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说乐府》（外一种：读诗三札记），箫涤非著，商务印书馆2026年2月版。
内容简介
萧涤非先生是20世纪乐府文学研究大家。他深谙民间文学是文学史之源，文学史的主体是文学，故将民间乐府与文人乐府双线并叙，探源得要；更以乐府体裁样式之变化为纲，以作品、作家为目，进行网状推求。
该书收录他说乐府的代表作，以大观小，以小见大，内外取证，感会诗心。《读诗三札记》为萧涤非1929年听黄节先生授课所作札记，分讲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诗，详解诗学技法，细致而精微。两书合编，以彰显萧涤非治学方法的师承与发展。
目 录
乐府之界说与分类
论五言出于西汉民间乐府不始班固
论汉乐府之声调
两汉民间乐府
东汉文人乐府
魏乐府概论
论南朝新声乐府发达之原因
南朝前期之民间乐府——晋宋齐
南朝后期之文人乐府——梁陈
汉乐府大作家鲍照
论木兰诗
关于“乐府”
《东门行》并不存在“校勘”问题
——答王季思先生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一个疑难问题的管见
评《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
《胡笳十八拍》是董庭兰作的吗？
再谈《胡笳十八拍》
乐府的诙谐性
乐府填词与韦昭
说汉乐府《孤儿行》
即事名篇
从杜甫、白居易、元稹诗看《木兰诗》的时代
谈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
谈杜甫“三别”中的《新婚别》
谈杜甫的《垂老别》
附录 萧涤非先生的乐府研究（林继中）
读诗三札记
前记
读曹子建诗札记
读阮嗣宗诗札记
读谢康乐诗札记
乐府的诙谐性
乐府是一种受过音乐洗礼的诗歌。这里所谓乐府，是指的两汉的民间作品。所谓诙谐性，是指的在这种民间作品里面包含的滑稽趣味。这种诙谐，有时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信口开河，不近人情，不符合事理的荒唐言语。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
我提出这个题目的意思有两点：第一，在说明乐府和一般古诗的不同；第二，在说明欣赏或批评一篇乐府和欣赏或批评一篇古诗也应当是不同的。
关于乐府和古诗的分别，前人也曾意识到，并多所论及，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内容。
古诗主言情，而乐府主记功叙事。如《谈艺录》：“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师友诗传录》：“张历友云，乐府主记功，古诗主言情，亦微有别。张萧亭云，乐府之异于诗者，往往叙事。”这都是从内容方面来分别古诗与乐府的。
（二）形式。
古诗句法整齐，而乐府则长短不拘。如张历友云：“乐府间杂以三言四言以至九言，不专五七言也。”
（三）作风。
古诗贵和平纯雅，尚含蓄；而乐府则贵奇奥粗直，尚铺排。
如钟伯敬云：“苏李十九首与乐府微异，工拙浅深之外，别有其妙。乐府能著奇想，著奥词，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张萧亭云：“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劲绝。”
《乐府诗集》
沈德潜评《孤儿行》云：“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乐府中有此一种。”又评《陌上桑》：“铺陈浓至，与辛延年《羽林郎》一副笔墨，此乐府体别于古诗者在此。”
而胡应麟亦云：“诗与文判不相入，乐府乃时近之，《安世房中歌》多用实字，如慈、考、肃、雍之类，语之近文者也。《鼓吹曲》多用虚字，如者、哉、而、以之类，句之近文者也。《相和》诸曲，《雁门》、《折杨柳》篇，则纯是文句，去诗反远矣。”这都是从作风方面来作较别的。
（四）乐节。
乐府因系一种入乐的文字，故较古诗特具音节之美。如沈德潜《说诗晬语》：“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曲折处感人。”
前人所说的这些话，都各有他的见地和真实性。
当然，其中也有不专以民间作品为比较的对象的。不过我以为乐府和一般古诗最大的也是最微妙的不同之处，还不在上述几点，而在它的诙谐性。这是乐府所独有而古诗所绝无的。
现在且略举例说明：譬如天上的光景如何？神仙的状貌怎样？这在古诗里是找不到答案的，而乐府的作者却很诙谐而亲切地告诉我们说：“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长歌行》）一如亲见其人。“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陇西行》）一如躬历其地。
“天上”四句，亦见《步出夏门行》，全首是：“邪径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御，将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
《历代乐府选评》
陈祚明评云：“东父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计？乃言四五里，见极近。最荒唐语写若最真确，故佳。”这种荒唐可笑的趣味便正是古诗所缺少的。
又譬如死者不可复生，原是不易的道理，所以古诗十九首说：“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认定死人便是死人，但在乐府里，死人便不难在作者诙谐的一支笔下超生复活。
例如铙歌《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居然腐肉而作人语了。以极诙谐的笔调写极沉痛的情绪，故弥觉感人。
汉以后，《战城南》拟作甚多，但都不及这篇。原因恐怕就是由于缺乏这种诙谐性，所以都太平实，和古诗无异。
在乐府里，不但死者可以复活，枯鱼也能作书。如《枯鱼过河泣》那首：“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相教慎出入。”虽云涉想之奇，盖亦诙谐之至。桃李无言，花不解语，这也是常理，但在汉乐府中便都有了生命。
