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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理解伊朗战事的关键，在“特朗普主义”

美以对伊战争已进入第四周，战火的影响正迅速超出中东范畴。无论是能源安全，还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都在经历深刻冲击。

对奉行“现实主义”与“以实力求和平”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对外军事干预的借口各有不同——对委内瑞拉打着“打击贩毒集团”的旗号，对伊朗则以“屠戮人民”的罪行相称。特朗普政府究竟想从这些军事干预中获得什么？其行为背后的逻辑又由何种动力驱动？此外，这场战争究竟是国际秩序走向崩塌的必然产物？它是否会显现出日益持久且深刻的文明对抗？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对伊朗“各类发电厂”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教授认为，目前关于伊朗战争的几种归因和解释，如能源之争、美国被以色列“绑架”、维持霸权、文明冲突论等，均较为偏颇。尽管这场战争依然表现出一些特殊性，尤其是能源与宗教、世俗利益与宗教利益等因素的交织，但仍是一场综合性战争。

而理解伊朗战争的关键，还是要回到战争发起人特朗普及其“特朗普主义”。在郑教授看来，我们可以用“3+3+3”框架对“特朗普主义”加以把握。

首先是特朗普的“三个背景”，即移民后代身份、商人出身与宗教情怀，共同塑造了其民粹动员能力、果断决策风格，以及超越世俗意义、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行为逻辑。

其次是特朗普的“三个代表”，在国内政治上，特朗普主义同时代表硅谷高科技资本、美国最保守的传统文化以及劳工阶层的利益。

最后是特朗普的“三个追求”，即在国际层面对地缘政治空间、西方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的追求。在地缘政治上，特朗普主义固守并整顿西半球，推行“离岸平衡”，借助以色列、日本、英国等地区支点维持影响力；在文化层面，特朗普主义强调西方传统文化认同；在经济层面，则将亚太视为未来全球经济重心，因此美国对亚太的战略投入和压力只会持续上升。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若探寻比特朗普个人因素更深层的战争起因，则是国际秩序本身的崩塌，包括全球经济失衡，以及联合国体系和战后国际机制约束力的持续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也失去了原有平衡：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而其治理体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却难以适配。当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时，最终就可能演变为战争。

彭博：伊朗乱局引发中国学界辩论“不干预”原则边界

3月16日，彭博社围绕伊朗冲突背景下中国对世界秩序重塑的考量发布长篇分析文章。文章引述了多位中国知名外交学者的观点，分析了伊朗战争发生后，中国学界及官方智囊对当前的外交行动和战略选择的不同取向。文章长篇引述了郑永年教授此前在国内社交媒体的观点，认为应对北京传统的不干涉内政政策进行“紧急”重新评估。

彭博社在报道中称，政府顾问、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郑永年呼吁对北京传统的不干涉内政政策进行“紧急”重新评估。中国决策者称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的“黄金法则”。

郑永年在本月初发表于微信的问答中表示，虽然中国永远不应该推动政权更迭或煽动“颜色革命”，但当其海外利益受到侵犯时，中国需要采取“积极干预”的战略。

他举了巴拿马运河的例子，特朗普政府施压导致一家香港企业集团失去了对两个战略港口的控制权。郑永年表示：“当然，像美国那种‘霸权式’‘强盗式’的干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是我们必须避免的。但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能总是刻板地强调‘绝对不干预’。”

他没有详细说明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其他学者则认为，随着北京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北京应该更加习惯于展示其军事实力。

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其“开源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也向世界传递出中国与各国携手发展的坚定决心。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通过开放实现自身发展、又何以造福世界，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近日，《人民日报》全版刊发郑永年教授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正在于其“开源性”。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18日第17版）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开源”（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就在于其“开源性”。不同于西方在向世界输出现代化模式时，将其经验固化为一套系统的意识形态、导致“开源”变“闭源”的做法，中国不将现代化视为单一固定模式，不输出、不强加自身模式，而是为世界提供可参照、可适配的发展经验，这成为推动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现代化范式。

同时，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而言，它兼顾了物质、制度与人三个层面的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协调，也有迄今为止对现代化最高标准、最完整的定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富而不公”“先污染后治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顾此失彼”“殖民与帝国主义式”现代化的超越。

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开放是“开源”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推进发展的，形成了“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创新落实改革；以开放联通世界，以创新开拓未来”的独特模型。可以说，在全球所有国家中，中国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这也证明了中国“开源式”现代化对于世界的积极影响。

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具有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单边开放的显著特征。制度型开放聚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国际接轨；单边开放则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作出的主动选择，不附加对等条件。区别于一些西方国家动辄“撤梯子”的做法，中国乐于“递梯子”，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这种单边开放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可以预见，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源”，将为更多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提供启发，不同国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将形成百花齐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郑永年：目前产学研一体化的短板，既在“不足”，也在“过度”

日前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具体抓手层面，《纲要》共安排了28项直接聚焦于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工程。

在此基础上，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需要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更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那么，在“产学研一体化”层面，我们需要做哪些体制机制上的改变？

