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缔造经济奇迹却因大国梦导致伊朗亡国|伊拉克|伊朗|国民|巴列维|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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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伊朗制定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第一个国家综合发展计划，即第一个7年发展计划(1949-1956)，主要目标是改进农业、交通、通讯状况，扩大生产和出口总量。由于石油国有化运动期间伊朗经济的波动，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其目标。

随后，巴列维政权制订了第二个7年计划(1955-1962)，该计划前期阶段推进顺利，经济增长速度可观，但后期突遭挫折，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覆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三、第四、第五个发展计划中，伊朗像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随着这一战略的推行，伊朗经济显著增长，工业迅速扩张而农业则相对衰落，伊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阶级内部与阶级之间的分化剧烈，贫富悬殊日益增大。也就是说，在“白色革命”之后，伊朗经济与社会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白色革命”导致了伊朗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根本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迅速瓦解，乡村传统的经济模式随之衰落。“白色革命”中地权的转移，意味着农民普遍摆脱了对于租佃权的依赖和固着于土地的状态，进而形成了广阔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同时，在外地主被迫出售相当数量的土地之后，其投资方向由乡村和农业领域转向城市和工业领域，加之“白色革命”期间政府实施的相关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总量的增长、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

伊朗经济的增长，首先得益于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石油工业。

1959-1960年度，伊朗石油工业的产值大约是3.7亿美元，1968-1969年度达到11亿美元。此后扶摇直上，1972年24亿美元，1974年174亿美元，1975年估计达到200亿美元。政府用这些石油美元大量投资，推动经济飞速增长。

在1959/1960年度和1970/1971年度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8亿美元猛增到107亿美元，即增长181%，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此后经济发展势头更猛，1972/1973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8%，1973/1974年度增长47.3%，1974/1975年度增长70.7%，也就是说，这3个财政年度中，国民生产总值翻了3.7倍，这是难以想象的奇迹！

国民总收入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这3个财政年度中分别为20%、34%和42%。另据统计，1968-1978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6%~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60年的19美元增加到1977年的1930美元。

总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以1974年不变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60年的104亿美元增加到1977年的510亿美元，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389%。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增长，农业在伊朗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变化的转折点是“白色革命”。

在土地改革之前，伊朗是一个突出的农业社会，农业部门约占GDP总量的24.5%和劳动力总量的56%；而1977年，农业在GDP中的部门贡献缩小到9.7%，从业人员仅占劳动力总量的34%。农业生产因此大幅度缩减，1960年以前食物自给有余的伊朗，到1978年不得不进口70%以上的食物。这种状况在巴列维王朝两代君主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礼萨·汗是当年伊朗最大的地主，而巴列维则摇身一变为最大的资本家，国王、他的巴列维基金以及国王家族掌控着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其触角已远远超出伊朗。

与农业地位下降的趋势相反，工业的重要性则大幅上升。据伊朗官方统计，从1963年到1977年，10~49人的小型工厂由1502家增至7000家，50~500人的中型工厂由295家增至830家，500人以上的大型工厂由105家增至159家。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59/1960年度的27.5%上升为1971/1972年度的43.1%。1963-1977年可谓伊朗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现代工业的生产规模明显扩大，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急剧增长。

在第三个经济发展计划(1963-1967)期间，工业增长率年均达到12.7%，第四个发展计划(1968-1972年)期间达到15.2%，第五个发展计划(1973-1978年)的预定指标是20%，其完成情况超过预定数。

有学者认为，“1960年以后工业在伊朗的增长速度之快，几乎在历史上举世无双”。工业产值的增长也伴随着工业结构的更新。

巴列维曾预计到石油开采有一天会枯竭，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有意识地扶植新工业，调整工业结构。这样，较老的纺织、食品、建筑三个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73.6%降到1973年的64.9%，而化工、钢铁、机械、机动车等部门的比重则显著上升。

到1975年，伊朗已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包括电力、采矿、冶金、炼油、汽车、水泥、造纸、化工、机械、纺织、食品加工等部门，并开始向电子、原子能发电方面发展。到1978年，伊朗共有钢铁、机床、炼铝等较大企业6000家，合资企业200多家，工人总数达到350多万。

不仅国家收入的大部分被分配给工业，而且国家也积极推动私人的参与，主要是通过诸如低利率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方式提供慷慨的财政资助。在1973年批准的12亿美元贷款中，96700万美元给予了工业计划。1980年，在5288个工业单位中，409家或者说7%是国有的，3.4%是混合所有制，超过89%为私人所有。