如《鸡鸣》：“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以无情的桃李，讥相忘的兄弟，故钟伯敬云：“说得桃李有意气，有恩情，一‘代’字尤可笑。”
又如宋子侯的《董娇娆》“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傍”一首，篇中人言花语，迭相问答，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寓言，但其中正含着浓厚的诙谐气息，为古诗所没有的。《词径》谓“牛鬼蛇神，诗中不忌，词则大忌”。
《萧涤非说乐府》
严格地说，牛鬼蛇神，诗中仍然是忌的，只有乐府，才真是百无禁忌，无奇不有。
说到天上如何？神仙怎样？本来死无对证，落得信口开河。死人复活，枯鱼作书，虽事所必无，而言之成理。最奇特的是有时在人事的描写方面也常常流露出这种诙谐、荒唐。往往与事实的真相不符。
汉乐府有名的一篇《陌上桑》便是一个好例，这篇前半借旁观者忘形来反衬秦罗敷的漂亮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在描写女性美的诗歌史上诚然可以说是极其别致，但也是非常诙谐的，令读者忍俊不禁。
不过这诙谐还是事理之所有的。至于下文叙述罗敷对那位太守夸说她的未婚夫：“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这却难以令人置信了。
罗敷的未婚夫是否真如所云，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步步高升，我们且不深究。
根据上文，我们知道罗敷还是一位“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的女郎，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一个漂亮年轻的罗敷却要嫁一个很可以作她父亲的四十以上的男子？像这样委曲求全还能说是“秦氏有好女”吗？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位四十以上堂堂二千石，却还是形单影只地等着讨一个还未及嫁龄的罗敷？……
很显然的，这叙述是子虚乌有，是信口开河，是不近人情，不合事理。但从诙谐一点看，却仍然是成功的文字。
因为作者必须如此夸诞，才能使罗敷扬眉吐气，压倒对方。罗敷越说越高，自然那“五马立踟蹰”的太守越听越扫兴，更用不着义正辞严的拒绝了。如果我们认为句句实在，那真成“痴人前说不得梦”。
《乐府诗词论薮》
类似《陌上桑》的还有辛延年的《羽林郎》，那是叙述一个豪家的奴才调戏当垆卖酒的胡姬的。作者似乎忘记了胡姬的身份，原是卖酒的女子，所以写胡姬的服饰时，未免过分夸张，说什么“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
把世上最宝贵的珠玉，一股脑儿望一个卖酒的女子头上堆去，比杜甫《丽人行》里的虢国夫人还要富丽，这自然也是不合事实。但如以诙谐的眼光观之，则此种描写，转觉荒诞有趣，并不足为病。作者不过借此极力鼓吹一下胡姬的美丽而已。我们不能看死！
为什么乐府很多这种诙谐的地方而古诗却没有呢？这是由于两方作者的不同。
即以古诗十九首而论，虽也是一些无名氏的作品，但我们从“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一类句子来看，不难推定它的作者是一些学士大夫，所以对于《诗经》《楚辞》都很精熟。他们写作的态度是严肃的、郑重的。凡是荒诞不经、违离事理的话，他们是不肯也不敢说的。
至于乐府，原是当时民间歌谣，所谓“赵代秦楚之讴”，作者虽没有渊博的学问，但有的是热情，有的是直觉，有的是天真和大胆。
《古诗十九首集释》
他们用不着依经傍史，他们尽可以信口开河。所以古诗十九首告诉我们：“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原是正理。而乐府却对我们说：“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长歌行》）“采取神药若木端，……服此药可得神仙。”（《董逃行》）“仙人王乔，奉药一丸。”（《善哉行》）俨如世间真有神药，服食真可成仙，前举《步出夏门行》，也是一例。
又如十九首里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两句，也是很正常的，但在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却幻变为“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四句了。是古诗抄袭乐府，还是乐府改用古诗，或者各不相关，我们都不必究诘，是一书札好，还是双鲤好，我们也不必轩轾。
至少，在两相对照之下，我们觉得它们的面目确有不同。这不同，便是诙谐性的有无。而其所以不同，则由于作者的各异，一是文人，一出民间。
现在我们要谈到第二点欣赏或批评的问题了。乐府既然和古诗确有不同，那末我们看一篇乐府和看一篇古诗也该是不同的。我们得另具只眼！
如果固执地拿一般衡量古诗的寻常道理、死板尺寸来斤斤计较，那就不免多所牴牾，甚至由误解而抹杀了乐府的妙处。
关于这层，我们可以举《孔雀东南飞》来作一说明。
《孔雀东南飞》，可以说是古今来异口同声、一致赞赏的一篇杰作，但也并非绝无人怀疑和指摘的。现在且提出两处有关的来讨论一下。
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
第一处，是叙述刘兰芝被遣回家和小姑告别的那段话：“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问题便在“新妇初来时”四句。因为上文曾有“共事三二年”的话，不满三年的工夫，一个扶床的小女孩便长大得像新娘一般，这本已荒唐得不近情理；同时，据宋刻《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又都没有“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两句，所以，丁福保《全汉诗》便说：各本有“小姑”二句，乃后人添入，宜据宋刻删去，删去这两句，固然可以避免时间方面的矛盾，但剩下“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这么两句，岂不是变得索然无味了吗？
