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亨廷顿写了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出版后随即引起热议。这本书开启了冷战后对战争的重新定义，概括为：世界上的战争已经从民族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中走了出来，战争的重点已经变成了文明之间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说到底，就是三观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的战争。文明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主战场。而文明是以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为核心纽带的。他认为，文明的纽带比民族、意识形态和国家观念更加持久。文明世界交界地带的冲突，比如巴尔干、中东、南亚的国家和族群发生的摩擦，这种冲突更加难以妥协和调和。同一文明的国家之间更容易抱团，而跨文明之间，尤其是地缘上临近的国家，因宗教等不同，则更容易引起不可调和的冲突。
他的这一论述极其简明，也抓住了以文化、宗教、文明认同重新定义国际关系的主线，是极好的分析框架。他提醒人们：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已不是全部，文化认同、历史记忆、宗教同样能驱动历史。
那么我们用亨廷顿的这一整套理论框架来梳理一下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
我们先从欧洲谈起。欧洲古代的战争大都是贵族之间的战争，是贵族之间因为利益而引起的，打来打去。当然其中也伴随着文明的冲突，但在那时都不是主要部分，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当时因为国家的概念也比较淡漠，民族战争的概念也远还没有形成。民族主义的战争是从拿破仑时期开始形成的。在拿破仑四处征讨的过程中，各个民族之间慢慢形成了民族之间的认同，国家的概念逐渐明晰，民族战争才逐渐成了主流。
于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拿破仑的归拿破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明、宗教、民族认同在这一时期互相融合在一起，但以民族战争为主要矛盾。
到了苏联的十月革命之后，意识形态战争在当时又成了世界战争的主流。二战后许多民族国家逐步独立，各自站队。直到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战争演变成当时的主要战争形态。
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开始凸显起来。尤其是大家关注的中东阿拉伯地区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以色列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了中东的腹地，引起了中东的多轮冲击。很多人在解释这一冲突时仍然用经济的角度，比如石油、领地侵略等过时的名词来解释以色列和中东某些国家的冲突，其实根本没有抓住重点。重点其实就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包括文化认同，包括宗教信仰，也包括历史渊源。这才是他们冲突的根本。
只有看清了这一点，世界上所有的复杂性才能被理解。大多数情况可能是几种冲突类型交织在一起，并不是单一的一种因素，但这里面有个主次问题、轻重问题。
拜登时期还时不时拿意识形态来说事，特朗普则完全抛弃了意识形态的那一套叙事逻辑。他的整个叙事就是以文明的冲突为基架，其中还夹杂着民族国家的利益。比如他论述“美国再次伟大”，一切以美国的利益为最优，完全想舍弃之前所谓的盟友思维。美国优先战略，这都是以民族国家冲突为叙事逻辑的。你这样理解，就完全可以理解他在全球冲突中的各种表现。其实他和阿富汗、基地组织、南美冲突、中东冲突都贯彻了这一思路。
俄乌战争在本质上又是什么？有人说，这可不是文明的冲突，都是斯拉夫民族，文化、历史、宗教都是相通的，应该是民族战争吧。其实细究起来，更重要的仍然是文明的冲突。为什么这样说？这场冲突的起因，仍然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这是要加入另一种文明体系。当然其中也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历史上，乌克兰经受过俄罗斯非常严重的威胁和迫害，这是一个弱小国家面对一个庞大近邻的自然心理。所以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以民族国家冲突和文明的冲突相交织，而以文明冲突为主。
当然，文明的冲突解释框架也有过于简单、夸大对立、忽视利益与国家力量的缺点。但这一理论框架的洞察，还是有非常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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