，那种味道，好像有人把死老鼠塞进你的鼻孔里，让人一辈子忘不了。

房间里的景象让所有人愣住了。

墙上贴着密密麻麻的恐怖素描。床上乱糟糟的被褥下面，赫然露出人的肢体。

掀开被子，只见3个人——确切地说，是3个躯体躺在那里。

最中间那个满身是血的女孩，在手电筒的光照下，竟然微微抬了一下手。

她叫奥尔加，17岁。是这间地狱里唯一的幸存者。

厨房里，灶台上的大锅还在冒着热气。揭开盖子，里面翻滚着黑乎乎的汤底。

旁边水桶里，泡着尚未处理的肉块。

浴室的下水道完全堵死，管道已经爆裂——因为被冲进去的软组织碎片太多了。

这一刻，所有人才意识到：这栋楼的邻居们，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吃这户人家送的肉到底是什么肉。

奥尔加被紧急送往医院。

医生检查后都震惊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女孩因长期被虐待，全身多处器官衰竭，可是她竟然还能活到现在，这在医学上简直就是个奇迹！

但她确实出撑不了多久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着警察的录音机，艰难地讲述了那个致命的下午——

遇到柳德米拉时，她正和两个朋友在市场买东西。老太太说自己买的东西提不动了，问她们是否愿意帮忙给送回去。于是，3个善良的女孩就在柳德米拉的引领下，走进了皮奥涅罗夫街53号。

柳德米拉的家门被关上的瞬间，一条大狗扑了过来，随后是她的儿子亚历山大，手里拿着刀，冲过来殴打女孩们。

那个刚才还一脸慈祥的柳德米拉，则站在旁边冷冷地看着，只说了句：

“别弄脏了地毯。”

奥尔加的两个朋友，当天就死了。

亚历山大没杀奥尔加，而是让她处理她朋友的遗体，并威胁她说：“你不做，就让狗咬死你。”

证词录完不到半天，奥尔加停止了呼吸。但她留下的证词，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证据。

警方随即展开对柳德米拉母子的调查。

调查发现，这是一个让人压抑的畸形家庭。

亚历山大出生于1970年，从小身体不好，脑部发育迟缓。他上面还有个姐姐，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侵犯过。

亚历山大的父亲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老婆、骚扰女儿。柳德米拉早年在丈夫的暴力下早已吓破了胆，不管家里发生什么都假装看不见。

亚历山大3岁那年，父亲侵犯女儿的丑闻传了出去，他受不了舆论压力，跑了，姐姐也离开了家，在法院找了份工作，偶尔回来看看。

于是，柳德米拉就把所有情感都倾注在体弱多病的儿子身上——在她眼里，儿子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只要儿子高兴，杀人放火都行。

亚历山大视力不好，经常头晕、流鼻血，12岁还尿床。

这些生理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心理扭曲。

柳德米拉放心不下，每晚都和他睡在一起。

儿子在外面调皮捣蛋，往邻居门锁里塞火柴棍，邻居找上门来，她不教育儿子，反倒嫌邻居多管闲事。

他内向、懦弱，从小被同学欺负。

每次哭着回家，柳德米拉不是教他如何自卫，而是抱着他，用一种毛骨悚然的温柔对他说：

“没关系的，不是你的错。是他们坏。他们都是垃圾。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些垃圾都清理掉。”

亚历山大从小就看着父亲对母亲和姐姐动手，虽然他想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总在哭，但父亲那套憎恶女性的观念，像种子一样种在了他脑子里。

在母亲的教导下，“清理垃圾”这四个字，后来成了他杀戮的全部理由。

柳德米拉原来在学校做总务处主任，后来因偷东西被学校开除，又在法院找了个助理的工作，经常把刑事案件的资料带回家研究，和儿子一起看犯罪现场照片。

看一段时间后，亚历山大开始对集中营和酷刑着迷，就自己画图研究。

柳德米拉不仅不制止，还主动给他买画笔买书和他一起学。青春期之后，亚历山大的心理扭曲开始显形。

1991年，21岁的亚历山大谈了个女朋友，叫叶夫根尼娅。女孩很快发现他喜怒无常、有暴力倾向，而且他那个母亲总是阴魂不散地盯着他们。女孩受不了，提出分手。

这一下惹恼了亚历山大。他把女友锁在公寓里，日复一日地折磨，把学到的所有酷刑都在她身上试验了一遍。

邻居听到惨叫声，柳德米拉就出面解释，说儿子在看恐怖片，音量开太大了。

一个月后，叶夫根尼娅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亚历山大被捕了。但审判前的精神鉴定显示，他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在当时的法律下，这意味着他免予刑事责任，不需要坐牢，只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1995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崩盘，医院经费断绝，柳德米拉趁机申诉让儿子出院，也有说是她拿儿贿赂了医生。

