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志愿军出生入死，为国牺牲，但有小部分骄兵悍将，桀骜难驯，也有少数钻营而另有所图。
有的志愿军干部指令自己的司机说：“你给我打！打死我负责。” 别人劝阻，他们态度傲慢地回答：“我是志愿军，你管不着。” 在东北阿城县卫生院，有个休养连连长李玉周，因医院不开具违规证明，竟开枪打死了院长。 ……
杜平中将，曾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志愿军党委扩大会的最后一天，中央军委来了通知，决定罗瑞卿、肖华两同志于9月22日在沈阳召开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工作会议，研究和布置志愿军内部清理工作和保卫工作，并要我赶去沈阳组织此次会议。
在此之前，彭总曾决定由我带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代表团回国观礼，因而接到军委通知后，彭总把我找去说：“瞧，你的任务又来了。这样吧，你把观礼代表团的组织工作交给其他同志去办，先去沈阳组织这次会议，会后带代表团去观礼。”
刚到总部不久的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一旁高声表示同意。甘副政委说话嗓门大，往往人未到声音已到。
1930年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一直做军队政治工作。人朝前是西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有他来加强志愿军政治工作，达到了我的心愿。入朝后，我从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升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后，虽然主持了5个大战役的政治工作，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随着全国各大军区的部队都要来朝鲜轮番参战，更感到责任重大，希望中央军委最好派总政一位副主任来主持志愿军的政治工作。
当我把这个想法私下向邓华同志说起时，他表示能理解我的心情，但劝我暂不要提出来，因为当时战争很激烈，环境很艰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邓华同志的赤诚相告，我很感激。但又觉得，我是为了工作，没有怕苦怕死的念头，心地是光明的。随着国内几个兵团的先后来到，我越发感到我的想法是正确的。1951年2月下旬，彭总回国，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朝鲜战争情况，陈述朝鲜战争不能速胜的原由，请示战略方针。临走前，彭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便把上述想法告诉了他，请他向中央反映。
确定我去沈阳主持志愿军保卫工作会议后，我便将保卫部长杨霖同志找来，同他一起分析了志愿军部队内部成分和保卫工作状况，具体研究确定了出席志愿军保卫工作会议的人选，除去军和军以上保卫部(科)长参加以外，为全面了解部队情况，又决定正在进行休整的兵团，各选派一名了解情况比较全面的师保卫科长和一名团保卫股长参加。正在执行作战任务或距离远的部队则不选派。
人员确定后，趁党委扩大会议尚未结束，我赶紧将此事布置了下去。我特别强调，此次保卫工作会议是纯洁志愿军部队内部组织，保证持久作战的必要措施，务必准时赶赴沈阳，不要误了开会。
去沈阳前，彭总同我讲了他对志愿军清理工作的想法。
他再三叮嘱：对志愿军内部的清理要慎重，要制定切实的政策，以教育为主。为适应战争环境，可考虑在全军展开一个评比运动，从战争考验中分辨出那些表现不好、出身来历不清的分子。审查面要小，先机关后连队，先干部后战士，切不可如国内部队一样大张旗鼓，而是和风细雨’，但又必须在全军普遍进行。彭总还说：“罗瑞卿、肖华两同志这方面有经验，到沈阳后可多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告别彭总，取道平壤，日夜兼程直奔沈阳。沿途见工兵战士和许多男女民工正在抢修桥梁和拓宽公路。因白天敌机逞狂，我多为夜间行走。这时，我后方运输已大为改观。每当夜幕笼罩，朝北大地便成了我们的自由天下，蜿蜒在原野和群山中的漫长公路上，成队成队的汽车，从四面八方汇聚，车灯时明时灭，整夜川流不息，蔚为壮观。夜间行车，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一个志愿军后方部队的防空哨，敌机来时，就向空中放一枪，一个岗哨放了枪，附近的岗哨跟着也放起来。这时，正在行走的汽车，听见枪声，马上就闭灯行驶，那条漫长的电光的巨流，一下子全部熄灭。敌机过后，哨子一响，那条电光的巨龙一下子又闪亮了。当我乘车行驶在这条被人们誉为“钢铁运输线”的交通线上时，感慨颇多。我们的后方运输战士为保障前线供应，付出了多少辛劳、多少血汗哪!在这条炸不烂、打不断的运输线上，又凝集了后勤战士多少聪明才智呀!
