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了宋教仁？一百年了，还在吵！唯一留下的孩子最终结局如何？|同盟会|宋教仁|赵秉钧|黄兴

1913年，宋教仁中枪倒地，奄奄一息。

临终前，他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

他至死都相信，那个可能下令杀他的人，还能用议会和选票来约束。

31岁，一个本来要当总理的人，死在了上海火车站。他死之后，中国第一次民主实验宣告失败，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血流成河。

有人说，他是民国史上最让人惋惜的人，没有之一。不是因为他是天才，不是因为他是英雄，而是因为——他本来可以，让这个国家不走那条最惨的路。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湖南人，和他那个没来得及实现的梦。

1882年，宋教仁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一个山沟沟里。他家本是书香门第，自小爱书成痴，却从不死记硬背。老辈人说他“不务章句”，整日琢磨些经世致用的学问，喜欢与人谈论天下大事，分析中西政治的得失。

说实话，年轻时的宋教仁，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为了推翻满清。但慢慢地，他开始琢磨一个问题：推翻之后呢？总不能为推翻而推翻吧？总得有个东西顶上去。那时他读了不少书，尤其是去了日本以后，在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浸淫数年，才算是把“宪政”这两个字真正琢磨透彻了。

在日本那几年，是他思想成型的关键时期。很多人以为宋教仁只是个搞组织的，其实他骨子里是个读书人，是个喜欢琢磨制度的人。他翻译了大量西方和日本的法律著作，潜心研究他们的宪法、议会制度、内阁运作。那时他曾对蔡元培说，革命不能光靠热情，得有一批真正懂政治的人，不然就算把满清推翻了，换上来的人说不定比他们还坏。这话后来被章太炎听去，还到处跟人说他有“相才”。

1905年，孙中山来到日本。宋教仁与他见了面，加入了同盟会。说实话，他与孙先生的理念从一开始就不太一样。孙中山更看重革命本身，觉得先把清朝推翻再说；而宋教仁总认为，革命只是手段，建立一套好的制度才是目的。这个分歧后来一直存在，甚至越来越明显。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宋教仁与黄兴赶到武昌时，革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各省纷纷独立，却谁也不服谁，黎元洪是被逼着当的都督，北洋那边袁世凯还虎视眈眈。宋教仁当时心急如焚——眼看革命就要成功，但若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规矩，这胜利转眼就会变成一场混战。

那时他干了一件自己颇为得意的事：起草了《鄂州临时约法》。这是他第一次将脑子里想了那么多年的东西落到纸面上。他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限制都督的权力，确立三权分立的框架。很多人不理解，说仗还没打完，你搞这些条条框框做什么？他说，仗总有一天会打完，打完了总得有个章程，总不能今天你说了算，明天他拳头大就他说了算吧？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那段时间，他像打了鸡血似的，整天琢磨宪法、琢磨政府组织法。他心里清楚，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就像刚落地的娃娃，能否活下来、能否长好，全看能否有一套好制度。

可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孙中山主张总统制，认为革命刚成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宋教仁却坚持内阁制。他向胡汉民等人解释得很明白：总统制下，总统若干得不好，你拿他没办法，除非造反；内阁制就不一样，内阁不行，国会可以换人，国家照样稳定。他这话是冲着谁说的？说实话，当时他心里最担心的就是袁世凯。这个人早晚要上台，到时候若他当了总统，权力还没人管得住，那还得了？

1912年3月，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了临时大总统。宋教仁知道拦不住，但他觉得可以把他圈在笼子里。那一年制定的《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这里面有他的功劳。有人说他对袁世凯妥协了，甚至有人说他是“亲袁派”。这话他不认。他与之打交道，是没办法的办法。但袁世凯若以为他会老老实实听他摆布，那是做梦。

那年夏天，宋教仁辞去了农林总长的职务，专心搞一件事：把同盟会改组成一个能打仗的政党。他联络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团体，在8月正式成立了国民党。

