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打来电话问“是不是你提的”，邻居阿姨见了我绕道走，连快递小哥都多看了我两眼。
绿本是法律文件，但好像一盖章，我就自动成了需要交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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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晴上个月离的婚。年薪一百万，前夫十二万。两人住同一套房三年，没一起吃过几顿饭。他说“回家像进酒店”，她说“说话像开例会”。
不是谁嫌谁穷，是连吵架都懒得吵了——因为早就没人在意对方饿不饿、累不累、要不要抱一下。

我问过几个熟人，男的挣得多，别人说“他扛得住”；女的挣得多，大家第一反应是“那男的多委屈”。
北大一份调研说，同样收入高，女生被说“冷血”的概率是男生的两倍多。没人问她为什么每天飞三个城市还坚持接孩子放学，只记得她离婚没哭。

陈默说，调解室里调解员看他穿旧衬衫，又看看苏晴拎着黑金包，叹了口气：“你太太条件这么好，真想清楚了？”
一句话，把法律上的平等，当场压成道德上的审讯。
苏晴后来退了五十万存款给前夫，不是法律要求，是怕再被说“算得太清”。

她妈那天打电话，没骂她，只问：“你饿不饿？我下面给你。”
挂了电话，苏晴在厨房站了十分钟。水开了，面没下。

上个月我陪她去民政局，她把离婚证塞进包里，顺手帮我扶了下快倒的共享单车。
她没说什么，我就也没说什么。

那天风大，她刘海被吹乱，但没伸手去理。

绿色封皮，烫金字，一页纸。
不是判决书，也不是认罪书。
就是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