银行产业中，私人资本也显著增加：1962年注入银行的资本中私人仅有157000美元，而1976年则增加到67200万美元。

当然，伊朗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外国投资的增长。1971年，经过外资吸引与保护中心进入伊朗的外资与贷款为30400万美元，1977年增为80400万美元。银行产业中的外资也有增加：从1970年微不足道的560万美元增长到1976年的4.2亿美元。

伊朗与西方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协定。据报道，1974年6月27日伊朗与法国签订了一项价值50亿美元的发展协定，其中规定法国提供伊朗5座1000兆瓦的核反应堆。

1975年3月4日，美国与伊朗签订一项价值15亿美元的经济协定。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伊朗的军事实力也令人瞩目。1954年，伊朗军费开支仅7800万美元，1974年增至36.8亿，3年之后，更达到94亿美元，占到同期政府预算的1/3、国民生产总值的9%以上。伊朗建立了当时海湾地区最强大的陆军，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雷达、中短程各式导弹、坦克和大炮；伊朗空军的现代化程度更是不可小觑，往往刚研制出来的美制飞机还没有装备美国空军，伊朗空军竟然已经有了。

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广泛需求，扩大了劳动力规模。

1966-1976年的10年间，全国就业人数由7115787人增加到8799420人，增长了23.7%，城市就业人口由260200人增加到4112636人，增长了58%。现代化带动伊朗人口数量迅速上升。伊朗20世纪70年代的年人口增长率约为2.3%，人口总数到1976年已超过3370万。这种高增长率反映在人口的相对年轻化，1976年，人口中间年龄为16.9岁，超过860万人或者说人口的55.3%低于20岁。

人口的增长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和大城市的成长。大量的乡村人口移入城市，从而导致城市人口的膨胀。50年代，居住在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分别占69%和31%。到1976年，城市人口已超过47%，20年里增长了50%。1978年，乡村人口降至48%，城市人口升至52%，城市人口共计1782万，其中约有半数是1963年以后来自乡村的移民及其后裔。

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大城市的数量增加了。1966年德黑兰是唯一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到1976年，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50万，而德黑兰人口则达到450万，其中超过33%的人出生在这座城市之外。城市数量急剧增多，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构成“白色革命”至伊斯兰革命之间伊朗社会的一幅突出景象。

同时，人口的教育状况也有大幅改善。1956年，10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是15%，到1976年，这一比例增加到47%，当年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识字率分别上升到65%和30%。在校学生数，由1966年的1054181人增长到1976年的7572822人。1966年，7岁以上人口中学生占9.4%，10年后，6岁以上人口中，学生约占28%。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巴列维政权所推行的某些现代化举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个阶层的社会地位亦有明显变迁。

70年代伊朗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石油红利。60年代以前，国际石油价格主要控制在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廉价石油是推动战后西方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打破西方的这种价格垄断，维护产油国的利益，协调各国石油政策，1960年9月，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主要产油国的代表召开巴格达会议，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1971年，OPEC成员国签署德黑兰协议，将每桶原油提价33美分。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主要阿拉伯产油国（包括沙特）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石油武器，展开国际政治斗争，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导致油价疯狂上涨几乎4倍。伊朗石油收入随之大增。

1972/1973年度伊朗石油收入仅为28亿美元，1973/1974年度升为46亿美元，1974/1975年度又上升为178亿美元，伊朗政府财政收入也由1973/1974年度的68亿美元，增加到1974/1975年度的206亿美元。

这给国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将伊朗建设成一个地区性的超级大国，一个工业化的经济强国。本来1973年初批准的第五个发展计划(1973.3-1978.3)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它预计5年内财政总收入为495亿美元，投资总额为365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11.4%，人均年收入达到850美元。现在，油价意想不到的暴涨使得这一计划显得似乎有些保守，毕竞就在1973年3月到1974年3月短短一年间，石油使得伊朗人均收入从501美元增长到821美元，几乎已经达到第五个发展计划的目标。

巴列维决心抓住机会，推动伊朗早日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1974年8月，巴列维亲自主持的最高决策会议修改了第五个发展计划的指标，将投资总额增加到690亿美元，年增长率改为25.9%。

他向自己的臣民描绘了一幅世纪末的宏伟蓝图：

早在1975年初，厄运即将来临的凶兆已经显现。缺乏熟练工人以及港口设施不足使得进口货物在港口堆积如山、腐烂变质。

在霍拉姆沙赫尔，1975年年中有200多艘船等待卸货，货船在进港前不得不等待160多天。1975年9-10月，有100多万吨的货物堆放在码头和港口周围。伊朗吸收能力的有限性凸显了基础设施的严重瓶颈。大量石油美元的突然注入使经济过热，诸如土地投机之类的非生产性活动无法遏制地膨胀，土地价格飞涨。