有人问他，为什么把“男女平等”从党纲里删了？为什么把“平均地权”改成“注意民生政策”？他说，这不是退步，是策略。要争取多数，就得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话。唐群英当时就急了，冲上台揪着他的头发扇耳光。他认了，搞政治有时候就得挨打。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宋教仁跑了半个中国，到处演讲。有人说他锋芒毕露，骂袁世凯政府“自掘坟墓”，扬言要搞“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他是说过这些话，但不是为了显摆。他是想让老百姓明白，什么叫宪政，什么叫责任内阁，什么叫政党政治。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在参众两院获得392席，比另外三个党加起来还多。看着选举结果，他觉得这条路走对了。

说实话，他也并非没听到风声。有人提醒他，有人想对他不利。他没太当回事。他跟人说：

——如今回想这句话，连他自己都觉得那时太天真了。

1913年3月20日晚上，宋教仁带着几个朋友在上海火车站准备上车。十点四十五分，刚走到检票口，就听见“砰”的一声，腰间一阵剧痛。他倒下去的时候还在想：是谁？是袁世凯的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在医院病床上，他躺了两天。疼是真的疼，但脑子一直清醒。他给于右任交代了三件事：一是他那些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是他老母亲，请他们帮忙照顾；三是他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别因为他死了就耽误了事。

他还让黄兴帮他拟了封电报给袁世凯。他知道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临死还要给袁世凯发电报。他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这话是真心的。他恨不恨杀他的人？当然恨。但他更怕自己这一死，把好不容易搭起来的宪政框架给毁了。他给袁世凯发电报，是想再提醒他一次：规矩比人重要，宪法比权力重要。

3月22日凌晨四点四十八分，宋教仁走了。那年他三十一岁。

后来，凶手武士英被抓了，主谋应桂馨也被抓了，搜出来的电报、信件一大堆，牵扯到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牵扯到总理赵秉钧，最后都指向袁世凯。章太炎为他写墓志铭，孙中山为他写挽联：

这话他爱听，却也不完全爱听。他爱听的是“为宪法流血”这五个字，说明他这一辈子没白活；他不爱听的是“第一人”——他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

他死后没几个月，二次革命就爆发了，紧接着是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军阀混战，你打我我打你，十几年没消停。国会解散了，约法废除了，内阁成了摆设，他辛辛苦苦搭起来的那个架子，哗啦啦全塌了。

袁世凯当了洪宪皇帝，没过足瘾就死了。赵秉钧也死了，应桂馨、武士英都死了，洪述祖后来被处决。死的死，逃的逃，当年的那些人，一个接一个退出历史舞台。他走的时候，他们以为他输了；如今回头看，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就是关于他究竟是谁杀的。袁世凯？赵秉钧？还是陈其美？这事儿争论了一百多年，至今尚无定论。

有人说搜出来的电报能证明是袁世凯、赵秉钧主使；有人说是洪述祖揣摩上意自作主张；还有人说是国民党内讧，陈其美下的手。说实话，他在医院那两天，自己也琢磨过。但后来他想明白了：谁动的手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何当时会有人觉得，杀了他比与他竞争更划算？为何那个政治生态，容不下一个只想靠选票、靠制度、靠和平手段争取权力的书生？

其实，宋教仁的性格，说好听是执着，说不好听就是轴。他这辈子就认一个理：搞政治得有规矩，搞革命得想好后路。有人劝他别太认真，说中国这地方不适合搞这套，老百姓不懂，军阀不认，外国人不帮忙。他不信这个邪。他说，规矩不是天生的，是人立的；宪政不是等来的，是争来的。

就算这一代人不成，下一代人呢？再下一代人呢？

他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出过桃源县。他母亲也是。他儿子振吕后来去了上海读书，又去了日本留学，最后在监察院做事，三十六岁就没了。他的女儿奇璋后来怎么样，不太清楚。这一脉，人丁不算兴旺，但他没什么遗憾。

他死后葬在上海闸北，那个地方后来叫宋园。墓碑上刻着“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是集孙中山的墨宝拼起来的。墓顶上有一只雄鹰，脚踩着蛇，展翅欲飞。这个设计他一定会喜欢——鹰是他，蛇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一百多年了，蛇还在不在，不好说；鹰还在飞，飞得不高，但没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