初入朝时，汽车安全行车1万公里就被誉为“万里号”，稀奇得很。不久，特等功臣尹继发在敌机的扫射轰炸下，不但出色完成了历次运输任务，而且最先创造了安全行车4万余公里的纪录；特等功臣张昭义又创造了安全行车5.2万公里的纪录；二等功臣刘静波又把安全行车的记录刷新到7.14万公里。不管敌机轰炸也罢，扫射也罢，我们千千万万像尹继发、吴守义、张昭义、卢耀文、杨从芳、刘静波这样的英雄司机，每次都英勇机智的战胜了敌机，及时把大批物资运送到前线去，直接支援着每次胜利的战斗。
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赞扬说：“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先后担负防空哨任务的部队有步兵第一四九师，志愿军后勤各分部的警卫团、警卫营，以及从1950年11月起陆续入朝的公安第十八师(1952年11月由公安第一师接替)。在长达2500公里的主要公路干线上，设置哨组1308个，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一项蔚然奇观。
在我防空能力薄弱的情况下，正是这些防空监视哨保证了夜间汽车运输的安全，使粮弹源源不断地运向前沿阵地，为持久作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我到沈阳时，罗瑞卿、肖华同志都还没到达。我们抓紧时间，做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
不久，罗、肖二同志到了沈阳。罗瑞卿同志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肖华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我同他们都很熟悉，特别是肖华同志，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第四野战军工作，所以更熟些。那天，我去机场接他们，一见面，肖华同志就关切地说：“老杜，你瘦了。要注意身体。”一句问候话，使人温暖，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向他掏心里话说：“一下子担负全志愿军的政治工作，起初确实吃不消，不知从何抓起。好在我有两靠，上靠彭总，下靠群众。现在情况熟悉了，心中有了底，比起初好多了。”
志愿军保卫工作会议于9月22日正式开始，先听取各兵团同志的情况汇报。当时，志愿军内部人员的情况是：由于解放战争后期成批的起义、投诚、俘虏及各种旧人员拥入部队，出国前又来不及进行清理，以致志愿军军内、党内确有不纯。经查，有国民党军营长任我师级干部司机者，机关中也隐藏了一些未暴露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出国以后叛变、投降、擅逃的大部是这些人。其中以第一八O师内部不纯最为严重。该师在第五次战役后期被围后，许多在四川混入该师的坏家伙乘机煽动部队投敌，在交换战俘时又阻挠我战俘回归祖国，起到了欺骗和破坏作用。
总部机关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四川省有一个越狱逃跑的罪犯，化名金耻，私自用萝卜刻了朝鲜人民军的图章，跑到我总部机关，谎称是朝鲜政府介绍来的。他说自己是朝鲜族，长期在中国，把朝鲜话丢了，因此，要求参加志愿军为国报仇。因有人民军介绍信，我们也就相信了他，并留在总部机关。起初，他装得很能干，很会笼络人心，也能吃苦，骗得领导信任，被提为政治协理员。他学会了开汽车，并私下准备了两支枪，伺机叛逃。为了不致使领导怀疑，他还在总部机关同一位女同志谈起了恋爱。正当他要逃跑之际，武汉军区有一个审讯过他的同志到朝鲜参观见学，来到了总部机关。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他，赶紧报告了志愿军领导，才把化名金耻的逃犯抓了起来。下面部队，类似的人物就更多。因此，会议认为进行一次清理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只要方法适当，也是可能进行的。
关于如何清理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安排，决定从1951年10月15日起，到1952年3月底的5个半月内，根据具体情况，抓紧战斗空隙，普遍进行一次清理工作。其目的是清除暗藏在部队内的反革命分子。清理的范围主要是那些尚未经过大的考验也没有经过审查的解放成分和新成分，政治面目不清或来历不明的分子。清理要注意方式，不必如国内一样大张旗鼓，号召有问题的人自觉坦白。正在火线上的作战部队暂时不要进行清理。
