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秉权，1902年出生，浙江泰顺县包垟乡林岙村人。
童年时代的林秉权就显示出不凡的天资。他聪明伶俐，思想独特，志向不凡，对田地财产丝毫不感兴趣。他常常对妹妹林耀钗说：“田地全不足靠，只有求得真才实学，才有真正的前途和生活意义。”
12岁时，林秉权从罗阳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在温州期间，他参与声援五四爱国运动，深受五四精神熏陶，学习勤奋，思想活跃，是学生会的活动骨干。为寻求真知，林秉权读书刻苦，勤奋被朋友们熟知，友人在信中嘱咐他“远客他乡，尤珍重身体为要。万勿用功过度。”
在上海大学期间，他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与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同年，林秉权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泰顺籍的共产党员。
入党以后，他处处为革命利益着想。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救灾款，他倾其所有、节衣缩食，但终究是杯水车薪，满足不了革命活动需要。
有一段时间，他只好不断地向家中要钱，却又不敢将自己的心迹向家人吐露。要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管家的哥哥林复权的误解，以为他在上海十里洋场生活挥霍奢侈，心中不快，便写信给林秉权，劝他要节俭一些。
林秉权见信后怪哥哥吝啬，回信写道：“男儿立志出乡关，伟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他哥哥见了此四句诗，步其原韵，回他四句诗：“兄弟二人血脉关，遇事应宜思复还。立志纵非池中物，无奈经济重若山。”他已与其家庭隔阂很深。
1925年，孙中山逝世。林秉权写了挽联：“先生果先知先觉者，后学亦后起后继人。”又在自己影集扉页上题词：“今日之我，其生也为革命而生，其死也为革命而死。”
同年，五卅运动爆发，他从上海返回泰顺组织救国会，声援上海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泰顺的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种子。
1927年，林秉权受党组织委派，到武汉长江上游商民协会领导工作。他在武汉的报纸上多次发表自己的政见，引起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注意。汪精卫多次给林秉权写信，想拉拢他，可他毫无趋炎附势、求取荣华富贵之心。
汪精卫见林秉权与自己政见不合，又左右他不动，准备对他下毒手。所幸林秉权对武汉时局已有清醒的认识，且有所提防。这使他得以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安全脱身。
18日，他撤离武汉，经党组织安排，途经上海、海参崴，于当年11月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军事。1928年，转入苏联中山大学第四期学习。
面对大量先进的革命理论知识，他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在刚到苏联时寄回国的一封家信中，他写道：“北风卷地尘飞扬，征夫万里怀故乡。他日若得凌云志，横贯乾坤灭列强。”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报国志向。
翌年，他与同校的无锡籍低年段学生李小妹（原名武碧如）结婚。
在苏期间，林秉权学习认真、为人热情、表现突出，很受同学喜欢，并与当时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及其夫人克里沙诺娃建立了密切关系。
课余，克里沙诺娃常常与李小妹一起逛街。一次，李小妹和另外三位同志应邀到莫洛托夫家做客。莫洛托夫见李小妹英姿飒爽，喜欢绘画的他，拿起画笔，替李小妹画了全身水彩像，挂在他家中的墙壁上，留作纪念。
在当时的中山大学校园里，王明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搞宗派主义，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爱憎分明、正义感强的林秉权对此非常不满。
米夫、王明等见林秉权有才能，极力笼络，米夫两次亲自约他谈话，还派人做他妻子李小妹的工作，但林秉权铁骨铮铮、刚直不阿，非但没有加入他们，反而成为反对王明的积极分子。在同王明的斗争中，林秉权夫妇始终站在邓中夏、瞿秋白等人这一边。
于是王明等人处处为难、步步相逼，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抓辫子、扣帽子，无所不用其极。有一次，林秉权与一位留苏美籍学生说了几句英语。王明就向米夫汇报说他用“密语”谈话。
作为米夫、王明的眼中钉，在1928年至1929年中山大学的“清党”运动中，林秉权被开除党籍，下放到中山大学对面一家重工机器厂劳动。他的爱人李小妹也受到政治迫害。
后来，林秉权的政治待遇每况愈下，他便提出回国的要求。被拒绝后，他被王明派送到伊凡诺夫工厂去做苦力。其时，宗派主义和“左”的肃反政策纠缠在一起，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好多是非问题无法澄清。林秉权又是地主家庭出身，对他的斗争更加残酷。
1934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林秉权在给回国的妻子李小妹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写道：“我可能回不来了，但是（我的心）离你们越来越近了……”
这封信是在西伯利亚劳改地寄出的。从此以后，他便杳无音信。
1989年12月4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林秉权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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