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昌摆了酒席，没有大操大办，只是喊了最近的几门亲戚。三桌饭菜，不算丰盛，却也尽力了。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子，在人堆里招呼着，嘴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来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晓得这一天，王德昌心里头怕是比哪一天都难过。可他脸上不露，只是那笑，怎么瞧着都像硬贴上去的，薄薄一层，风一吹就要碎。
酒过三巡，人声渐渐稀了。王德昌把孙子从儿媳怀里接过来，小小一团，裹在碎花襁褓里，眼睛还没睁利索。他低头看了半晌，忽然开口说：“娃子，孩子满月了，我给起了个小名，叫小博。”顿了顿，又说：“孩子他妈看她自己的想法，她才二十六，想走咱也留不住，以后就盼着能多回来看看娃娃就行。”
这话是说给亲戚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话说完，他垂下眼睛，盯着怀里的孩子。王德昌的眼泪在心里已经流成了河，可他面上仍努力忍着，今天是孙子的满月酒，他不想因为自己，搞得大家都没了心情。
十个月前，儿子告诉他等着抱孙子的时候，王德昌高兴得逢人就说。他盼星星盼月亮，六十岁的人了，像个孩子似的，掰着指头算日子。他把门前的猪圈收拾了，怕有味儿熏着未来的孙儿，不仅把猪卖了，连圈门都用刷子蘸着碱水擦得干干净净。“孩子孕期闻不了刺激的味儿，这苍蝇也多，咱把院里院外都清理清理，就等着娃娃早点出生。”他跟邻居说这话的时候，眉眼都是活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王德昌日思夜盼着新生命到来，却不承想，这场日思夜盼的惊喜背后，藏着的是另一场告别的悲剧。那段时间，儿子一直咳嗽，脸色也不好，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慢慢吸干了似的，瘦了一圈。儿媳催着去医院，儿子起初还不当回事，说是老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后来实在扛不住了，才去查。这一查，直接揭开了一个家庭的悲剧——肺癌，终末期。
王德昌的天塌了。他想不明白，儿子才三十出头，不抽烟不喝酒，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怎么会得上这种绝症。他甚至来不及愤怒，来不及追问，就被推进了另一场更深的绝望——医生说，已经没有手术的机会了。
“拼了命也不能留遗憾！”王德昌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把能借的都借了，把儿子送进了医院。医生明里暗里示意过他，说这个病到这个程度，花再多钱也是人财两空。可哪个父亲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呢？哪怕只有一口气在，他也要赌一把。万一呢？万一有奇迹呢？住院两个月，钱流水一样花出去，儿子的病情却没有因此好转。化疗把人折磨得不成样子，头发掉光了，整个人像一盏快要燃尽的灯，只剩一口气在顶着。
到最后，医生找他谈话，话没有说透，但意思很清楚了。王德昌沉默了很久，把儿子拉回了家。
回来的那天晚上，儿子躺在床榻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抓着王德昌的衣袖，嘴唇动了半天，才收成一句断断续续的话。“爹，娃娃……让娃娃生下来，你替我把他养大，他……替我给……你养老。”王德昌使劲地点着头，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儿子的手臂上。没过多久，儿子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那是十个月前的事。
儿子走的时候，小博已经在妈妈肚子里待了六个月。小小的他，蜷在子宫里，大概只有拳头般大小。他还没见过这个世界，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世上最痛的痛。王德昌那几天像是被抽走了魂儿，坐在院子里发呆，一坐就是一整天。可儿子的嘱托在耳边一遍一遍地敲，敲得他坐不住。他知道，有些话再难开口，也得说。他鼓起勇气，找了儿媳。老人家站在儿媳面前，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妮儿，爹求你了，你这段时间就在家住下吧，等娃娃生下来再做打算，好不好。”
儿媳哭了很久。她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对王德昌意味着什么。如果她打掉这个孩子，或者带着肚子改嫁，那就等于要了这个老人的命。她点了头，答应了王德昌的恳求。