夫来时而小姑已如己之长，此何待言？又何必言？不几成蛇足废话乎？
所以闻一多先生又说：“四句似后人所添，宋刻《玉台新咏》、《乐府诗集》但删去二、三两句，仍嫌语意突兀！”（《国文月刊》二十五期）
《闻一多全集》
现在就姑且假定这四句全系后人所增而全行删去，再来看看原诗上下文如何？我们只觉得语意更加突兀！因为这样一删，那么紧接着“泪落连珠子”的便是“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二句，而这二句都是劝勉和告诫的话，当依依惜别之时，不合开口便说。
个人臆见，以为这四句万不可少，且为原诗所有。
第一，上下语气，适相吻合。
按上文叙兰芝之言：“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下文亦有：“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
皆作今昔对照之追忆语气，与此四句，正是一副笔墨，一样文法。如无此四句，便欠贯串，便无情味。
第二，荒唐可笑，乐府多有。
作者不过借此四句写出一番抚今追昔之感而已。曰“始扶床”，不必定是扶床，曰“如我长”，也不必定如兰芝之长。虽未免言之过当，语近荒唐，但这荒唐反足使我们确信其为真实。
傅庚生先生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中曾说：“此处极力描写新妇小姑惜别情景，不可强计年时以论新妇小姑身肢之修短。”这见解也是对的。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所以，我认为这四句决非后人“妄增”，宋刻所缺二句，可能是无意的误夺，或者是由于不深知乐府这一特点而有意的妄删。
沈德潜《古诗源》云：“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复极温厚，风人之旨，固应尔耳。唐人（按即指顾况）作《弃妇篇》直用其语云‘忆我初来时（按《全唐诗》作“记得初嫁君”），小姑始扶床；今别小姑去（按《全唐诗》作“今日君弃妾”），小姑如我长。’下忽接二语云‘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轻薄无余味矣。故君子立言有则。”这话是很可信的。
《孔雀东南飞》遭人指摘的第二处，是兰芝回家后，太守要来迎亲，兰芝母亲叫她去做衣裳，作者描写兰芝做衣裳时的那几句：“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
对这几句，清人陆时雍曾大大地不以为然。他说：“府君订婚，阿母戒日，妇之为计，当有深裁：或密语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则慷慨激烈，指肤发以自将；不则纡郁悲思，遗饮食于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其亦何情作此也？”
他这番话，好像很有理，其实不然。改嫁虽非兰芝本愿，但自家既因为倔强，一口答应下来，那末当母亲命做衣裳的当儿，即使自家全没心情，也说不得不做！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如果以为写兰芝做衣过于迅速，似乎显得兰芝此时还在一心一意地做衣裳，那就又看左了。
我们知道，任何针黹出众的女子，也无论她怎样专心，都不可能朝成一裙而晚成一衫。可知，这只是虚摹，并非写实，根本不能兑现。
作者正是用一种诙谐的笔墨来反衬兰芝的无情无绪的，所以才这般神速，其实是随随便便，潦潦草草。傅庚生先生谓：“此处极言女红之纯熟，以明兰芝之秀外慧中，不可固执以询裙衫之是否能速成于朝暮也。”兰芝之秀外慧中，似不必待此时此事为之表彰，恐亦非诗意。
自魏晋以后，乐府不采歌谣，文人们的一些拟作乐府，和古诗已没有多少分别。
南北朝虽也有些民歌流传，但大都是简短的风情小调，只间或带点双关语的游戏，只有一篇《木兰诗》还保存这种作风。其中如写木兰买马云：“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事实决不会如此，然而却增加了诗的风味。
又如写木兰从军“旦辞黄河去，暮至黑水头”，事实上也决不可能。诸如此类，都是信口凑韵，虽远于事理，却自有其天然趣味。
至于后世诗人，我们只有在杜甫作品中还不时可以感触到这种奇趣。
萧涤非主编、张忠纲全书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如《送李校书》诗中赞美李舟说：“人间好妙年，不必须白晰。十五富文史，十八足宾客。十九授校书，二十声辉赫。”事实怕不会如此。这种信口开河，显然是从《陌上桑》学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往往寓沉痛于诙谐，如《兵车行》的结尾：“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明知没有鬼，偏说得活灵活现。
又如《寄高三十五》那首五律的后半：“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本是责怪高适久不来信，意思原甚感伤，却以诙谐的神气运用了两个烂熟的“雁足传书”和“烹鱼得书”的故事，寓感慨于荒唐，可谓得汉乐府之神髓。
可惜两汉民间乐府流传到现在的太少了。但就在这不多的篇章里，我们已不难窥见它的庐山真面。
《全汉乐府汇注集解》
作者简介
萧涤非（1906－1991），江西临川人，现代著名文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曾在山东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任教。长期从事乐府文学、杜甫诗歌、中国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著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研究》《乐府诗词论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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