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那年我二十六岁，是村里出名的“赤贫户”。那个冬天，大兴安岭余脉下的石头村被一场罕见的大雪封了山。那天下午我坐在漏风的土坯房里，守着半锅清可见底的稀粥，听着窗外北风像哨子一样尖叫。就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午后，村长带着几个年长的村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没膝深的雪，推开了我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他们脸上的表情怪异而凝重，像是带着施舍，又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村长拍了拍身上的落雪，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守义啊，你这日子不能再这么熬下去了。隔壁村的陈素娟，男人走了两年了，没孩子，是个干净利落的女人。村里商量过了，只要你点头，这亲事咱们给撮合。”

我愣住了，手里那只破了一个口的粗瓷碗险些掉在地上。陈素娟，我见过。那是方圆十里出了名的俏寡妇。

当时的我心想虽然是个寡妇，那也总比打光棍强呀，可是后来又想想我穷得连自个儿都快养不活了，哪来的彩礼娶人家？

“别担心彩礼的事，”村长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素娟说了，她不要一分钱，只要个能遮风挡雨的窝，和一个实诚待她的汉子。守义，这是你的造化，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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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墙上贴着的已经发黄的伟人像，再看看自己这间家徒四壁的破屋，心里五味杂陈。这种“捡来的婚姻”，与其说是喜事，不如说是一种卑微的凑合。但我终究还是点了点头，因为那种蚀骨的孤独和总是背后被人指指点点，早已磨平了我仅剩的一点自尊。

婚礼定在腊月初八。没有迎亲的车队，没有喧天的锣鼓，只有村长家借来的两床红被面和两盏贴着歪斜“囍”字的红蜡烛。村民们倒是挺热心，大家伙儿你凑一碗面，他掏一把枣，在我的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锅，热热闹闹地喝了一顿稀松平常的喜酒。

入夜，喧嚣渐散，冰冷的月光洒在雪地上，反射出一片惨白。我局促地站在新房门口，心跳得像擂鼓。那间屋子是结婚前几天才突击收拾出来的，屋里透着一股廉价纸烟的味道和淡淡的霉味。陈素娟坐在床沿上，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的红棉袄。在昏暗的烛火下，她的侧脸有一种让人心碎的静谧。

我挪动着僵硬的步子走进去，手心全是汗。1999年的那个新婚夜，没有我想象中的温存，只有一种近乎压抑的沉默。我坐在炕沿的另一头，低着头，不知道该把手往哪儿放。我总觉得，自己是在趁人之危，在利用她的困顿来填补我的荒凉。

“你……你饿吗？”我没话找话，声音颤抖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