后来，志愿军内部的清理工作，就是按这次会议的决定办的，基本上达到了既纯洁组织、又不伤害自己同志的目的。当然，要真正做到这点也不容易。记得彭总身边有个工作人员，家庭成员被我公安机关镇压，本人历史不太清楚。为确保总部机关和彭总的安全，决定把他调回国内。我为此写了封信给彭总，说明调他回国的原因。不料送信的同志恰好把信交到了他本人手上。这件事使我非常不安。我担心那位要调回国的同志出事，担心彭总的安全，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为防意外，我赶紧安排这位同志启程回国了。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彭总时，他说，这样的人也不一定就有问题。
在从组织上纯洁内部的同时，又在全军着重在后方人员中进行了思想上和纪律上的整顿。这对坚持持久作战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还在6月间，东北军区政治部曾给志愿军政治部来电称：沈阳市因交通肇事日益严重，4月初至6月两个半月中即达139起，死伤市民100多人，其中军车肇事最多。而军车肇事最严重的几起，是由志愿军归国干部所带的汽车所犯。有一个志愿军的司机违犯了交通规则，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拳打交通员，并且声言公安局非整顿不可，要整掉公安局干部的脑袋。更有甚者，有的志愿军干部指令自己的司机说：“你给我打！打死我负责。”
在后方，志愿军伤病员违法乱纪的事情也时有所闻。北京中山公园反映，5月份，曾有归国志愿军伤员20余人，不购门票，强行人内，以木棍敲打笼中猴兔，又在园内大吵大闹，突然乱喊：“飞机来啦！”随即到处乱窜，别人劝阻，他们态度傲慢地回答：“我是志愿军，你管不着。”也是在北京，有一个志愿军的副团长和副营长，当李济深副主席等民主人士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慰问他们时，竟借转组织关系大闹医院，把办公室用具摔碎。
7月5日，河南省漯河中南第五医院第二所所长陈弘道上书党中央，陈述有的志愿军伤员无故打人，无人敢问。这个所被打跑了3个医生和1个伙夫，连请来帮伤员做饭的一个老百姓也被打，搞得大家都吃不上饭。有一个连长竟于一日之内叫了20多次医生，没有残废，非强迫医生给他残废证明不可。还有出院的伤员在车站内大闹大骂，在欢送的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在东北阿城县卫生院，有个休养连连长李玉周，因不够评残等级，卫生院没有给他开残废证明书，竟开枪打死了院长。(李犯经公审判处死刑)
这些问题虽然只发生在个别人与个别部队，而且大都及时作了处理，但它反映出我们部队中确实存在一种居功骄傲、目无法纪的思想情绪。
为了引起全军人员对这种居功骄傲、狂妄自大的思想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的重视和反对，在9月8日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我把部队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有时间、有地点、有单位、有姓名地一一作了汇报，要求各部队从制度、教育、纪律三方面进行一次严格整顿，而且要搞得很深刻，坚决把这股歪风扭过来。
我在沈阳主持志愿军保卫工作会议期间，东北军区后勤部正在沈阳召开志愿军伤病员代表大会。在东北地区几十个医院休养的志愿军伤病员都派有代表参加。东北军区对这次会议很重视。
当时，在伤病人员代表大会上，我首先从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讲起，讲了人民群众热爱、拥戴志愿军的许多感人事迹。接着话锋一转，狠狠批评了个别人干下的种种违法乱纪的事情，给志愿军脸上抹了黑。如此鲜明的对比，在志愿军后方伤病员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许多以功臣自居、违法乱纪的同志，都深刻认识和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提出了“前方是英雄，后方过得硬”的行动口号。
后来，听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原来表现不好的伤病员代表，回到各自医院后，纷纷向同院的休养员讲自己的感受和决心，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深深自责，对部分后进伤病员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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