3月26日，科研人员通过微米级脑机接口混合现实，精准呈现脑机接口与大鼠大脑主要血管和脑组织的空间位置关系。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十五五”规划中围绕新质生产力提出的28项重大工程，本质上正是“新三驾马车”的产物。所谓“新三驾马车”，即三个要素：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应用技术转化能力，以及充分的金融支持。

最大的难点仍在于落实，尤其在于如何把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金融强国真正整合为一个有机体系。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国家实验室之间彼此不够开放的问题依然存在，“帽子人才”现象也仍较突出。与此同时，中国虽早已是论文大国，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的论文并不多。再加上基础科研人才与工程应用人才的评估体系、科研基金分配方式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要真正破解这些障碍，仍有赖于大量体制机制改革的持续推进。

在“产学研一体化”问题上，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既存在基础科研与应用转化脱节的问题，也存在某些领域走得过度的问题。一方面，不少大学和科研机构仍然偏“发表导向”而非“问题导向”，与社会经济需求脱节，导致基础科研转化率很低；另一方面，本应侧重基础研究的科学院系统，有时又被要求去做应用转化，让科学家同时承担基础科研、技术转化甚至筹资等任务，这既困难也不合理。

他建议，一方面国家要养一批科学家专攻基础科研；另一方面，应用技术要实打实地转化，不能光为了写论文。同时，国内大厂也应学习美国企业的做法，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展基础性研究。

郑永年：要大力改革金融体制，真正培育起耐心资本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科创投资本身具有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的典型特征，当前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尤其是聚焦于“硬科技”领域的科创投资，仍旧面临长期资金短缺、募资难度大等突出问题。如何培育能够有效承受风险、具备长期视角的“长钱”与“耐心资本”？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前真正缺少的不是资本本身，而是“耐心资本”。所谓“耐心资本”，一是“长期”；二是必须可以“冒风险”。

他认为，中国需要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一方面，可以考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来支持科研。需完善税收等免税体系，以鼓励私人捐助大学的基础科研。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起一套支撑耐心资本的容错制度和考核体系。目前地方政府产投、创投基金因受制于干部任期与风投长周期间的不匹配、加之干部任期内需面对严格审计的体制机制约束，而普遍不敢投资高风险项目。

同时，郑永年教授强调，还要反对“坏金融”，提倡“好金融”。需要把资金真正投向支撑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创新的风险资本。二战以后美国风投发展的一个经验就是把中产阶层以上的过剩资本聚集以作为风险资本。中国需结合中国国情，思考如何把当前居民和企业大量沉淀的存款，在房地产高歌猛进时代过去之后，逐步转化为风险投资。

郑永年：人类今天需要的是一场面向技术本身的“新启蒙运动”

近来，开源AI智能体OpenClaw凭借可在个人设备上本地部署、能自主完成各类指令的核心亮点，掀起了“养龙虾”热潮。除了AI权力、合规边界外，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即不同行业在AI“生产力革命”前的暴露程度。

郑永年教授此前曾就该议题发表看法。在其看来，人工智能触及的是人的智力领域，甚至可能生成另一种形式的理性。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保持审慎态度，格外小心其发展方向及潜在影响。

3月11日，百度科技园K1门前数十名工程师一对一为近千名用户提供云端OpenClaw免费安装服务。图源：路透社

郑永年教授认为，现代化不仅是技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归根结底还要落实到“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人们如何看待技术，以及能否建立起与新生产力相适配的制度体系。

他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有根本区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开始触及人的智力活动，甚至可能取代受过教育人群的脑力工作，具有更强的颠覆性。此外，人工智能不仅是一项技术，还在重塑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甚至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心理形态，因此绝不能盲目接受。应像对待核能一样对待人工智能：凡是能够增进人类福利的部分，应尽量发展；凡是可能损害人类福利的部分，则必须防范。

郑永年教授同时强调，未来更重要的是重塑人文精神。当前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讨论，往往过于集中于应用层面，却忽视了其更深层的影响。人类今天需要的是一场面向技术本身的“新启蒙运动”，重新思考技术发展的目的，重新回答“什么是人”这一根本问题，并始终坚持由人来主导技术，而不是反过来沦为“机器的奴隶”。

郑永年：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必须基于技术进步之上

日前全国两会，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

近日，由郑永年教授主编，王一鸣、蔡昉、黄益平、刘尚希、陆铭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领衔创作的新书《下一个五年：中国的战略选择与行动方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郑永年在接受浙江人民出版社采访时指出，“十五五”是通往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一跃。这“一跃”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判断与行动。

郑永年教授谈新书《下一个五年》。图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郑永年教授通过《下一个五年：中国的战略选择与行动方案》这本书，试图多角度、多视角地探讨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未来。在他看来，一个经济体从低度发展到中等收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人口红利、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加之发展滞后的时候对环保的要求也不高，又有西方很多成熟的技术供我们扩散和应用；但是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必须基于技术进步之上，其核心就是技术进步。

郑永年教授认为，我们国家现在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一定要实现居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近年来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把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放在一起论述，这个方向是对的。宏观层面的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微观层面的落地，这需要从多学科、多视角来透视和分析，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