大不里士的工业地价由1971年每平方米5000里亚尔涨到1974年的45000里亚尔。同时，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生活费用1975年上涨9.9%，1976年上涨16.6%，1977年上涨25.1%。国王置这些警告于不顾，决心继续前行，没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为了继续这一自杀性政策，政府加大税收和求助于外国贷款，因为国王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经耗尽了国库。伊朗1974年20亿美元的国库盈余到1978年变为73亿美元的巨大赤字，对工薪阶层的征税从1975年的20.2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58.6亿美元。

国王试图用平民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于1975年宣布了两项新的“白色革命”措施：国有企业和私人公司吸收雇员和公众入股；稳定物价，反对投机倒把。为了抑制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率，胡韦达政府实施反牟取暴利法，在两周内逮捕了7750名商人，被罚款的商人约1万人，被查封的商店有600家。至1975年年底，行会法庭向商人罚款25万笔，惩罚了18万商人，从巴札赶走了23万个店主，监禁商人8000人。

结果适得其反。资本家如惊弓之鸟，纷纷将资金抽往国外；许多巴札商人因物价原因受惩处，但并未遏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这些措施激起了资本家与巴札商人的不满，造成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裂痕。

对经济的局部外科手术不足以实现国王的目标：经济仍然膨胀过热；政府赤字很高；通过强加的高工资和私有及公共扩张计划来重新分配石油收入的计划达不到预期目标，因为难以控制的高通张率和政府官僚机构无力执行这一计划。

1977年由于电力短缺，德黑兰的各个区域开始每天拉闸限电，有时长达6~7个小时，大部分工厂开工不足，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最不吉利的是从1977年开始的伊朗石油出口的急剧下滑，这对国家财政产生了震动。

西方国家的保护措施和世界范围的经济不景气减少了石油需求，伊朗的石油出口从1976年的19.27亿桶骤降到1978年的12.62亿桶。

1977年6月，国王解除胡韦达职务，任命阿穆泽加尔为首相。阿穆泽加尔实行紧缩计划，以改善国家与私营部门的关系。他许诺停止公共部门的扩张，取消价格控制，结束反暴利运动。为了应对日益下滑的石油收入，阿穆泽加尔增加税收，并开始调查以前的征税记录，处罚逃税者。由于在安抚私营业主的不满和工薪阶层的需要之间摇摆，阿穆泽加尔不仅未能改善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还加剧了公众对现政府的不满。

新紧缩计划的后果之一是降低了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国家支出下降额度，1977年为69亿美元，1978年为102亿美元。这样大规模的收缩带来了剧烈的经济后果，导致了国家经济活动的显著减少。

公共部门的总资产构成（按1977年价格计算）从1977年的122亿美元下降到1978年的76亿美元。对私营部门的贷款总量也减少了，工业贷款从1974年的4亿美元降到1977-1978年的17万美元。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坚实增长的工人住宅计划拨款从1977年的26560万美元降到1978年的23000万美元，国家廉价房预算支出从1977年的12600万美元降到1978年的9050万美元，这种减少正好发生在住房短缺和高房租已成为一个主要公共问题的时候。

紧缩政策在建筑工业内部造成了不景气，住房和建筑公共部门的总固定资产在1974-1978年下降了23%，建筑工业的年增长率从1972-1976年间的14.4%降到1977年只有3.2%。这导致成千上万建筑工人的失业。

到1977年，经济增长率已经明显下降。以不变价格计算，1972-1976年间年均增长率约为7%，1977年降到仅为1.7%。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从1972-1976年间的15.8%降到1977年的10.7%，批发和零售贸易年增长率从1975年的13.5%降到1976-1977年间的7%，固定资产年增长率从1974年的64.3%降到1976-1977年间的3.4%。

1973年油价暴涨之后伊朗的经济运行，形成了所谓的“戴维斯J曲线”，即一段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后突然下滑。国王徒然提高人民的预期值，承诺过多，而又未能兑现承诺。虽然大部分伊朗人都从石油繁荣中得到了好处，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收缩时期，大部分人的综合生活水平也比60年代高，但是繁荣时期人们的心理期望值极高，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缩就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加剧了许多群体的不满，尤其是那些依赖国家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