反正医生最后在亚历山大的出院诊断书上签了如下意见：

患者病情稳定，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建议回家进行门诊治疗。

就这样，亚历山大大摇大摆地回了家。

其实，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他，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疯了。

他在那里认识了真正的罪犯，学到了更系统的“方法论”。他确信自己是上帝选中的清道夫，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而第一步，就是把自家公寓改造成祭坛。

母亲知道他想干什么。她没有报警，没有劝阻。相反，她决定加入。

理由很简单：儿子太虚弱，又社恐，没办法自己去街上抓人。两人就形成分工：母亲负责诱捕，儿子负责宰杀。

九十年代的新库兹涅茨克，火车站和集市上，最不缺的就是流浪儿童、离家出走的少年、为生计奔波的年轻姑娘。

于是，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提着重物、慈眉善目的老奶奶，对着那些落单的孩子微笑：

“孩子，能帮奶奶把这些东西提上楼吗？奶奶家里有糖果。”

好心的孩子就这样跟着她，走进了皮奥涅罗夫街53号。

电梯门在九楼打开的那一刻，等待他们的，不是糖果，而是那个手里拿着刀、眼神空洞的年轻人。

把人带来后，柳德米拉会冷冷地看着受害者，转向儿子说：“她们是你的了。”

亚历山大处理受害者的方式，已经形成了一条流水线。

他的杀戮，远不止于杀人本身。他把受害者囚禁在卧室里，播放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一来掩盖惨叫声，二来他相信这种音乐能让他进入一种神圣的狂暴状态。

他累了，就让母亲帮忙看管受害者，帮忙清理，把处理不了的部分装进黑色垃圾袋，趁着夜色扔进河里。

那柜子里塞得满满当当的衣服——五颜六色的连衣裙、叠得整整齐齐的儿童牛仔裤、像小山一样堆起的鞋子——被柳德米拉清洗得一尘不染，像战利品一样码放得极为工整。

对亚历山大来说，这是他的“作品”，他画了很多素描，还记了日记。

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的国家病了，街上到处都是垃圾，那些女人、那些没人要的孩子，他们就是社会的毒瘤。我在清理他们，我在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在我的公寓里，我就是法律。”

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杀人犯。他认为自己是救世主。

从1995年底到1996年10月，新库兹涅茨克的街头，儿童和年轻女性的失踪报告越来越多。警方排查过舞厅、俱乐部、酒吧，设关卡拦截可疑车辆，甚至怀疑有器官贩卖团伙在活动。

但没有人怀疑过柳德米拉。此时她早已被学校开除，却在法院谋得一份助理工作，甚至偶尔在幼儿园兼职门卫。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甚至值得人同情——丈夫跑了，儿子脑子有问题，全靠她一个人撑着。

1996年夏天，天气越来越热，遗体腐烂得越来越快，亚历山大处理的速度跟不上杀戮的速度了。

他开始把一些软组织直接冲进马桶和下水道。

可是这栋楼太老了，管道严重老化，很快被彻底堵塞，最终爆裂，楼下的天花板便开始渗出暗红色的液体。

地狱的盖子就这么被揭开了。

警察破门而入的那天，亚历山大展现出了他真正的底色。

那个在女孩面前不可一世的国王，那个在日记里豪言壮语的清道夫，听到警察破门的声音时，甚至没敢看一眼那些还在受苦的受害者。他转身跑向阳台，顺着防火梯爬上了屋顶，消失在夜色中。

两天后，警方在公寓楼顶的阁楼找到了他。

他蜷缩在角落里，穿着脏兮兮的裤子，眼神慌乱，像只受惊的老鼠。手里紧紧攥着一块从家里带出来的生肉。

面对全副武装的特警，他甚至没敢做出任何反抗，乖乖地伸出双手，戴上了手铐。

1997年，对母子俩的审判开始了。

可是，由于亚历山大被鉴定为精神失常，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无法出庭受审，他因此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是被送往伏尔加格勒的一所高度戒备的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

儿子精神不正常，作为母亲的柳德米拉总是正常的吧？

可是在法庭上，柳德米拉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所有证词，哭诉着说：“我是一个可怜的老女人，我被我的儿子劫持了。如果我不帮他带人回来，他就会杀了我。我是受害者。”