小博出生那天，王德昌在产房外面站了整整一个上午。听到孩子哭的那一声，他的腿软了一下，扶着墙才没倒下去。悲喜交加的情绪让他异常冷静，甚至有些麻木。他抱着新生儿，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是儿子的血脉，是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点念想，可儿子再也看不见了。
满月酒办完，宾客散去，家里又恢复了寂静。那种寂静，像一盆冷水，把人从短暂的喧闹里猛地拽回来。第二天，儿媳怯怯地来到王德昌的耳房，站在门口，欲言又止。“爹，我……”她还没说完，王德昌就开了口：“放心吧，孩子有我呢。”他知道儿媳为难，二十六岁，人生还长，不能把人绑在这个家里守一辈子。两个人很默契地谈完了这次对话，没有争吵，没有眼泪，平静得像是在商量一件寻常的家务事。
那次之后，儿媳走了。王德昌成了孙子的第一监护人。
嫩嫩的小博，连肚脐上的结痂还没掉，身边就没有了爸爸妈妈。从那天起，家里就剩下爷俩个了。小博小时候还算好带，吃了睡，睡了吃，不怎么闹人。王德昌笨手笨脚地学着喂奶粉、换尿布、半夜起来哄睡。他的手指粗得像树皮，捏着小小的奶瓶，小心翼翼的，生怕弄疼了孩子。夜里孩子一哭，他就条件反射似的从床上弹起来，光着脚跑过去。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庄稼汉，硬是这样一点一点把小博拉扯大了。
可小博越大，日子越难。
孩子的吃穿用度越来越多，上了小学之后，学费、书本费、校服费，一笔一笔都是开销。王德昌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不如从前了。他一面要打零工挣钱，一面要照顾孙子，不敢走远，只能在村子周边找活干。建筑工地搬砖、农场摘果子、帮人收庄稼，什么都干。到了放学的时间，不管手里在干什么，他都要撂下，骑着那辆叮当响的自行车去接小博。
小博今年上小学了。村子里总有人逗他：“小博，你妈呢？”小博就照着爷爷教的说：“我妈在外国打工。”这是王德昌教他说的。可小博其实心里清楚，妈妈从来没来过电话，也没寄过什么东西，更没回来过。他从记事起，身边就只有爷爷一个人。有时候放学，看见别的同学有爸爸妈妈来接，他就低着头，假装在看路边的蚂蚁。
王德昌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他总觉得胸闷气短，头顶见不得风，一年四季都戴着一顶帽子。咳嗽厉害了，就去村卫生所开点药，几块钱的止咳片，对付着吃。他不敢去医院查，不是不想查，是查不起。万一查出点什么来，怎么办？小博怎么办？
“庄稼人，不查就没病。”他跟邻居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全是苦涩。“真查出来咋整，下辈人还过不？”话刚说完，他的眼睛就湿润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了“下辈人”——那个本该替他撑起这个家的人，已经不在了。
有一天，小博放学回来，忽然问他：“爷爷，我爸长什么样？”
王德昌一下子就愣了。他半天没说话，转身进了屋子，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从柜子底下翻出一张照片。那是儿子结婚时拍的，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西装，笑得腼腆而幸福。旁边是穿着儿媳，眉眼弯弯的。
“旁边这个是妈妈吗？”小博指着照片问。
“是，这是你爸你妈结婚时候拍的。”
小博把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很久，忽然冒出一句：“要是爸爸妈妈还在就好了，他们肯定会买个汽车，这样爷爷就不用骑车送我去学校了。”
王德昌没说话。这句话像一根针，细细地扎在心上。他感觉心里好像欠了孙子点什么，欠了一个完整的家，欠了父母的爱，欠了别的孩子都有而他给不了的东西。他咬了咬牙，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拼上这把老骨头，把小博顺利养大成人。
可已经六旬的他，这一路的艰难，又谈何容易。
院子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还靠在墙根，车铃早就锈死了，骑起来吱呀吱呀响。每天清晨，王德昌都会推着它出门，后座上坐着小博，书包背在爷爷胸前。两个人一老一小，迎着风，往学校的方向去。风吹起王德昌帽子下露出的白发，小博在后面搂着他的腰，爷孙俩谁都不说话。
路很长，也很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