即便公诉人拿出的证据，她仍然说自己无罪。

而邻居们出面证明说，柳德米拉在没有儿子在场的情况下，依然在市场上微笑着和孩子搭讪。

还有那一柜子五颜六色的女装和童装，几十件珠宝首饰——如果是被迫的，她为什么要细心清洗、放得整整齐齐、像战利品一样收藏？

她主动送肉汤的行为，也绝对不是一个被迫的人会做的事。那是主动的，甚至带着某种扭曲快感的参与。

最终，法庭只认定了4名受害者。亚历山大自己也只承认杀了19或20人。

据后续调查推测，受害者可能多达82人，但因证据缺失，法庭仅能认定其中4起。

因为肉汤已经被邻居们消化了。

因为大部分证据被冲进了下水道，或者被扔进了流经市区的阿巴河。

因为那个年代档案管理混乱，很多流浪儿失踪，根本没人报案。

82个被吞噬的名字，就这样永远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成了无名的冤魂。

最终，柳德米拉因犯有共谋杀人罪，被判处13年监禁。

听到判决时，旁听席上的受害者家属崩溃了，几十条人命，只换来13年刑期？

可是法官也无奈，这在俄罗斯当时的法律框架下，已经是对从犯的最顶格处罚。

13年刑期，分摊到每一条人命的身上，竟不足两个月。

而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亚历山大，只要医生认为他“痊愈”了，就可以放他出院，他自己也有权申请出院。

实际上，他已多次写信要求释放，理由是：回家照顾妈妈。但每一次，他的申请都被驳回。

精神科医生对他每半年一次的评估，结论都是一样的：极度危险，永不释放。

这大概是这起案件里，唯一让人觉得还算公正的事了。

这里要提一下亚历山大的姐姐。

她会偶尔回去看望母亲和弟弟，自然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甚至可能穿戴过那些死者留下的衣物和首饰。但出于亲情或者是恐惧，她选择沉默。最终，她因没有参与杀人的证据而未被起诉。

这起案件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不在于母子二人的残忍，而在于一个更深层的悖论：

法律为了保护“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者”，设计了一套精密的精神疾病豁免制度。但当这套制度被滥用时，它可能成为最残忍的凶手的护身符。

亚历山大有没有病？有。他的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妄想系统是完整的，他在日记里写下的那些话，也确实是一个精神障碍者的典型表达。

但问题是：他的“疯”是有选择性的。

他能精准地诱骗、囚禁、折磨受害者。他能与母亲进行复杂的分工协作。他能冷静地处理尸体，反侦察，甚至在审讯中对着镜头微笑。

一个“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这不是在否定精神鉴定的专业性。而是在追问：

当我们用“疾病”来解释一切暴力时，我们是不是也同时消解了“恶”的存在？当一个人能精确地执行一个复杂的犯罪计划，却因为一纸鉴定书而免于刑责，受害者的正义，又该由谁来伸张？

更令人愤怒的，是对母亲柳德米拉的判决。

她不仅未被胁迫，反而是主动的、清醒的、享受其中的。她清洗衣物、整理战利品、熬汤送人——这些行为需要的不是服从，而是认同。

她在法庭上的哭诉，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表演。

2008年，71岁的柳德米拉刑满释放。

她试图回到新库兹涅茨克的老房子，被愤怒的邻居们赶走。

据当地媒体报道，她此后行踪不明，有传闻说她在偏远的村庄孤独终老，也有传言说她早已去世。

通读这起案件，我最想说的一点是：普通人的恶。

柳德米拉是不是坏人？

要说她是坏人，她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要说她不是坏人，她干的那些事儿，又比杀人还让人恶心。

这种坏，比那种大奸大恶还可怕。

因为大奸大恶你还能防着点儿；而她的坏，就藏在表面的温和和善意里——那个笑眯眯的老太太，那碗热气腾腾的肉汤，那几句“我儿子有病，不好意思”。

你说你怎么防？你没法防。

那些最危险的陷阱，往往就披着“善意”的外衣。一个求助的老人，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一句“帮帮忙”——这些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温柔以待的东西，恰恰成了最锋利的刀。

我们能做的，大概也就是记住，记住这82个消失在西伯利亚寒风中的名字。

然后，下次遇到那种“太热心的好人”，希望你送ta去某地的陌生人，多观察一下，多留个心眼。

我不是让你冷漠，而是让你明白：善良不该是盲目的，施善前，一定先擦亮眼睛。

真正的善良，首先得学会保护自己。别让你的善意，成为恶意的入口。

案件来源

俄罗斯真理报

“Serial killer who cannibalised children during the 1990s sent to mental hospital”（2024年5月）
该报道详细记录了亚历山大·斯佩西夫采夫被法院送往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的最新进展，确认受害者至少34人，其中11名为未成年人，并提及奥尔加·加尔采娃的证词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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